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成长之路
李：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从福州来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园的小院是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的？
王：生我的时候，父亲买芳嘉园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岁时，我父亲到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我得了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了我留在上海。十岁从南方回到北京，然后二十多年一直没动。
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的职称为“待命公使”，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家美侨学校。这样，我从小就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
李：你父亲又出去过吗？
王：父亲后来到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那是孙宝琦执政时，此后就没有再出国。
李：听说你母亲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亲一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
李：你们王家在福州影响大吗？
王：高祖王庆云在《清史稿》中有传。他编撰过一本书《石渠余纪》，讲清初至道光时期的财政，是研究清史必读之书。太平天国时期，他负责理财，还担任过陕西总督。祖上于明代到了福建，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当时有名的家族是沈、郑、林、王等。
祖父的哥哥、我的伯祖王仁堪是丁丑科状元（光绪三年，1877年），任镇江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他曾上条陈劝阻慈禧修颐和园。调任苏州知府，一年即去世。父亲的弟弟王允恭参加同盟会，与黄兴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最后死在南京。
李：看来你没有继承你们家从政的传统。
王：（笑）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
李：你小时候家里对你管得严吗？
王：父亲他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多门都不及格，本来应该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结果被刷了出来。燕京大学规定，如有两门不及格就退学，但其他课如有分就可以继续念。这样，第三年又转文学院，当时同学有后来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史学家王钟翰等。老师有郭绍虞、容庚、邓之诚、王力、陆侃如等。在班上我的诗词好，女同学的诗词作业全是我包了，还能考虑到不同人的风格。老师没发现，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班的学生有这么整齐的水平。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他们的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父母，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他们也会如此。
李：失去这个机会是不是很可惜？你现在觉得后悔吗？
王：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李：他说得的确不错。《画论》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等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琦，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P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