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自创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大师级作家。其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

《邂逅集(精)》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基础上修订，注重系统性及版本价值。

由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最美的书”设计师张胜先生精心设计，典雅大气，装帧雅致温润，布面精装，尽显纯正文学趣味。

编校者精益求精，耗费十年心血，参校作者手稿、手校本及各种文集，力求当代文学新善本。

《邂逅集(精)》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复仇》《老鲁》《艺术家》《鸡鸭名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邂逅》8部。

复仇

老鲁

艺术家

戴车匠

落魄

囚犯

鸡鸭名家

邂逅

编后记

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进去，浓烟渳漫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潜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

只有一次，我有一次近于“完全”的经验。在一个展览会中，我一下子没到很高的情绪里。我眼睛睁大，瞇住；胸部开张，腹下收小，我的确感到我的踝骨细起来；我走近，退后一点，猿行虎步，意气扬扬；我想把衣服全脱了，平贴着卧在地下。沉酣了，直是“尔时觉一座无人”。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化为一阵青烟，想死，想“没有”了。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平常或多或少我也享受到一点，为有这点享受，我才愿意活下去，在那种时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实证；但“绝对的”经验只有那么一次。我常常为“不够”所苦，像爱喝酒的人喝得不痛快，不过瘾，或是酒里有水，或是才馋起来酒就完了。或是我不够，或是作品本身不够。真正笔笔都到了，作者处处惬意，真配(作者自愿)称为“杰作”的究竟不多；(一个艺术家不能张张都是杰作，真苦!)欣赏的人又不易适逢其会的升华到精纯的地步，所以狂欢难得完全。我最易在艺术品之前敏锐的感到灵魂中的杂质，沙泥，垃圾，感到不满足，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体内的石灰质。这个时候我想尖起嗓子来长叫一声，想发泄，想破坏；最后是一团涣散，一阵空虚掩袭上来，归于平常，归于俗。

我想学音乐的人最有福，但我于此一无所知；我有时不甘隔靴搔痒，不甘用累赘笨重的文字来表达，我喜欢画。用颜色线条究竟比较直接得多，自由得多。我对于画没有天份；没有天份，我还是喜欢拿起笔来乱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结果都是愤然掷笔，想痛哭。要不就是“寄沉痛于悠闲”，我会很滑稽的唱两句流行歌曲，说一句下流粗话，摹仿舞台上的声调向自己说：“可怜的，亲爱的××，你可以睡了。”我画画大都在深夜，(如果我有个白天可以练习的环境，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美术放大”的画师吧!)种种怪腔，无人窥见，尽管放心。

从我的作画与看画(其实是一回事)的经验，我明白“忍耐”是个甚么东西；抽着烟，我想起米盖朗皆罗，——这个巨人，这个王八旦!我也想起白马庙，想起白马庙那个哑吧画家。

白马庙是昆明城郊一小村镇，我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

搬到白马庙半个多月我才走过那座桥。

在从前，对于我，白马庙即是这个桥，桥是镇的代表。——我们上西山回来，必经白马庙。爬了山，走了不少路；更因为这一回去，不爬山，不走路了，人感到累。回来了，又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又将坐在那个办公桌前，又将吃那位“毫无想像”的大师傅烧出来的饭菜，又将与许多熟脸见面，招呼，(有几张脸现在即在你身边，在同一条船上!)一想到这个，真累。没有法子，还是乖乖的，帖然就范，不作徒然的反抗。但是，有点惘然了。这点惘然实在就是一点反抗，一点残馀的野。于是抱头靠在船桅上，不说话，眼睛空落落看着前面。看样子，倒真好像十分怀念那张极有个性而颇体贴的跛脚椅子，想于一杯茶，一枝烟，一点“在家”之感中求得安慰似的。于是你急于想“到”，而专心一意于白马庙。到白马庙，就快了，到白马庙看得见城内的万家灯火。——但是看到白马庙者，你看到的是那座桥。除桥而外，一无所见，房屋，田畴，侧着的那棵树，全附属于桥，是桥的一部份。(自然，没有桥，这许多景物仍可集中于另一点上，而指出这是白马庙。然而有桥呀，用不着假设。)我搬来之时即冉冉升起一个欲望：从桥上走一走。既然这个桥曾经涂抹过我那么多感情，我一直从桥下过，(在桥洞里有一种特别感觉，一种安全感，有如在母亲怀里，在胎里，)我极想以新证旧，从桥上走一走。这么一点小事，也竟然搁了半个多月!我们的日子的浪费呀。

