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伟森主笔的这本《英国人眼中的三水（1897-1938年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由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组织编写，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介绍了清朝至民国时期三水海关的税务机构、关税征管及年度统计报表以及三水地情等内容。

植伟森主笔的这本《英国人眼中的三水》由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组织编写，主要内容分为八章，包括：清朝海关大权旁落、三水口岸开放通商、三水海关税务机构、三水海关关税征管、三水海关舆情报告、三水海关税务司大事记（1897-1938年）等。

第一章 清朝海关大权旁落

第二章 三水口岸开放通商

第三章 三水海关税务机构

第四章 三水海关关税征管

第五章 三水海关舆情报告

第六章 三水海关税务司大事记(1897-1938年)

第七章 三水海关税务司年度统计报表选录

第八章 越洋连线／专家访谈

附录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清朝海关大权旁落

海关是国家的门户，是国家对货物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海关这一机构的称谓及职能，为清朝所创设。唐高宗年间（650-683年），朝廷在广州特设“市舶使”（官衔，由岭南节度使兼任），主管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及对各国来华使节的迎送事宜。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机构，具有海关、外贸和外事的职责）。市舶司这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机构形式，延续至历代王朝。清朝设立的粤海关仍保留“市舶司”的一些制度。

清朝初期，朝廷恐惧国内反清势力与海外反清势力“勾结”，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对外贸易，禁止中国船只出海和外国商船来华经商，废除市舶司。外国来华商船只限于“贡舶”（向朝廷进贡）。海关职能一度由盐政院等机构征收税款。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认为“海氛廊清”，下旨解除海禁，允许同海外通商。1685年，清政府建立新的对外贸易监管机构--海关。下令在广州设粤海关，在厦门设闽海关，在宁波设浙海关，在上海设江海关，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以“海关”命名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这4个海关中，只准广州这个口岸对外通商，粤海关地位最高，清政府规定其“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关长），由皇帝从内务的旗人中钦派。粤海关的管理范围很广，覆盖整个广东沿海，包括今天的海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钦州。

粤海关在广州正式设立时，全称为“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户部分司”，衙门设在广州五仙门内。第一任监督是吏部郎中宜尔格图。后期，粤海关监督曾由两广总督或广东巡抚兼任。清政府对粤海关税收情况每年查核一次，防止税款漏失。广州因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等有利条件，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对外贸易全部集中于此。

清政府虽在康熙年间设立4个口岸对外通商，却采取许多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如对来华外国商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贸易期限、出口货物等，都规定许多禁例；而外商多违禁例，其中特别是英国商人。英国自雍正末年起，已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打进中国丝茶产区，这种情况使清政府深感不安。考虑到粤海关的海防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和保证税收，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只准广州一地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严禁洋船北上。闽、浙、江3个海关只监管本国商船进出。这样，不但增加了外商来华做生意的难度，也严重限制了中国的生丝、茶叶等商品的生产、运输和出口。

清政府开放海禁以后，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171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商馆。据统计，1714-1720年，英、法等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有68艘。雍正年间以后，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加，有许多外国商馆相继在广州设立。在来华的欧美商船中，英国商船占多数，对华贸易量大幅增长，到1764年，英国向中国输入商品总额达到白银120万两，大大超过前期来中国做生意的荷兰、葡萄牙和法国，雄踞首位。当时，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生丝、绸缎、土布、中药材、草席、蔗糖、瓷器、爆竹等；英国向中国推销的商品主要是玻璃器皿、钟表、棉花、棉布、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后来转以煤油、火柴、肥皂、洋酒等物品为主，因为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大量商品向国外输出，开辟新的市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海关主权旁落是最突出的标志之一。1843年，清政府在虎门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实行“值百抽五”基调的税率，所征关税以抵偿战争赔款和外债为目的。从此粤海关长期执行片面的“协定税则”，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1851年，由于驻上海的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和洋商们的强烈要求，清政府同意上海的江海关引入英国人作为海关的“港务长”和“税务监督”，首开外国人参与清朝海关管理的先河。英国人管控海关，制订和实施一套管理船舶、船员和关税征收的章程，精简海关人员，简化报关和征税手续，使海关和港口秩序明显改善。

1858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与清政府谈判，强迫赔款和在北京派驻公使，还要“请外国人帮办中国海关”。不久，又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款》，规定各口岸海关都要请洋人“统一管理”。

