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中东》一部描写百年中东变迁的旅行书。中国文人走出国界、深入观察世界的代表性尝试。国内首次通过实地考察，了解2011年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的尝试。

郭建龙以不激、不偏、不形而上的态度，讲述真实中东的历史变迁，揭示中东问题的由来和走向。讲述文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阅读流畅，酣畅淋漓。

现代中东问题的起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在一战前，几乎整个中东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羽翼之下，随着帝国的崩溃，一系列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但由于新建国家的政治不成熟、经济不平衡、宗教冲突频发，导致了近百年来纷争不断。郭建龙的《穿越百年中东》以游走、研究的方式，讨论了百年中东纷争的来龙去脉。以历史的脉络为经，将中东问题总结为几个大的题目进行分章，穿插以作者的现场观察，以故事的形式再现百年中东的矛盾和冲突。

楔子 贝鲁特：卡萨布兰卡的影子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碎片

第二章 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道路

第三章 国王们和总统们：伊斯兰的牧羊人

第四章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三千年恩怨

第五章 逊尼派与什叶派：流血的兄弟

第六章 回归原教旨

第七章 埃及：革命三年后

第八章 叙利亚：从革命到宗教战争

后记

从征服者穆罕默德到苏莱曼大帝(suleyman me Magnificent)的时代，是奥斯曼最辉煌的时刻，它已经成了横跨亚欧非的超大帝国。它不仅拥有着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还占领了耶路撒冷、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地，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宗主权，，并在欧洲并吞了巴尔干半岛，威胁奥地利和匈牙利。

奥斯曼人成了伊斯兰教名副其实的保卫者，继承了哈里发帝国的一切荣耀，并肩负着对抗欧洲的使命。它比哈里发帝国更强大，因为哈里发帝国在鼎盛时期都没有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做到了。

要了解伊斯坦布尔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在古代，假如有一个人想以最快的方式从欧洲到达亚洲，他应该怎样走?答案有且只有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乘船，越过这条如同河沟一样的海峡，就到了亚洲。

所谓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实际宽度只有数百米，还不如尼罗河宽，不知道的人一眼望去，还以为看见了一条河，意识不到他正处于古代世界最重要的一条水道上。

那么，如果他不想走这条路，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达亚洲?

如果不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必须向北绕路，而北边就是浩瀚的黑海。为了绕过黑海，他必须往北方走数干公里，经过乌克兰、沙俄，才能顺着陆地到达黑海的东岸……

但是，且慢!黑海的东岸是一座令人吃惊的高山——高加索山(caucasus)。高加索山的北面是众多的蛮族人，而高山白雪皑皑，对于古人来说几乎是绝壁，从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到达亚洲。他只能继续东行，沿着黑海北岸向亚洲方向前进。

在黑海的东面是另一个庞大的水域——里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湖，水面面积与黑海相当，而绕过了里海之后，就已经到达中亚大草原了。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天下，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未知的领域，更无法通过。

所以，如果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人几乎没有办法从陆路到达亚洲。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偶尔有欧洲人从北方通过，那是因为属于草原的蒙古人维持了北方的和平，使得穿越草原成为可能。根据第一个穿越北方草原的勃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记载，他骑在马上由蒙古人护卫着跑了几个月，差点儿被北方的草原吞没，才侥幸到达了亚洲。

对于任何人来说，守住伊斯坦布尔，就是控制了亚欧的交通要道，也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通道。当奥斯曼人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和小亚细亚，又成了亚欧非大帝国的主人之后，欧洲人对于这个庞大的帝国既羡慕又仇恨。他们时时刻刻提防着它，直到它过了鼎盛时期，走向衰落。  随后，成了病夫的奥斯曼帝国进入了被欧洲反蚕食的阶段。它在欧洲的领地逐渐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侵占。东欧的斯拉夫人、巴尔干人和希腊人原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属民，现在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几乎丧失了它在欧洲的所有领地，只有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咽喉要道，还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非洲的埃及也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这里曾经受到过拿破仑的冲击。1798年，法国正好处于大革命期间，为了抵御英国人，法国人决定先发制人，进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拿破仑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获得了埃及，就可以威胁英国人的海上航线和印度领地。但因拿破仑回到法国抢占政权，对埃及的征服便没有成功。

法国人失败后，埃及落入了一个叫作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将军之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及还是由他的后裔统治着。他们表面上臣服于奥斯曼帝国，但几乎获得了埃及完整的统治权。奥斯曼人只剩下了名义上的宗主权。

