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伟华编译的《刀锋》是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所著，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为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拉里开始了他令人匪夷所思的转变。

1944年，在二战的硝烟中，毛姆编著田伟华编译的《刀锋》出现在饱受战争煎熬的读者面前。实际上，本书的写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作者在美国游历时写就的。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我以前动笔写小说从未有过这么多的疑虑。我叫它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别的什么名字。我的小说情节寥寥，结局既不是死，又不是结婚。死亡是一切的终结，因此能够让一个故事全面收场，但结婚也能让故事很恰当地结束，老于世故的人瞧不上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幸福的结局”，其实他们这么做是不明智的。普通人有一种明智的本能，觉得这样一来，该说的就都说了。男女主人公历经各种波折终于结合，也就完成了他们的生物学使命，读者也就把兴趣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但我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局。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人的回忆，我与此人关系紧密，却很久才能见一次面，至于在此期间他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我可以运用虚构的手法，很巧妙地填补这些空白，从而让我的叙述更连贯；但我无意这样做。我只想把我知道的写下来。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名为《月亮与六便士》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描写了一位叫作保罗·高更的著名画家，关于这位法国画家，我知道的很少，我创造这个人物，就是受了我所了解的这点儿可怜材料的启示，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虚构了一些事件来刻画这个人物。而在当前这本书中，我连一丁点儿这么做的想法都没有。我没有虚构任何的东西。为了免于让一些仍然在世的人难堪，我给出现在本书中的人物改换了名字，我还费了一番周折，用别的方法确保无人能看出书中写的就是他们。我要写的这个人并没有名气。或许他永远也不会有名气。或许当他的生命终于完结之时，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短暂停留，所能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比扔进河水中的一块石头在水面上留下的痕迹多。因此，倘若我的书还有人读，那也只是因为书本身可能有些意思。但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那异常坚强而温和的性格，或许会对别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他久死之后，或许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年代曾出过一个非凡人物。那时候，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也就很清楚了，那些至少想知道一点儿他早年生活的人，或许能在此书中发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书，尽管有其公认的缺点，却可以作为我的朋友的传记作家们的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

我并没有说我记录下来的谈话可以作为一字不差的报告。我并不记录别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场合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只要是跟我有关的谈话我都能记住，尽管我是用自己的话描述这些谈话的，但我认为，它们能忠实地代表对话者的原话。我刚才说过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但我现在想把这句话改一下。我采用的是自希罗多德那个年代起历史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擅自将我自己没有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谈话，交由书中的人物去说。我这么做的原因，跟那些历史学家的一样，都是为了让情节生动、逼真，假如只是转述一下当时的谈话，艺术效果就差多了。我想让别人读我的书，我觉得尽我所能让我的书有可读性，这么做是正当的。聪明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我在哪些地方用了这种手法，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

我写这本书颇感忧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主要描写的人物都是美国人。人是很难理解的，我觉得除了本国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任何人。因为男人或者女人不只是他们自身而已；他们还是他们的出生地、城市公寓、他们学步的农场、儿时玩的游戏、他们偶尔听到的荒诞故事、他们吃的食物、他们就读的学校、他们热衷的体育运动、他们读的某位诗人的诗歌以及他们的信仰。是这所有的一切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这一切仅凭道听途说是不可能了解的，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了解。你只有变成他们才能了解。正因为你无法了解异国的人，只能靠观察，所以要想在书页上将他们描述得具有可信性并不容易。甚至连亨利·詹姆斯这样聪明、细心的观察家，尽管在英国住了40年，也从未创造出一个百分百的英国人。就我本人来说，除了几个短篇小说，我从未想过要写英国人之外的任何人，我之所以胆敢在短篇小说中这么做，是因为在短篇小说中你可以将人物描绘得粗略些。你留给读者一个概括性的提示，让他自己把细节填满。或许有人要问了，既然我可以把保罗·高更当作英国人来写，为什么不能在这本书中采用同样的办法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并没有说他们这些美国人和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是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我没想过要去复制他们说话的特点。英国作家试图模仿美国人说话时所造成的混乱和美国作家试图模仿英国人说话时所造成的混乱是一样的。最容易出错的是俚语。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小说中常常使用俚语，却总不如英国人说得地道，因此并未达到他想要的口语化效果，反而常使英国读者很不舒服地为之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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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毛姆）对艺术的热爱以及诚心的奉献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很受欢迎也很多产的作家。可以这么说，他将再次抓住未来几代人的心，他的位置稳如磐石：萨默塞特·毛姆，一个伟大的讲故事的人。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 赛琳娜·黑斯廷斯

如果一切都消失，仍然会有一个讲故事的人的世界……这毫无疑问就是永恒的毛姆世界，一旦我们走进这世界，就像走进柯南道尔的贝克街一样，怀着快乐的、永远回到家的感觉。

——英国作家、评论家 西里尔·康诺利

艺术家的职责是让生活变得完美或是使生活变得扭曲，正是作家独特的见解为他赢得了读者。

——毛姆之侄 罗宾·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