这一天我终于没有甚么“事情”了，我过了桥，我到一个小茶馆里去坐坐。我早知道那边有个小茶馆。我没有一直到茶馆里去，我在堤边走了半天，看了半天。我看麦叶飘动，看油菜花一片，看黄昏，看一只黑黑的水牯牛自己缓步回家，看它偏了头，好把它的美丽的长角顺进那口窄窄的门，我这才去“访”这家茶馆。

第一次去，我要各处看看。

进一个有门框而无门的门是一个一头不过的短巷。巷子一头是一个半人高的小花坛。花坛上一盆茶花。(和其他几色花木，杜鹃，黄杨，迎春，罗汉松。)我的心立刻落在茶花上了。我脚下走，我这不是为喝茶而走，是走去看茶花。我一路看到茶花面前。我爱了花。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茶花，(云南多茶花，)仿佛从我心里搬出来放在那儿的。花并不出奇，地位好。暮色沉沉，朦胧之中，红焰焰的，分量刚对。我想用舌尖舔舔花，而我的眼睛像蝴蝶从花上起来时又向前伸了出去，定在那里了，花坛后面粉壁上有画，画教我不得不看。

画以墨线钩勒而成，再敷了色的。装饰性很重，可以说是图案，(一切画原都是图案，)而取材自写实中出。画若须题目，题目是“茶花”。填的颜色是黑，翠绿，赭石和大红。作风倩巧而不卖弄；含浑，含浑中觉出一种安份，然而不凝滞。线条严紧匀直，无一处虚弱苟且，笔笔诚实，不笔在意先，无中生有，不虚妄。各部份平均，对称，显见一种深厚的农民趣味。P26-29

一、《汪曾祺集》共十种，包括小说集四种：《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六种：《晚翠文谈》、《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

二、全书均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参校各种文集及作者部分手稿、手校本。不论所据底本为何种形式，全书统一为简体横排。

三、底本误植者，或据校本，或据上下文可明确推断所误为何，由编者径改。异体字可见作者习惯者不做改动；通假字，方言用字，象声词，及外国人名、地名译法，仍存旧貌。

四、在早期作品中，作者习惯使用或现代文学创作中尚不规范的“的”、“地”、“得”、“做”、“作”、“撩天”等特殊用法，悉仍其旧。

五、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一字，及同一人、地、物名，保持局部(限于一篇)统一。

六、作者原注统一随文注于当页页脚。

七、独立引文统一使用仿宋体，另行起排，段首缩进两字。

八、作者自注的创作时间，一律在文后以中文数字标注。

编后记

《邂逅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一九三九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两栖杂述》)。

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开始与他有所接触，“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自报家门》)。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

“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西南联大中文系》)。他读书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泡茶馆》)。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即“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写就。一九四一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香港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藏书家黄裳。据黄永玉回忆，“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合。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里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黄永玉的文章数次提到早年的这段经历：“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

汪曾祺于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上海，转赴北京，在上海的时间不足两年，但《老鲁》、《戴车匠》、《落魄》、《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的出版，也和这段经历有关。黄裳的文章《忆曾祺》提到：“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

一九八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作者曾把《邂逅集》中的《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作了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后收录。一九九八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所收的上述四篇小说，也是经作者修改的文本，当年形影已渺乎难见矣。所以，《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现，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本书据《邂逅集》初版本排印，由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少量明显错讹做了订正。某些当时普遍使用的异体字、异形词，则一仍其旧。

李建新

二○一一年八月九日

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