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衡、熊秉群编著的《父亲熊庆来》从熊庆来儿子的视角，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文献档案特别是家藏书信、图片、日记、文稿及熊庆来亲笔自述等珍贵材料，严谨而生动、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熊庆来勤奋求学、刻苦钻研、追求真理，终从山村少年成长为杰出数学家、教育家的传奇多彩而又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

熊庆来是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代科学家，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感召下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奠下基石。本书作者从子辈的视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档案，特别是家藏书信、图片、日记、文稿及熊庆来亲笔自述等珍贵材料，严谨而深情、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熊庆来从山村少年成长为杰出数学家、教育家的一生：对他的科学精神、教育恩想、办学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全景式介绍：对他作为一名杰出知识分子为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不畏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家、为桑梓培养人才的历程进行了细致勾勒；对他的家庭生活、夫妻感情、子女教育，以及他与学生、朋友、同事之间的情谊作了生动的描述。一桩桩往事，折射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桑梓情、家国情，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品格德行、精神风范。熊秉衡、熊秉群编著的《父亲熊庆来》还穿插记述了熊庆来和许多知名人士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一部资料丰富、时间跨度达百年之久的长篇著述，从一个家庭的风雨变迁中可以窥见中国历史的百年沧桑。

1 山村少年

 1.1 甸溪河畔的老家

 1.2 来自江陵的熊氏家族

 1.3 少小离家出山村

 1.4 16岁的婚礼

 1.5 八年守望

2 赴欧留学，乘风破浪酬壮志

 2.1 选拔赴欧学矿业

 2.2 战乱破灭习矿梦

 2.3 痛失好友李汝哲

 2.4 瑞士莱辛战病魔

 2.5 蒙城攻读硕士衔

3 留学归来辟杏坛

 3.1 报效桑梓惜无路

 3.2 金陵创建算学系

 3.3 邓府巷里建家园

4 清华园里育英才

 4.1 初到清华

 4.2 算学系的鼎盛期

 4.3 水木清华的美好记忆

5 再度赴欧，函数论域登堂奥

 5.1 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

 5.2 熊氏无穷级

 5.3 寻觅博士档案

 5.4 东西文化的交融

6 敬恭桑梓赴云南

 6.1 龙云诚邀，赴任云大

 6.2 父亲和龙云

 6.3 烽火卢沟，举家南迁

 6.4 战争困境，艰难起步

7 云大在抗战中崛起

 7.1 大轰炸，大疏散，弦歌不辍

 7.2 父亲的办学之道

 7.3 云大的蓬勃发展

 7.4 狠抓师资队伍建设

 7.5 整饬校纪，树立良好学风

 7.6 倡导学术研究

 7.7 充实仪器、设备、图书

 7.8 顾及地方需要，创建新院系

 7.9 与西南联大等院校的合作

8 抗战胜利之后

 8.1 抗战胜利后的云大

 8.2 民主浪潮

 8.3 心系故乡

 8.4 云大的家园

9 三度赴欧，负疴探研不停息

 9.1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

 9.2 滞留巴黎重归数坛

 9.3 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

 9.4 东归

10 故国不知老，识途老马育英才

 10.1 回到祖国

 10.2 数学研究所

 10.3 不惧病残苦，探研从不息

 10.4 培育青年，不遗余力

 10.5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0.6 政协委员

11 生活在中关村

 11.1 中关村31楼宿舍

 11.2 故人重逢情谊深

 11.3 天伦之乐

 11.4 工作之余

12 “文革”劫难

 12.1 风暴袭来

 12.2 难得平静日，抓紧搞科研

 12.3 遭批斗，占住房，扣工资，冻存款

 12.4 “早请示”、“每周报告”、“清理阶级队伍”

 12.5 撒手人寰

13 父亲去世后的日子

 13.1 母亲离开北京

 13.2 母亲回京，振宁看望

 13.3 秉明二哥回国探亲

 13.4 秉信大哥去世

 13.5 秉慧姐患病

14 平反昭雪，百年纪念

 14.1 父亲骨灰安放八宝山

 14.2 晚年母亲

 14.3 熊庆来奖学金

 14.4 母亲叶落归根

 14.5 父亲诞辰百年纪念

15 永远的怀念

熊庆来年谱

附录 纪念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熊庆来先生严济慈华罗庚

后记

1．5 八年守望

父亲婚后仍在昆明继续读书，母亲独自留在息宰老家。前面说过，云南高等学堂根据昆明的气候特点——夏天不热，寒暑假合并为年假，在过阴历年前后放假一个多月。在以后的三年里，父亲只有放年假时才回家住一个月左右，探望曾祖母、祖父母，和新婚的妻子团聚。虽然每次相聚时间短暂，但毕竟每年都可以有一次难得的欢聚。