在亚洲，帝国几乎保持了所有的领地。人们现在称之为中东的整个亚洲部分，除了伊朗属于土著的波斯帝国之外，剩下的都是奥斯曼的领地。其中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等地属于奥斯曼的直接领地，而阿拉伯半岛由于地处偏远，所以保持着更高的独立性，但帝国拥有它们的宗主权。除了阿拉伯国家之外，高加索南方的三个小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承认其宗主权属于奥斯曼帝国。

直到20世纪初，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还都在奥斯曼帝国的名义控制之下。

但欧洲人早已对这个病夫感到不满，更对它庞大的领地垂涎欲滴，不管有没有世界大战，从长远来看，奥斯曼帝国都不可能保得住这些地方。

然而，这时苏丹和它的政府却犯了一个错误：加入了错误的一方，参加了错误的战争。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世界中心的病夫

如今的土耳其，以领土和传统的多样化而著称。

在南部的爱琴海岸上，还留有希腊传统的影子，希腊式样的房子随处可见，配上海岸和蓝天，仿佛是行走在希腊的土地上。

在伊斯坦布尔，还保留着东罗马时期的建筑和城墙。聪明的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堂进行了模仿和改造，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清真寺样式，在全国铺展开来。土耳其已经成了保留罗马和希腊遗址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了意大利和希腊本土。

在小亚细亚半岛内地的高原和群山之中，塞尔柱式的大货栈星罗棋布，它们分布在森林旁边，或者映衬在雪山下。这些货栈既是市场，也是客栈，既有传统的院落，也有狭窄的房间和小巷。渴了，就随便找一家店铺坐下，点一杯土耳其茶，望着四周熙熙攘攘的人们，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的生活之中。这里的现代和古代结合得如此完美，让人们忘记了时间之矢的存在。

而我在西部地区旅行时，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文明世界，不是土耳其，而是在中亚的某个地方。在底格里斯(Tigris)河畔的迪亚巴克尔(Diyabakir)，人们以库尔德人自居，处处彰显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这里，人们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而不是土耳其斯坦。

在凡湖(Van)的渡船上，四周的雪山让人想到了西藏。凡湖东岸那座堡垒看上去如同该地的守护神一船今人阳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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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贝鲁特（Beirut），这里是地中海东岸的卡萨布兰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卡萨布兰卡这座位于北非的城市，由于处于各方势力角逐的交会点，成了著名的大旋涡，是战争双方情报交换的中心，号称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而如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承担了同样的角色。

当我到达贝鲁特的第一天，我的室友——来自土耳其的马麦德（Mehmet）就告诫我：“在贝鲁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当你来到这里，就已经走进了没有觉察的战争之中。”

当他对我说这句话时，我们正走在贝鲁特的一条小街上。时值2014年5月初，午夜时分，凉风习习，路边的灯光依然闪耀，两边的石头老房子仿佛来自100年前的奥斯曼时代，虽然破旧，但却带着浓郁的历史感。路上偶尔会有几个看上去纯朴平和的当地人和我们擦肩而过。

但是，马麦德提醒我，这里和平的微风只是假象罢了。

真相是：我们所走的街道两侧，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组织”控制区域，这个组织叫真主党（Hezbollah）。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不管他们是小商小贩，还是司机职员，都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以后是）令人闻风色变的真主党战士。

不仅仅是这一条街道，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充满了非现实感。在与黎巴嫩接壤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同时进行着两场流血的较量。而在贝鲁特，各类人等都在紧张地活动着：政客们不安地注视着边境外的战争，难民们等待着家乡的消息，战士们试图越境去打“圣战”。

全世界的政治势力也都会集在这座小小的城市，从西方的美国，到东方的俄罗斯，再到伊朗和什叶派（Shiite）、沙特和逊尼派，因为这里距离战场最近，也最能体会到战争脉搏的所在。

然而，就在各种阴谋和秘计的包围之下，贝鲁特却保持着繁华如梦。富豪们仍然在豪华的俱乐部醉生梦死，夜总会里的女郎们仍然在唱着《玉树后庭花》，来自海外的大量劳工日日夜夜为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而劳作……这一切，即便像我这样的外来游客，也可以一览无余。

当我走在真主党控制区的街道上，思索这座复杂的城市时，马麦德又在一边说出了他的第二句“名言”：“在黎巴嫩，你永远不知道人们的真实身份。”

