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印刷术并且最早发明了它。但是，单单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能称其为作品的那类印刷品，如报纸和期刊，却仅仅产生于西方。所有类型的、应该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那些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者至少与我们的学院颇为相似者，在西方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一直都有。但是，那些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理性系统的科学学科组织，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并且只有在今天的西方，类似学科组织达到且拥有了自身文化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生活的基石——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仅仅产生于西方。他们训练有素，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从前只是被智者偶然地设想过，但远未料到这类人员对当代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当然，那些专业化的行政人员，在古代就有过，曾出现在各种社会中。可他们只是先驱者，只是萌芽。唯有在西方——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们所不能深切体会的——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存在所关涉的所有那些基本政治、技术以及经济状况等，绝对地与前述专业化组织体系相关联并深深信赖于它。也就是说，那些在技术、商业，特别是法律知识方面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要的日常职能的担纲者，不可或缺。
国家的情形又如何呢？历史上，基于特定身份的政治和社会群体组织一直广泛存在着，这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但是，西方意义上的“王与王国”式而非他处的“朕即国家”式的封建等级制国家，也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特色产物，尽管从控制、操纵权力意义上说，政党之类的组织在世界各地始终存在。事实上，下述意义的“国家”，即当代欧洲人头脑中的“国家”概念，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基于理性制定的法律，并具有一个理性的、受法律约束的、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无疑，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只存在于西方，至少目前是这样。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对利益或营利的追求，对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无关。这是人性。这样的欲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我们总会在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盗贼、乞丐身上发现它。可以说，这种逐利性、这种欲望存在于地球上所有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而且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是人就具备这种欲望。所以，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学生，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想当然看法——往往以“逐利”一词一言以蔽之——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毋宁说，资本主义非但不如此，反倒更多的是对那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特性确实是通过追求利润本身来体现的，其特性即是资本主义企业以一种持续的、理性的方式追求利润，反复地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它别无选择，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在整个经济体是按照开放市场的规则组织起来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等待它的只能是破产。
P8-10
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美国社会学家 科瑟
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
——英国传记作家 D.G.麦克雷
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弗兰克·帕金
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社会学家 根瑟·罗思
1904年，一个德国教授横渡大西洋，去美国圣路易斯参加社会科学大会，同时短暂游历美国。新大陆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对新大陆的都市和工商业的观察，则奠定了他研究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是年，《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一部分即以论文方式发表。1905年，俄国的革命又使他对沙俄帝国面临的问题发生兴趣。为研究俄国革命，他自学俄文。并于次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部分。这个德国教授，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斯所说的“惟一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学术专著，不仅是韦伯最知名的著作，其实也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等，细心的读者会在正文中发现这一点。
关于韦伯，学术界向来不乏美誉与推崇，在很多领域，韦伯也确实是开山鼻祖。不过这些华丽的称颂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您手中这本书。基于我对本书的研究，以及对韦伯生平的了解，我愿意从韦伯的出生讲起。确切地说，是从他出生前讲起。
韦伯的父亲出身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州一个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是位法学家。前者使韦伯拥有商业基因，这同样能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看出端倪，与纺织业有关的案例多次出现在书中，相信绝非巧合。后者则影响了韦伯的思考方式与著述风格，用美国社会学家科瑟的话说就是，“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
科瑟还说，“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其实，韦伯绝不仅仅是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而已。在那个宗教氛围浓厚的时代，韦伯就像同期的很多欧美学者一样，从小就浸淫在宗教中。韦伯的母亲对儿子影响甚深，她有文化，有修养，热衷于宗教与社会问题，而且仅比韦伯早去世一年，对儿子的影响可谓终生。
与此同时，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的韦伯还有幸在父母的客厅里结识了很多当时的杰出人士，从知识界到政界，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在大学时，韦伯同时攻读历史、经济、哲学与神学。对神学的深入学习，通常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人会完全沉迷，同时也尝试让更多的人去沉迷、去迷信；另一种人则会跳出宗教，从而更客观、更理性地去看待宗教，研究宗教的实质，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生活。韦伯显然是后一种入。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韦伯将之归因于新教，具体地说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从而影响了资本主义实质的发展。
韦伯所说的新教，主要指以加尔文宗为主的各种基督教流派与分支，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就各自教义而言，新教重今生，旧教倡来世。旧教视财富特别是对财富的追逐为洪水猛兽，新教则认为人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发家致富。旧教强调信仰，新教认为仅有信仰远远不够，还要有善功，这里的善功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勤勤恳恳地劳动、发家致富，增加上帝在人间的荣耀。新教认为，上帝派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让人创造财富，把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工作越努力，把世界建设得越好，说明你越是忠实地履行了上帝安排给你的职责，从而越有资格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必将得到拯救。那些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人，只能被上帝抛弃。这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过的，它在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
有节制的生活，是新教与旧教教义中为数不多的相同点之一。因此，在新教伦理中，一个人即便能创造巨额财富，但他挥霍浪费，也会被上帝抛弃。这或许正是我们看到很多西方成功人士生活俭朴但热衷于慈善的深层次原因。说冷酷点，在这里，慈善不过是荣耀上帝的方式之一。但恰如韦伯所说，类似的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性的根据，影响了很多人与很多国家，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美国。此外，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无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都只能算二流国家。
韦伯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早该抛弃的成见。比如他指出，如果只考虑个人对私利的追求，那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牟利乃至贪婪都是普遍的，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韦伯也不回避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赤裸裸的伤害。他对“国家”的定义——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也非常大。尽管由于时代所限，韦伯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韦伯依然是不容错失的韦伯，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研读韦伯的最重要一课。
李春香
2016年9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新插图普及本)》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新插图普及本)》是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成名作，西方经济和社会理论著作中最著名的作品，深刻审视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内核，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在此书中，韦伯令人信服地证明：先前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抵触的新教思想，实际上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新教关于抵制物质利益的言论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