本书以史话为写作体裁，全面反映了浙江地方戏曲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状况，并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敬献给广大读者。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引 言

一 先秦溯渊源 良渚出巫傩

二 汉唐尚歌舞 浙东“弄参军”

三 宋人好杂剧 勾栏遍临安

四 戏文出温州 宣和巳滥觞

五 金元杂剧兴 杭州为中心

六 南戏趋鼎盛 荆刘拜杀琵

七 明代兴传奇 绕梁四声腔

八 杂剧存余势 奇绝《四声猿》

九 剧论起异军 越中有其派

十 清代有李渔 传世《十种曲》

十一 钱塘出洪升 争唱《长生殿》

十二 民国地方戏 越剧称盟主

十三 海宁王国维 曲史建奇勋

十四 建国戏曲盛 改革唤新篇

           二 汉唐尚歌舞

            浙东“弄参军”

汉唐仍未有真正的戏曲，然而离此不远了。

王国维给“戏曲”所下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考原》)，为学术界所公认，足见歌舞对于戏曲之重要。浙江的歌舞见诸记载者始于夏代。夏禹之妻、涂山之女在会稽(今绍兴市)涂山之阳所唱的“候人兮猗”曲，被后人称为“南音”之始。①“南音”至周代仍在浙江流行，“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据汉刘向《说苑．善说》载，公元前五世纪，楚人鄂君子皙泛舟越地，听见“越人拥楫而歌”，歌词为越语。不可解，经译为楚语，乃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周代浙江还出现两位著名的歌女，据晋王嘉《拾遗记》卷二载，周昭王时，东瓯(今温州)献二歌女进宫，一名延娟，一名延娱，皆“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

自汉代至唐代，浙江歌舞、百戏大兴。海宁出土的汉墓画像砖，有舞人众多、舞姿优美、舞乐并举的百戏图。其中抚琴的女俑，面带微笑。栩栩如生。②

兰溪出土的汉王母镜画面上，西王母与东王公相对正襟危坐，两旁侍者翩翩起舞，其中一人双臂披羽，单腿跪地，身体前倾，展翅而舞，舞姿舒展潇洒，类似百戏中的拟兽舞；另一人胸前抱长鼓，在舞羽者对面单腿跪地，似在伴奏。浦江出土的汉代神人车马画像镜亦与此相类。①鄞县出土的汉谷仓上有“拿顶”的舞蹈造型。①“拿顶”俗称“倒立人”，又称“空顶”，后成为戏曲的基本功之一。毯子功中，“虎跳”、“踺子”、“前桥”等均用到它，旧时在京剧武旦戏中经常表演。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已出现带故事性的百戏“角抵戏”。“角抵”原是一种武术比赛，摔跤、相扑之类，至汉代即成为拟态扮演的百戏节目。最著名的是《东海黄公》，汉张衡《西京赋》最早著录这个节目说：“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作了更详细的记载：“有东海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未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可知其基本情节是，东海人黄公年轻时颇有法术，曾以赤刀、咒语制伏过白虎；及老，东海又出白虎，黄公前往制伏，终因法术失灵反为虎所吞。作者借此讽刺“挟邪作蛊”者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出以发生在东海一带的故事为题材的角抵戏，最早虽然为三秦(今陕西中部)人所编，但很快就在江浙一带盛演，并被汉帝调入京都上林苑平乐观前展演，从而轰动全国。三国吴人薛综注《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句说：“祝，音咒。东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厌虎者，号黄公，又于观前为之。”可知此戏在进上林苑演出之前已在吴越一带民间搬演，并吸收当地越人的“巫步”和咒语。此戏至东汉、三国时期仍在浙江海宁一带盛演不衰，海宁出土的东汉至三国墓葬画像石至今尚保存着清晰的《东海黄公》演出图。浙江永康醒感戏《白虎殇》的故事情节与《东海黄公》如出一辙，据醒感班老艺人池卢章、桂庭口述，此剧演“昔日有一老叟，鹤发童颜，身佩赤金宝刀，法力无穷，能腾云驾雾，善于擒虎，但晚年气微力衰，而当地有白虎作歹伤人，老叟仍以宝刀镇之，终因法力失灵，丧身虎口”。①此剧或当就是昔日《东海黄公》的遗响。《东海黄公》由于具备了戏剧艺术的多种要素，诸如戏剧性冲突《“黄公厌虎”》、戏剧台词《“咒语”》、戏装《“绛缯束发”》、化妆《“衰老羸惫”》、砌末道具《“赤金刀”》等，故赢得戏曲史家们的高度评价。周贻白认为，假令戏剧的必备条件，必须是从故事内容出发，然后构成剧本，再通过演员们所扮人物的艺术形象而表演出来，这才可以称为戏剧的话，那么，“《东海黄公》这项角抵戏，便应当成为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①董每戡则称它是“戏剧的雏型”，并把它和戏曲舞台常演的《武松打虎》相提并论：“一是武松打死了猛虎，一是黄公被猛虎咬死”“且就故事情节而语，后者比前者还要丰富些”。

