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答客问（祝勇非虚构文集）（精）》是《祝勇集》中的一册，是著名作家祝勇的一本访谈录。本书由采访和谈话组成。这些访谈，既谈故宫，也谈作者的写作——这两者实际上无法全然分开，因为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分子，故宫是他写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本书收选的采访与交谈大部分是根据录音整理，也有一些是笔答。

祝勇著的《故宫答客问（祝勇非虚构文集）（精）》是《祝勇集》由采访和谈话组成。全书分为三辑，分别为历史谈：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故宫谈：在群山之巅眺望故宫；写作谈：让历史回到常识。

总序

自序

1 历史谈：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

 《辛亥年》的历史回声

 ——答《文学报》记者问

 历史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废墟

 ——与黄兴涛先生的对话

 一百年前的抉择与一百年后的态度

 ——答《中国青年》记者问

 承认差距，是自信心强大的表现

 ——答《重庆青年报》记者问

 我们的特权是时间赋予的

 ——答《城市快报》记者问

2 故宫谈：在群山之巅眺望故宫

 故宫是一个与历史相遇的地方

 ——答《深圳晚报》记者问

 对中国古建筑的精神分析

 ——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文学的故宫

 ——与宁肯先生的谈话

 所有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的入口

 ——答《北京晚报》记者问

 在群山之巅眺望故宫

 ——答《文学报》记者问

 “穿越”故宫的今与昨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3 写作谈：让历史回到常识

 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小说家就是魔法师

 ——与何大草、蒋蓝先生的谈话

 重释传统的难度

 ——《故宫的风花雪月》研讨会摘录

 那些从未谋面的人，让我变得更加完整

 ——答《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问

 历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场关于散文的争论

 历史影像与历史书写

 ——与吴群、全勇先先生的谈话

 让历史回到常识

 ——答《成都日报》记者问

 我们的所谓“发现”，都将成为后人的常识

 ——答《东莞时报》记者问

 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

 ——答《羊城晚报》记者问

 每一代人，都是被历史喂养大的

 ——答《乐山广播电视报》记者问

 将孤立的证据联系起来

 ——答《济南时报》记者问

 历史散文是一种隔空交谈

 ——答《文学报》记者问

 在艺术的感性美之上，叠加理性的光泽

 ——答《天津日报》记者问

 裹挟在历史大命运中的个人小命运

 ——答《海南周刊》记者问

 历史非虚构同样有原创性

 ——答《辽宁日报》记者问

 网络、故宫、纪录片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我的小宇宙

 ——《中国国家天文》名人微访谈

《辛亥年》的历史回声——答《文学报》记者问

《文学报》：百年前武昌城中的一声枪响，对我们的今天发生深刻影响。而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书写，都在无意间透露我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您先后用3种体裁表达了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分别是您刚刚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血朝廷》、长篇非虚构作品《辛亥年》，以及大型历史纪录片《辛亥》（北京卫视2011年10月10日起首播）。您用文字和镜头书写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祝勇：所谓的今天是短暂的，只有过去（历史）和未来永恒。如果一定在过去（历史）与未来之间进行比较，我认为过去（历史）更加强大，因为过去（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而不是相反。从数量上看，历史似乎是有限的，而未来是无限的，未来中包含着源源不断的尚未到来的今天，但是随着那些“今天”的接踵而至，它们会一个个地在未来中消逝，并变成过去（历史）的一部分。所有的“今天”都是变节分子，会背叛未来，投奔过去。时间的进程，就是一个个的“今天”投奔过去（历史）的过程。因此，未来在数量上是被损耗的，只有过去（历史）的库存会日复一日地累积。历史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展现着它的权威。

西方人的时间观是向前的，因为西方人相信进化论，无论生物还是社会，都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程序，所以，未来的正当性远远地超过了过去（历史）。而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理想社会不是存在于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像孔子所尊崇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他也因此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终身不渝。这是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这一态度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后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道理容易讲得空洞。具体一点说，当我面对100年前的照片时，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些面画所呈现的，是那么真实的“今天”，照片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还活着，有呼吸，随时可能与我交谈。但他们都不在了，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变成史料中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名字。无论多么真实的今天都会变成历史，我们当下的一切都不例外。写作，使我把历史当作今天来看，也把今天当作历史来看。

《辛亥年》在三联举行发布会时，清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黄兴涛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对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轻视历史的民族是脑残的民族，但是现在有些人越来越轻视历史，连一些历史的写作者都是如此。我不喜欢把历史仅仅看成“那些事儿”或者“那些玩意儿”，当作猎奇甚至消遣的对象。某些历史学者今年出版的有关辛亥的图书中，亦不乏玩世不恭的轻慢态度，仿佛一切尽在自己的股掌之间。实际上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少得可怜。爱因斯坦的名言放在这里很适用，他说：“当我知道得越多，就发现我自己知道得越少。”我们只有厚待历史，历史才可能同样地回报我们。在我的书和纪录片中，我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历史的敬意，这是我用文字和镜头书写这段历史的主要目的。

《文学报》：对于被一声枪响遮盖和忽略的，发生在那一年里的无数事件，今天的阐释依然存在许多盲点和误区。在寻找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您是否对辛亥年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通过您的著作和纪录片的创作，您希望自己以及这个团队的努力，能够揭示出一个什么样的辛亥年？P3－5

在我所有的书中，这无疑是很特别的一本。因为这本书，是由采访和谈话组成的。这些访谈，既谈故宫，也谈我的写作——这两者实际上也无法全然分开，因为我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分子，故宫也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是我沾了故宫的光，这座有将近600年历史的旧宫殿，在今天仍然惠及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

我用《故宫答客问》作为书名，是因为许多采访，是在故宫进行的，即使不在故宫进行（比如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内容也是关于故宫的。因此这个书名有点含糊其词，可以理解为“在故宫答客问”，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故宫答客问”。

我其他的书，都是写出来的，唯有这本书是说出来的。说有好处，或许不像写字那么拘谨，那么有仪式感；但也有坏处，就是容易信口开河，容易出错。这原本只是一本创作谈，但因为涉及故宫——给我开工资的地方，而故宫又是万众瞩目之地，任何一点疏忽都可以被拣选和放大，所以我早就学会了出言谨慎，小心翼翼。

这样的小心谨慎，于学术研究是必需的，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对于文学，则无疑是一种羁绊，因为文学需要大刀阔斧的创造力。我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奉行一条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中间路线，既要体现创造性，又不能丧失历史的真实性。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步履维艰的，也没有太多的前例可循，再加上头上顶着故宫研究人员的头衔，读者的挑剔，让我自己不敢错，也错不起。我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的压力，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所幸，故宫博物院不仅给了我无尽的写作资源，也给了我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而读者，又给予太多的宽容和厚爱，任我在文字间自由驰骋，才有了《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这些作品。对于作品中出现的一些笔误，也有读者以微博、微信的方式提出，这样的善意，让我心存感激。我想，这本书可使他们知道我写作的艰辛，对我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纪念。

本书收选的采访与交谈大部分是根据录音整理，也有一些是笔答。这些文字均在报刊上发表，只不过有的在发表时有所删节，在此收选的一律是未删节版。感谢王亚民、俞晓群两位出版家，10余年来始终如一地关注和扶持我的写作。对于参与录音、整理、采访的朋友们，以及故宫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的编辑们，一并表示感谢。

2015年8月29日于北京

9月10日改于故宫西北角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