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欢喜、平和。

国学大师禅学妙悟，用信仰帮你建立正念，传授不抑郁的活法。

送给每一位需要答案的你。

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盛誉。不可错过的大师，顾随谈诗说禅，讲论信仰与人生。

《此花不在尔心外》是梁启超文章选集，主要收录其讲谈社会、做学及信仰的文章，包括宗教信仰和社会人生两部分。

《此花不在尔心外》是梁启超文章选集，主要收录其讲谈社会、做学及信仰的文章，包括宗教信仰和社会人生两部分。梁先生关于人生苦乐有一段著名的见解，“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苦与乐无非原生于“责任”二字。外物虽非一己之力便能任意更改，“责任”两字却能更替心中苦乐感受，所以花盛开在每个人的心中。而对“责任”痛切的理解和践行也贯穿于梁氏为文做学之中。

最苦与最乐(代序)

卷上：证悟与信仰

佛法东传记

中国佛法之兴衰

佛教教理之演变

汉明帝与佛教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佛教与西域

佛教心理学浅测

佛教与社会

无我之境界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说《大毗婆沙》

《那先比丘经》书

《四十二章经》辨伪

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卷下：救世与文明

中国道德之大原

国民十大元气论

十种德性

人生目的何在

敬业与乐业

三十自述

为学与做人

什么是文化

学与术

人生观与科学

学问之趣味

教育与趣味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美术与生活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他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土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六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口，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居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居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神之彭城刘程之，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琅琊㈨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盘》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颗，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颉、谢鲲、桓彝、王蒙、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范汪、殷颉、王殉、王珉、许询、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之固，物情有累9p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追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元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欲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成帝成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纪三三三一四一六)。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促堪，篡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成入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尝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第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益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经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P33-35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病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

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家的恩典没有报答，得罪错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家庭、社会、国家，也可当作一个人看。我们都是曾经受过家庭、社会、国家的好处，而且现在还受着他的好处，所以对于他常常有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譬如父母有病，不能让别人伺候，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求医觅药，是我力量能做得到的事。我若不做，便是不尽责任。医药救得转来救不转来，这却不是我的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譬如我已经定了主意，要戒烟，从此便负了有不吸烟的责任。我已经定了主意，要著一部书，从此便有著成这部书的责任。这种不是对于别人负责任，却是现在的自己对于过去的自己负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是带着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

翻过来看，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由自己找来的。一翻过来，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哩！

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种种责任揽在身上，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里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

有人说：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生来，我若是将责任卸却，岂不就永远没有苦了吗？这却不然，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并不是卸了就没有。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本来没有责任，那就本来没有苦。到了长成，那责任自然压在你头上，如何能躲？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的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的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