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芝龙来说，无论是打东洋还是打西洋，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他与他的集团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实行海上贸易，赚取最大的经济利润。与明朝周旋，消灭本国海盗，打击荷兰海盗，都只是为其解除海禁，开放贸易，实现海上商业资本扫清障碍。现在，障碍已经清除，航路已经开通，作为商人的郑芝龙可以回归本性，全力以赴地做生意、赚大钱，致力于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资本家。为此，目光远大的郑芝龙凭借其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模式。
突破重围开展对外贸易。明朝的海禁一经打破，郑芝龙随即组织船队开展海上对外贸易，足迹遍布东西两大洋。
首先是对日本的贸易。日本是郑芝龙的发迹之地，他年轻时就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平户，并开始了商业贸易。日本原是明朝的朝贡国，明代中叶日本朝贡各方因争夺利益在大陆发生冲突，受到明朝“禁通”政策的制裁，这使日本的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直到明末“禁通”政策才有所放松。德川家康于是迫切要求恢复中日通商贸易，郑芝龙在这样的时期来到本，接触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掌握了日本的贸易需求。当后来受到明朝廷招安，并回到了故乡福建时，郑芝龙就把日本作为主要的贸易对象，并开辟了从泉州到日本长崎的直通航道，从此之后，日本和漳浦、泉州之间往来的货船每月都不停息。郑芝龙的海商集团用平底船运往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生丝及丝织品。此外，他又与葡萄牙人秘密合作，把澳门货物运往日本，把日本货物运到吕宋，售与西班牙人。在1641年至1646年的六年间，郑氏商船航行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吕宋，日本及东南亚各地之间，船只络绎不绝，华船进出日本的数目比荷兰船多出7一ll倍，其中大部分是属于郑芝龙的海商集团。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自1649年至1655年的七年间，共运往日本的生丝45万余斤、丝织品7．2万多匹。平均每年生丝7．5万多斤，丝织品1．2万多匹。据统计，100斤生丝在台湾收购的价格是荷兰币200里耳，在日本可售424里耳，利润达112％。输往日本的另一大宗商品是砂糖，最多时为1641年，共有542万余斤。鹿皮也是输往日本的大宗商品，鹿皮的价格在台湾是每百张20比索，牡鹿皮每百张16比索，在日本的售价是70比索，由于利润很高，年产20万张鹿皮全部销往日本。与日本的贸易，成为郑芝龙海外贸易掘得第一桶金的地方。
其次是对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郑芝龙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可谓不打不相识。1628年，郑芝龙与台湾荷兰长官诺伊兹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生丝、胡椒等交易协定。1633年，料罗湾大捷打败了荷兰人后，郑芝龙与荷兰人达成协议：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并保证不再骚扰大陆沿海；郑芝龙则代表明朝官方同意取消海禁，让更多的福建商人前往台湾贸易；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开通，闽粤海商不需要经过荷兰人的中转或阻挠，可直抵马尼拉从事贸易。1640年，郑芝龙与台湾荷兰长官达成了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互惠协定：郑方须将生丝及其他中国物产运往台湾，由荷兰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并每年给予信用贷款100万佛兰棱萨金币，每月取回2．5％的利息，达三个月。荷兰人与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建立贸易关系后，把中国大量的砂糖运往波斯及欧洲各地。1628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乌特勒希德号等船只运往波斯的货单中，中国粉砂糖36404斤，价值3418盾。1637年1月22日自苏拉特开往甘隆的荷船阿美利亚王子号所载货物中，中国白砂糖19100斤，价值1839盾。这些货物，除一部分是台湾生产外，绝大部分是从郑氏海商那里转买来的。通过原产地采购、中转站转运、到埠后销售，郑芝龙以雄厚的资金、庞大的船队、多链条的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商业利润。P50-53
张培忠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理论创新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好作品。
——石云生上将
一部中国微缩版的海权文化“教科书”。
——何建明
我们读这本书，确实可以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也汲取重要的历史经验。
——李敬泽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属于陆权国家，而非海权国家，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例外或者异数，就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缔造的海商集团与当时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围绕南海、台湾海峡、台湾的控制权所展开的全球化竞争、贸易冲突和战略博弈。在这场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的生死搏斗中，最终以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为标志而取得全面胜利。
因此，1662年，也可以称为中国的海权元年。尽管这只是昙花一现，但足以闪耀千古。拿破仑在谈论伟人的时候曾经说到，天才就像流星一样，必定烧毁自己，才能照亮自己的那个世纪。郑成功就是那个燃烧自己照亮历史、胸怀故国视通寰宇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美国南加州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卫思韩认为，郑成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而且是17世纪世界上的人物。这样的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有远见。事实上，在近400年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变化中，郑成功的形象不断得到强化，他就像一座富矿，越挖越多宝贝，越见精彩，最后变成了一位“神”。在由“人”到“神”的持续建构中，逐渐积淀和形成了郑成功精神，或日郑成功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包括郑成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体系。在我看来，郑成功精神，或日郑成功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又蕴藏着深刻的时代内涵，是激励人们前行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儒家文化，核心是忠君爱国。郑成功从小接受老师曾其五“四书五经”的严格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年轻时游学南京，师事大儒钱谦益，确立经世致用的王道思想；隆武皇帝即位后接见他、器重他，赐其国姓，改名成功，赐尚方剑，仪同驸马，使他深怀知恩之遇，这些都从正面强化了郑成功尽忠报国的热情。清军人闽后，突遭父降、君亡、母死的变故，这些则从反面激发了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决心。终其一生，郑成功始终忠于明室，奉其正朔，受其封爵，以明“嗣藩”自守。正如黄宗羲所指出：“自(永历)缅甸蒙尘之后，中原之统绝矣。而成功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外，称其正朔……以申大义于天下。”郑成功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行为在康熙皇帝后期就受到朝廷的肯定和褒扬。经由郑成功，儒家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当然，这里的儒家文化包括典章制度、行政体系、文化教育、民间风俗等等，但核心是忠君爱国。而流风所及，影响最大的当数日本。根据郑成功的故事，日本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于1715年创作并演出《国姓爷合战》，由此在日本刮起了“国姓爷文学”的旋风，并对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思想的萌发产生卓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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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先生指出：“郑成功的丰功伟业远远超过他亲历事件本身，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时代主题、传统东西洋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系的形势下，彰显郑成功文化的价值，弘扬郑成功精神，正当其时，意义深远，前景广阔。