三国时浙江属吴，由于南北文化的交融，浙江的歌舞及歌舞戏品种繁多。1973年海宁长安镇原觉王寺出土的东汉至三国时期墓葬画象石，记录了一大批舞蹈形象，诸如“稗舞”、“长绸舞”、“跳丸”、“七盘舞”、“盾牌舞”、“剑舞”、“执翟摇扇舞”等等，或独舞，或双人舞，或三人舞，或群舞，形式多变，风格各异。其中的角抵戏(东海黄公)最引入注目：“绛缯束发”的黄公，挥动赤刀，口中念念有词，跨大步前去迎战正在呼啸着腾空正面扑来的白虎，令人动魄惊心，形象逼真地再现了这出古剧的昔日舞台风貌。(见彩图)

两晋南北朝之时，因北方战乱，中原大批望族纷纷南迁，许多人定居浙东。其中如谢安、谢灵运、孙绰、王羲之等辈，祟尚音乐、歌舞，蔚然成风。民间歌舞亦受其影响而蓬勃发展，如浙江德清县前溪村，竟成为全国闻名的习乐处和歌舞之乡，全村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有“舞出前溪”之称。该村自村人西晋车骑将军沈玩作《前溪歌》以来，历梁、陈直至唐代，前溪歌舞盛行不断，陈刘删诗曰：“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颗诗曰：“舞爱《前溪》妙，歌怜《子夜》长。”①“舞出前溪”，终于驰名天下。

唐代因国泰民安。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浙江的音乐、歌舞、百戏均获得迅猛发展和长足进步，为戏曲的正式形成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其中尤其是大曲和参军戏的创作和表演，给了宋元南戏和杂剧以直接的巨大影响。

凡大曲皆舞曲，是汉魏至唐宋间在伎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段大型歌舞音乐。包括相和大曲、清商大曲、燕乐大曲三种。其中“燕乐大曲”包括隋唐燕乐大曲，比之相和、清商大曲，在形式和规模上又有重大发展，达到了我国音乐史上歌舞音乐发展的全盛阶段，与宋元戏曲具有渊源关系，据王国维统计，南戏的曲调出自大曲者二十四，元杂剧的曲调出自大曲者十一。……P9-12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至少七千年的繁衍生息征途上，我们的先民凭靠其聪明睿智与勤劳勇敢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浙东文化”等等名闻遐迩的文化典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从而使浙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愧于“文物之邦”、“文献名邦”的高雅称号。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千万聪明勤劳的浙江人民，正在继往开来地建设一个经济上繁荣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文明新邦。

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成员，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整理和总结浙江七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原貌与经验，并以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从而为浙江现代化与现代浙江人提供一份可资了解历史、开创未来的资料，这便是本人和本书编委会诸同仁发愿编纂《浙江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根本动机。

然而，“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浙江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其史料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总结其历史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更非一人一伙所能竟功。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个并无官方拨款而靠民间赞助的学术研究团体，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志大而“财”疏。因此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稍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工作。于是，我们选择了浙江文明史上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几个侧面与门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因此，首先集中精力编纂了这套《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今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够组织深入研究浙江文化史的专著丛书。例如《浙江文化名家丛书》、《浙江历代思想家丛书》等等。

本丛书是由本主编组织策划、并与各位顾问、编委反复协商后确定专题、再约请各专题所涉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撰著的。其特色在于，它选择了浙江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历史题材为研究对象、以吱话为写作体裁、将若千种各自独立成书的小型学术著作合编为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文化丛书，从而构成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系列历史知识读物。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总体反映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到清代姚江文化变迁史的《河姆渡文化史话》，有生动描述人类玉器时代辉煌业迹的《良渚文化史话》，有系统记载浙东学术发展脉络与评述浙东优良学风的《浙东学术史话》，有全面反映浙江地方戏曲之起源、发展、演变状况的《浙江戏曲史话》，有结合实地考察、描述浙江佛教建筑特色和浙江佛教发展演变历史的《浙江佛寺史话》，还有经过专业梳理提炼而生动反映浙江物产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的《浙江丝绸文化史话》与《浙江茶文化史话》。

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经过各位著者的精心撰著和编者的细心审改，基本达到了“语言流畅、品位精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要求。著者力求避免泛泛介绍、平铺直叙和史料堆积，而以散文笔调写历史，既写出了所涉主题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历史作用，又写出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及其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尽管各册专著在写作风格与技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不齐、文采有别的问题，然而我敢断言：本丛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本丛书在课题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以及著名地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魏桥编审等专家学者对研究课题的积极支持，并受到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还得到了台湾南华管理大学及龚鹏程校长、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陈文宪总经理、浙江金义集团及陈金义总裁等单位和个人对本研究课题的部分资助。尽管资助的数量有限。但他们支持学术文化研究而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和各位作者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让我们再接再厉、携手共进，为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发扬光大我们浙江七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优秀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为在新世纪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而贡献心力吧!

             (1998年10月写于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

                  1999年6月改定于朝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