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本来压根儿就没打算写这样一个小说，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写什么小说了，那是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的丰富或者光怪陆离远远超过了小说好多好多倍。如此，那虚构的小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
这缘于去年秋天的某个黄昏，从长沙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哥哥告诉我：老太太又去省委组织部了。
老太太是我妈。我妈叫菊红。
多少年来，只要菊红去省委组织部，这家里几个孩子就紧张，他们知道菊红不是去告状，就是要待遇。
孩子们很好，他们居然对菊红的行为有点不满。主要是害怕老太太一生气就犯病，一犯病就在医院躺很久。另外，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到底都是些所谓的文化人，妈妈总是去吵闹，多那个呀。
菊红万万没想到，这就是她自己多年来教育孩子们的“下场”。她总是要求孩子们乖乖的，听话！听她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也就是听党的话！
可是现在菊红有点乱了，她总是大吵大闹的。从她离休那年算起，几乎每年都能找到一个由头去省委。
唉！今年她又想起什么来了？
老太太这次的由头很有意思，她说她49年随大军渡江的时候，是那支南下队伍中背着小孩过来的。这小孩，就是我的大姐菊乖，当时大姐才一岁半。老太太对组织部长说：“她应该也算是南下干部，也应该搞个离休。”
组织部长听了哭笑不得。在他所掌握的政策和处理的问题当中，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听了哥哥在电话里讲述的这些，我在北京的那个黄昏一直呆坐到天黑。
今年春节我回长沙，向老太太宣布说，我要写一篇小说叫《 渡江 》。
老革命菊红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渡江是随便可以写的吗？那么伟大的战役，你了解多少？”
我听了很生气。如今的教育心理学认为：好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我虽然很不年轻了，但是在母亲面前不永远是孩子吗？菊红她怎么就不鼓励鼓励我呢？
我觉得我的承受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回到北京，我还是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并且百折不挠地给老太太打电话，以期获得创作的灵感。没想到，菊红同志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她甚至弄得我几乎又决定不再写什么狗屁的小说了。
最初我这篇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1949年的春节，河北邯郸地区的大雪下个不停。无名县南盘村哭声一片……”
菊红严肃地打断我说：“为什么哭声一片？”
“不是你说的吗？那年大年初一就开会，宣布了随大军南下的动员报告。然后北方老百姓迷信说，不可以过黄河呀！过了黄河会死人的，何况还要过长江。于是乎……”
菊红又不客气地打断我说：“什么于是乎？哪里有一片哭声？那村里就走了我一个人，而且我还是孤儿，没有谁为我哭。”
我不高兴地说：“你干吗那么认真啊？我写小说呢。要不，我写成东盘村的故事行吗？”
菊红很绝地说：“我们那里有南盘、北盘、西盘，就是没有东盘。”
她简直气死我了。我不写了！
话是那么说了，该干吗还得干吗。
我决定打“迂回战”，不和菊红同志纠缠。第二天，我给姐姐菊乖打电话，问她要张子腾家的电话号码。
张子腾是我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那个男一号了，遗憾的是张子腾已经在八年前去世。讲他的故事，需要时光倒流六十年……P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