本书是在拙著《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的基础上，经过调整、修改、补充，并增写了5万多字的篇幅形成的。本书的出版，是在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责任编辑黄玉雯女士的大力支持和积极促成下得以实现的，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花整整两天时间，一气读罢张培忠先生新作《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三个半世纪前那场收复台湾驱逐荷夷的波澜壮阔的海战画卷，一幕幕映现在大脑银屏上，一位创建千古奇功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叱咤蓝疆的伟岸雄姿穿越时空隧道与历史烟尘定格在眼前。
更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既非经济学家，也非专业作家，更非军事理论家的张培忠先生，却用兼备三者的专业视角与深厚学养，站在海权战略的宏观高层，以海商经济为拓展主轴，运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技法，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理论创新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好作品。作为一名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公务员，能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回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海洋历史，既有~~rq／K的灿烂文明与辉煌成就，也有落后挨打的丧权屈辱与惨痛教训。综观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与海洋文化，均在国际上位居前列，独领风骚。郑和率领庞大宝船舰队七下西洋的远航壮举，就是中华海洋文明皇冠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15世纪中叶以降，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战略短视与政治腐败，中国与世界日益发达的海洋文明背道而驰，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最终导致了近代百年屡遭列强海上入侵的惨痛灾难。
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和世界大国的兴衰史，都昭示我们：海权兴，同运兴；海权强，国家强!
“海权”作为一种全新的军事战略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期，它的创始人是美国海军战略家和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战略理论的创立，构建起人类认识海洋地位与作用的一个新坐标。以马汉的海权论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所有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是否控制了海洋。强国地位的更替，实质是海权的易手，即获得制海权或控制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句话，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略理性的高扬。美国从保守孤立的“门罗主义”，走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直至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战略启蒙家与奠基人就是马汉。没有马汉的海权战略，就没有美国的远洋海军，就没有20世纪称雄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
我国拥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跻身全球八大A类海洋大国之列。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走向海洋，重振海权，大兴海业。为凝聚海洋强国梦正能量，我们则要不断强化三个意识：
首先，要强化战略意识。战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战略的短视与匮乏是民族的大敌。检视人类社会发展史，大国的崛起与败落往往源自于战略理性的清醒与衰弱。海权战fq-f~基石，是民族的海洋文化与国民的海洋意识。海魂，不单单是军魂，更是国魂。战略决定未来。只有把海洋、海防、海业的蓝色文明与思维观念融注于国民的血液之中，海权战略才会上升为民族观念、国家意志与自觉行动。
其次，要强化综合国力意识。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国与国的竞争与较量，首先拼的是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振兴海权就是一句空话。人民海军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能够远赴索马里亚丁湾维和护航，能够在周边海洋形势H趋严峻的挑战面前有效捍卫国家的海洋主权与权益，正是得益于在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过程中海军武器装备得到了同步发展。备受国人关注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成军服役，就是最好的例证。航母是大国的象征，更是综合国力的象征。
第三，要强化人才制胜意识。走向海洋，振兴海权，繁荣海业，归根结底靠人才。只有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海洋科技人才、海洋经济人才和海洋军事人才，建设海洋强国才有强大的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涉海领域领军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更应具有战略眼光、超前意识和特殊措施。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去年才加人海军序列，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海军就开始着手培养航母指挥人才。海军有一句口号：“宁可人才等装备，不可装备等人才。”近些年，海军着眼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需要，已经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优秀的高中级指挥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海军发展如此，其他各行各业也概莫能外。
历史昭示未来，未来始于足下。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建立的不朽功业，已经永久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实现中华民族“海洋强国梦”的美好愿景，将激励我们开创无愧于先人的新的蓝色辉煌。
掩卷浅思，感怀杂陈；信笔走纸，未及深虑。是为序。
十七世纪是世界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的世纪，也是明末清初强敌环伺、内战频繁、群雄逐鹿的乱世。张培忠著的《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描述了在这样天崩地解与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郑芝龙、郑成功统领的海商集团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东西方两大军事和商人集团次围绕南海、台湾海峡、台湾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博弈和争夺，终以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为标志而取得全面胜利。
本书不仅塑造了郑成功敢于冒险、勇于亮剑、善于开拓的英雄形象，而且刻划了郑成功在民族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维护国家主权的担当精神。郑成功彪炳史册的英雄行为对于当下人们理解与确立海洋意识与海权战略，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极大的激励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先生指出：“郑成功的丰功伟业远远超过他亲历事件本身，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时代主题、传统东西洋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系的形势下，彰显郑成功文化的价值，弘扬郑成功精神，正当其时，意义深远，前景广阔。
《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获广东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入选“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作品排行榜”十佳作品、“新浪历史好书榜”2013年十佳作品。张培忠著的《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在《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的基础上，经过调整、修改、补充，并增写了5万多字的篇幅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