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帮忙来赎裤子
1961年8月18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
在口试时，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坐中间，周围的考官们大都是李敖昔日的老师，一见面，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早已小有名气的学生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做了研究生后，你还要穿长袍吗？”李敖也嬉笑着说：“还要穿！”考场一片笑声。
当时，李敖住在新店，靠近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10月6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1000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次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1000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1000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5000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许多朋友来看他，他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2004年的秋天，李敖回到了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并向北京大学捐献了35万元人民币，要求为胡适塑铜像。他说：“我捐钱要塑的胡适，是新文化时代的胡适，不是跟蒋介石交朋友的胡适。”并且说，“我用当年胡适赠款的一百倍的钱来报答他对我的帮助，也算是这段文坛佳话的外一章了。”
_?四?与胡适的笔墨情缘
李敖在上高中时，就读到了胡适的《胡适文选》，并且深受其思想影响。他曾写过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讲述其思想的形成与理想。到台大后，1957年3月1日，他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论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适的文章数篇，引起远在美国的胡适的关注。
1958年4月26日，胡适从美国归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姚从吾携李敖一起去听。演说结束后，姚从吾特别向胡适介绍李敖，胡适立刻约李敖去聊聊。当天晚上，两人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家相见。胡适热情地对李敖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谈话之中，胡适对李敖治学的褒奖溢于言表。
在这次会面时，李敖就已萌生出一个愿望：要给胡适写一本传记。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当面告诉胡适，而只是提到了批评胡适的几本书，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而对《胡适与郭沫若》一书，胡适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会见，当是李敖写作《胡适评传》的最早萌芽。
应该说，在台大期间，李敖与胡适能有一段笔墨情缘，一方面缘于他的奇才，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导师姚从吾的极力举荐与撮合。在他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姚从吾在李、胡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在李敖第一次见胡适之前，他与殷海光已渐疏远，他的精神领袖也只有胡适一位了。一方面他的狂傲使他并不以胡适思想为最高境界，认为胡适“没有多少好‘吸收’的”；另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学术成绩和地位，他又绝不放弃与胡适交往的机会。因此，他对胡适的印象也就时好时坏。
195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天。李敖赴南港见胡适，这天他写《札记一则——再访胡适》： 十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走过来。一面伸过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Mr.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 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给我，我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
这次见胡适后第六天，“胡适先生送来字，午睡醒来（二时前）看到”；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了非议：“‘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第十天，他又称胡适为独一无二的“popular（大众）式学者”了； 第18天，他又要“写封信给胡适”了。到同年11月6日，他写道：“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1月23日，他羡慕胡适之“手勤”。12月20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1959年1月2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1月14日又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3月1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4月3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80分，中年的胡适可得60分，晚年的胡适只有40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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