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1833-1898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1860年后，外籍税务司制度逐渐推行，总税务司下属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大多由洋人担任，是海关征税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各关税务司奉总税务司的命令行事，海关内部实行密报制度，洋员享有诸多特权，薪酬待遇远比华员优厚。清政府委派的中国海关监督不能控制税务司，有职无权，甚至连地方最高行政官员也无法监管税务司。如1903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要求粤海关税务司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年），提供广东进出口贸易数据，马士不仅不予理睬，还通知广东各口岸海关拒绝提供数据。洋人任职的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对清政府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干脆不予理会，而对各国领事提出的类似要求，却积极办理。甚至超出海关工作范畴，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为本国政府大量收集中国各通商口岸及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交通运输、商业外贸、军事治安等各方面的情报，作为侵华的研究资料。

1897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清政府开放广东的三水、云南的腾冲和思茅、广西的梧州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这些地方设领事馆和建海关，收取的进出口关税归英国所有。1901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凯条约》，清政府将所有对英国开放的口岸25千米范围内的厘金局（相当于税务局）的税收，作为赔款抵押交给英国。同年，三水海关接管三水厘金局，除对进出口货物征税外，对内销货物也一并征税，收归英国。至此，清政府对海关的监督，名义虽仍存在，但监督大权已旁落，名存实亡。由英国完全管控的三水海关，则堂而皇之在珠江三角洲运作了41年（1897-1938年）；即使经过改朝换代（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朝），英国在三水海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由于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政府软弱无能，在中国海关管理权方面节节退让，海关监督制度逐步为外籍税务司制度取代，海关大权旁落。P1-4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认为编写《英国人眼中的三水--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1897-1938年）》意义重大，将之列入“广东省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专门立项、拨款，组织专人搜集材料编撰。

通过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或可解答以下疑问：当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何以要胁迫清政府在三水县城河口设立一个由英国派官员管控的海关？这个似乎不大显眼的海关，何以从设立到撤销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能够征敛近800万两白银的关税？驻三水海关的英国人何以要严格执行搜集、整理、上报三水和珠三角周边社会经济情报的制度？三水海关税务司每年要向上级粤海关与英国海关总税务司上交年报，每十年还要编撰《三水口岸十年报告》，这些情报对于“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持续侵华，管控远东，在战略研究上起过多大的参考作用？

解读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不只是在于引起当今中华儿女为当年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而愤慨，为当年三水海关巨额关税的外流而痛心；更重要的是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洪流中。

当年英国在三水河口设立英国人管控的海关，并非随意的决定。三水河口位于西、北江交汇之处，从数百里、上千里之遥奔流到三水河口的滔滔西、北两江水，在思贤滘汇流之后，再奔向东南，分成网状，以8条水道注入南海，民间称之“珠江入海有八大门”。国门被洋人打开后，洋人的船舶进入珠三角，八道大门可自由进出；但要溯江而上，深入西、北江流域，则必须经过三水河口。英国认为中国的大门，是其靠着坚船利炮，打一场旷古未闻的中英鸦片战争，才轰开了的；而其他西方列强的船舶都自由进出中国，英国的利益何在？所以要在三水河口，设立英国人管控的海关，让其他西方列强的船舶运货进出西、北江时，都向英国纳税；从珠江流域搜刮的关税，作为鸦片战争清朝向英国的赔款。1897年，英国强横要求清政府再开放4个“通商口岸”（广东的三水，云南的腾冲、思茅，广西的梧州），并允许英国在这4个口岸设立领事馆和海关。

为什么三水会成为向英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这就要从鸦片战争说起。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攻打广东虎门占不到便宜，绕到浙江攻占定海（舟山群岛），再北上天津威逼北京；道光皇帝惊慌失措，把禁鸦片、守虎门有功的林则徐撤职，流放新疆，助长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英军第二年沿着旧路卷土重来，先夺虎门，攻江苏吴淞口，然后再次陈兵京津，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承诺给英国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口岸通商，以及给英国以“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

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其他西方列强纷纷仿效英国，企图瓜分中国。1857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组成“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先侵占广州，后进犯北京；1860年10月，两万多人的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圆明园价值数千万法郎的珍贵珠宝、艺术品被掳掠一空之后，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随后英法联军在安定门城楼架设大炮，扬言攻打皇宫。留守北京的恭亲王被吓坏了，同意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史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仗着两次鸦片战争的余威，于1897年，无理要求清政府再开放4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在这4个口岸设立海关。1897年2月4日，被两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的朝廷派出李鸿章与英国订立《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亦即《西江通商专条》），被迫把广东的三水。云南的腾冲、思茅，广西的梧州，作为向洋人开放的“通商口岸”，并屈辱地允许英国在这些口岸设立海关，以关税抵偿所谓的战争赔款。凡进出口货物的稽查征税，均由英国管控的海关（称为“洋关”）负责，内地贸易仍由清朝税收机构厘金局（称为“常关”）负责管理，于是这些口岸形成“一地两关”并存的局面。当年6月4日，英国海关总税务司直管的“三水海关税务司公署”成立。设于三水县城河口；英国委派英国人韩威理为“代理税务司”。