土耳其的马麦德

其实我也不知道马麦德的真实身份。

来贝鲁特时，我住在一家当地著名的背包客客栈里。房间里有三张床，早已住进了两位年轻人。当我放下包，主动报上名字和国籍时，他们给了我惊人的回答。

“我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土耳其人。”其中一个高个子青年告诉我。

“我也叫马麦德，和先知同名。巴基斯坦人。”另一个矮一些、胖一些的光头说。他年龄不大，30岁上下，大约是由于头发稀疏，所以干脆理成了光头。

就这样，我就和两位马麦德住在了一起。我甚至一直怀疑他们不叫这个名字，只是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而已。

后来，仿佛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拼写上其实是有区别的：土耳其马麦德名字的拼法是Mehmet，而巴基斯坦马麦德的拼法是Mohamed。这两个名字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和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同名，只是由于使用了不同语言(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在习惯拼法上有些出入。

通过聊天，我还知道他们并不属于伊斯兰教的同一个派别：土耳其马麦德是什叶派，而巴基斯坦马麦德是逊尼派。于是，在贝鲁特，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和一个中国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这只是一系列意外的头一件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土耳其马麦德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体消瘦，神情严肃。他孤身一人从土耳其来到黎巴嫩，是为了进入叙利亚。

2014年，叙利亚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派军队和北方的逊尼派反抗力量打得天昏地暗，所有理智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也关闭了土叙边境，避免邻国的混乱延伸到本国。但马麦德从土耳其千里迢迢折腾到黎巴嫩，试图穿越充满了难民的黎叙边界，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为什么要去叙利亚?他解释说是为了朝圣。他是一位什叶派教徒，而大马士革有一些著名的什叶派圣迹在召唤着他。  

但从他闪烁其词的解释中，我却读出了别样的含义。在和我谈话时，他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战争的渴望，使我确信他去叙利亚不是为了和平，而是想去参战。

为了说明他的动机，我必须先把叙利亚战争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战争双方分别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北方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

对于这次战争，世界上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西方主流认为叙利亚战争是独裁和反独裁的战争，总统阿萨德代表了落后的独裁势力，而反政府武装则被看成是民主势力。

主流的逊尼派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看到了推翻什叶派(阿拉维派)统治的机会，支持反叛力量。而以伊朗为主的什叶派国家则毫不犹豫地对阿萨德总统倾囊相助。土耳其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也站在了叙利亚总统的对立面上。  但我的室友——土耳其马麦德虽然是土耳其公民，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是什叶派，是叙利亚总统的坚定拥趸。当我刚住进客栈，互相介绍完毕，他下一句话就是：‘‘你来自中国，中国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于是迅速把我当成了朋友。

当然，他的话是有误解的。当西方国家都改弦更张，反对叙利亚政府、支持反对派时，中国政府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却从未改变过，于是就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支持总统了。

我没有纠正土耳其马麦德的话，享受着他的友好和善意。

随后几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情况：乘飞机来到黎巴嫩之后，土耳其马麦德立即坐车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交界地带，试图穿越边境，却被叙利亚政府军的士兵拦住了。

他向对方解释，他来自土耳其，是什叶派朋友。但守卫边境的政府军士兵不为所动，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是叙利亚政府的敌人，所有的土耳其人也都是不可靠的，哪怕他出自什叶派。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时，散落了一地的碎片，目前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来自于这些碎片，现代中东的乱局由此发端。

在第二章，叙述了土耳其被瓜分之后，如何在国父阿塔图尔克(Atatm·k)的领导下完成自救，转向西化和现代化。虽然土耳其马麦德不喜欢自己国家的政治，但土耳其是唯一摆脱了宗教对政治的束缚，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奥斯曼领土。土耳其的经验也告诉人们，在伊斯兰的世界里，依然有一条路通向和平与繁荣。

土耳其成功完成转型的同时，中东其余国家却由于政治的不成熟、宗教问题过于复杂，陷入一片混乱。

在这些问题中，有三大问题最为突出。

当各国独立后，首先出现的问题是统治者们进行领土扩张和试图统一中东的冲动。沙特家族(House of Saud)、哈希姆家族(Banu Hashim)以及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为代表的中东世俗派政权，都想以本派为中心建立中东秩序。他们合纵连横，此消彼长，到最后，所有的合并努力都宣告破产，只留下了更加破碎的局势和更激进化的社会。这也是本书第三章的主题。

20世纪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深刻地影响了中东的政治气候。为了赶走犹太人，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进行了大联合，但在冲突中的无能、瓜分土地时的贪婪、对难民问题的推诿，却又让这些国家变得彼此离心，成了伤疤。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成了烂疮，点燃了约旦和黎巴嫩内部的社会问题，形成了军事冲突。本书的第四章就叙述了阿以冲突的3000年恩怨。

第五章叙述贯穿中东的第三大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千年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什叶派在中东的实力逐渐增加，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什叶派势力。从黎巴嫩的真主党，到叙利亚的阿萨德，都受到了伊朗的帮助。教派问题也是伊拉克与伊朗两伊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两伊战争也是伊拉克陷入一系列军事冲突的源头。与伊朗冲突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虽然获得了全球性的支持，但在本围和国际上积累的巨大失衡，又让他如同一匹被滚动的车轮拖垮的马，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将伊拉克绑上解体的轨道。

当这个地区越来越失衡，宗教势力却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致力于通过教法统治找回远古的荣光。本书的第六章追溯了从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到哈马斯(Hamas)、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这四代宗教激进组织的演化过程。

2011年的伊斯兰革命让人们再次把目光移回了中东地区。这次革命给人以巨大的希望，却又带来了更大的失落。本书的最后两章追溯了埃及和叙利亚革命的来龙去脉。

在埃及，人民有力量推翻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独裁统治，却没有力量建立另一套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了宗教势力的上台。宗教势力与世俗的冲突导致了另一位强人政治再次回归。

而在叙利亚，民主运动更使教派冲突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场极端势力崛起的大变局。

这两场运动表现了中东这个最复杂地区带给世人的困惑，给未来的政治走向增加了不确定。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我的走访和观察，了解中东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本书并不赞同把中东问题归结为一两个简单的范式。宗教矛盾、民主问题、经济原因，都无法简单地解释中东发生的一切。我能做的，只是将观察和分析摆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了解一个社会真实的景象，并有所思考。

毕竟，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这里也纠缠着最复杂的情感……

由于回国后长期无法使用Gmail邮箱，我四月底检视久违的邮箱才发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  

邮件是两个月前发出的，发件方使用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我打开读过，才意识到，写信人就是土耳其的马麦德。从信件中我知道了他真的不叫马麦德，而是另一个在土耳其常见的名字。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在开头，他先回顾了我们交往的经过，但没有提到巴基斯坦马麦德。之后，他话锋一转，告诉我他已经回到了土耳其，先到了伊斯坦布尔，后来回到了科尼亚，最后决定再去伊斯坦布尔找找工作。

他告诉了我在黎巴嫩后来的生活，以及思想上的转变。他承认想去叙利亚，是想去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保卫什叶派政权。

但是，他始终没有去成叙利亚。当我们离开后，他又在真主党控制区混了一段时间，和那儿的人都混熟了。我相信，只要他坚持，迟早会被送到战火纷飞中去的。但在这时，青年人的想法却出现了变化。

随着战争的拉长，越境去打仗的年轻人也出现了伤亡，他常去的街区一位年轻人再也没有回来。他看见了死者父母的痛哭，街坊们的安慰，他离开了真主党控制区。但他仍然不想回土耳其，为了能长期留在黎巴嫩，他申请了一所学校去读书。

在读书的半年里，他对于不远千里到陌生的地方去打仗这个想法越来越产生了怀疑，最终决定放弃学业，回土耳其去。

也许正因为他放弃了，才会写信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我连忙给他回了信，但可能由于间隔时间已经太长，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在这个电子时代，在境内与境外仍然被分割成天壤。但至少我知道，他已经摆脱了执着，回归到了和平之中。

巴基斯坦马麦德却再也没有消息。每一次听说了ISIS新的军事行动或者民事暴行，我都会祈祷这位巴基斯坦人不要参与其中。但理智又告诉我，巴基斯坦人的想法只是一种思潮的代表，即便没有他，还会有更多的人投入这战争的机器。我只能观察他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提不出任何可能的路径来化解仇恨和冲突。这是我为什么相信，中东的冲突在未来还会延续下去。

我之所以选择写作作为终生职业，是为了叙述真实的世界，当读者知道地球上正在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再根据他们想象的抽象原则来构造世界。

当我把中东封入一本书中，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感谢张娟、李岷，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根本不会动身开始这段旅程。

感谢秦旭东、张赋宇和王力，本书的后面三章曾经在微信公号“三剑客”连载，你们提供了丰厚的稿酬，使我的旅程没有后顾之忧。  感谢文学锋、王路夫妇，你们帮助我这一年不再动荡，安心写作。

感谢秦旭东(再次)、黄一琨，没有你们的帮助，这本书就不会面世。

感谢李楠、魏丹，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编辑发行所做的工作量并不亚于作者。

本书的部分草稿写作于埃及卢克索的Nubian Oasis Hotel，修改于埃塞俄比亚梅克勒(Mekele)的无名旅馆。本书的初稿构思于大理才村走青春客栈。本书的终稿完成于广州锋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