1901年。英国又以“海关税抵付战争赔款不足”为由，再次要求清政府“以常关税收抵补洋关税收”。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凯条约》，把三水海关事务之外的“厘金局”的权力和业务，全部移交三水海关税务司公署管理。

从三水海关税务司公署成立起，至抗日战争时期三水沦陷被日本军队占领止（1897-1938年），英国人管治三水海关达41年。

当时以世界霸主自居的英国，为了更好地掠夺他国资源，要求设在各地的海关承担搜集所在地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情报的任务，并撰写成各类报告定期送回英国，供英国当局决策参考。安排在税务司公署任职的英国人，大多是“中国通”，通晓中文，能讲汉语。三水海关税务司公署自1897年起，详细搜集三水及邻近口岸的贸易、关税情况，凡涉及社会政治、军阀动态、工农业生产、商业外贸、交通运输、财税金融、邮政电信、城乡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匪患与治安，以及地理气候、自然灾害、风俗民情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均作全面、深入、详尽的记述和统计。这些情报资料，每年编撰成书面报告（包括英文本、中文本），还按照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要求，以10年为1期，编写《三水口岸十年报告》（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1922-1931年），共编写了4份。这些年报与十年报告，分别呈交上级粤海关和英国海关总税务司。

对国际间搜集他国的社情资料，有专家论述：“早一分钟是情报，迟一分钟是新闻，再晚一分钟是历史。”三水海关当年为英国侵华搜集的情报，如今虽然已是一份历史资料，但据研究近现代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专家们评价，它至今仍是一份珍贵、翔实的地情资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以这些历史资料为基础再溯源而析也可见，英国管控三水海关税务司的数十年间，对当时中国促进国际贸易、缓解财政压力、提升管理水平、走向国际视野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既是中国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这一重要过渡阶段的历史缩影，也是三水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坐标的重要见证。

事实上，在2016年10月7日公布的“广东十大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初评结果中，三水海关就成为佛山入围的四个项目之一，进入“广东十大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前30强。

祖籍广东三水、现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邓钢（Kent Deng）就表示，英国人来到以前，三水出口的主要是铁锅，英国人来到以后，三水人开始向海外移民。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国外经商，赚了一笔钱后才回到中国。后来其祖父又从三水去到镇江，通过英国人在镇江经营的海关，与国外进行贸易。这也成为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下海关税务司积极影响的一个例证。

由于年代久远，三水旧海关的许多资料已经遗失，学界对当时英国海关税务司的历史及影响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修编历史资料，辨证看待历史，对佐证过往历史、明晰今后发展将有裨益。

三水自明嘉靖五年（1526年）建县起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先后编修5部《三水县志》，此后，中断170多年，未编续志。现在整理三水海关纪事并加以解读，正好能部分弥补这段历史资料的缺失。

为了发挥地情资料资政的功能，1994年，广州海关地方志学会曾与三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三水市口岸办公室合作，将当年三水海关税务司的“年度报告”“十年报告”编印成《近代三水口岸贸易概况》一书，作内部发行。

2013年5月，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根据《广东省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管理办法》，决定对当年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资料，采用地方志编纂方法重新整理出版，题目定为《英国人眼中的三水--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1897-1938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列入“广东省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项目”。通过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资料，深入研究1897-1938年这41年三水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史鉴今，启迪未来，为进一步建设和谐幸福、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水，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英国人眼中的三水--三水海关税务司纪事（1897-1938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批准立项，列入地情资源开发项目之后，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成立项目组，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和相关的编撰工作。

本书内容主要根据当年英国管控的三水海关税务司向上级粤海关与英国海关总税务司报送的4份“十年报告”和历年“年度报告”中译本改写。编撰过程中基本保持档案纪事的原貌，对个别明显错误地方做了纠正；对一些未完整的记述作了补充；对带有殖民主义者色彩的观点说法，进行必要的更正。选载了一百多年前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所拍摄的三水县城河口的一组照片，广东省档案馆、三水区博物馆提供三水海关税务司的一组照片，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当年设置三水海关的历史环境面貌。书稿中的计量单位从原来的英制改为公制。

本书由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植伟森主笔。佛山市史志工作者杨智维、麦文东参与有关工作；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黄国扬审阅全稿。《南方日报》佛山新闻部赵进、叶莺联系专家邓钢、张志云访谈，审阅书稿。对上述单位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编辑过程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

《南方日报》佛山新闻部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