结婚后的第四年，父亲考取出国留学，要去欧洲。母亲知道，这次的离别将是很长的时间，只有在期盼中等待，却不知道这个守候会有多久。

1913年7月，父亲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老家亲人，离开了昆明，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留学。母亲孤独地留在了息宰老家，她不知道哪里是欧洲，哪里是比利时，但她知道那是非常遥远的异国他乡，要坐火车，坐轮船，经过一两个月才能到达的地方。

父亲走后三个月，我们的大哥秉信降生了，这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从此母亲不再感到孤独了。有了秉信大哥，母亲更辛苦了，然而这也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父亲家是一个大家庭，家中有曾祖母、堂祖父母、祖父母、伯父母、叔叔、姑姑和堂兄妹，一家人大约有十七八口。虽是大家庭，但大家相处都很和睦，孩子们都不分彼此。曾祖母是个精明、公正的老人，祖父是个知识分子，祖母是个忠厚的好人。他们对母亲都很好，也想给母亲学习的机会，但妇女们的家务都很重，要抽出读书的时间是很不容易的。祖父是一个个性很强、很威严的人，他曾做过两任儒学训导，有些那个时代的官宦习气。祖母对儿媳妇们都很疼爱。母亲到90岁时还记得，一次母亲曾对祖母说：你家年老时就不能吃桃子了，趁我们都还年轻，让我们吃点。祖母就用糖换了一背篓桃子分给儿子、媳妇大家一起吃。

在大家庭中，媳妇要做很繁重的家务，她们轮流为一大家子人做饭，吃完饭后还要给大家洗衣服。此外还要喂猪，晚上要推磨磨玉米面做猪饲料。有空时，还要替曾祖母、堂祖父母、祖父母、叔叔、姑姑缝衣服、做鞋。

大家庭不给媳妇零用钱和做衣服的钱，母亲只能在把大家庭的事做完后，抽空为别人干活挣钱。在花生收获的季节，晚上常常可以看见院子里银色的月光下母亲的身影：坐在草墩上替别人家剥花生。母亲聪明、伶俐，不直接用手一个一个地剥，而是先用砖头在许多花生上碾压，一次可碾破许多花生壳，然后再用手剥，速度又快，又不伤手指。她这样每晚可剥一斗花生，一斗有6公斤，可得到30个铜板的报酬。但这个活计只能干两个月，当花生采收完后，就没有这个活计干了，这时就只有替别人缝衣服挣钱。母亲常常坐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缝纫衣服，缝一件衣服可以得两角工钱。挣来的钱，就在街子天去买布，1块多钱可以买一个布，一个布有8寸宽4丈长。有了布，母亲就可以为自己和大哥做衣服穿了。那时候，1角钱值12个铜板，l块钱值120个铜板，母亲缝五六件衣服才可以买一个布。

一次秉信大哥生病发高烧，亲戚告诉了母亲一个土方：捉五个蟑螂(有翅的、黄色的那种，不要无翅、花色的)，去掉头、翅、腿、内脏，只要胸部的肌肉，用擀面棒或汤勺背舂碎，再放上三片生姜，加四五勺水一起煮，煮出的水给病人喝，喝了睡一觉，出一身汗，第二天就会退烧，病也就好了。母亲按照这个土方煮药汤给秉信大哥喝，果真见效。以后秉信大哥每次发烧，都是用这个土办法治好的。后来进了大城市，母亲知道了许多西药，但仍然说这个土方比阿司匹林还有效。

父亲到欧洲后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父亲正在比利时的学校考试时，德军攻入比利时，冲进考场。父亲和一个同学只得辗转经荷兰逃到英国伦敦，有半年没法给家里通信。母亲不知父亲的消息，急得每天都在哭泣，哭得眼睛都红了。她甚至想到父亲会不要她了，要娶一个“老洋婆”了。母亲的叔伯大嫂劝慰她说：因为打仗，信件一时来不了，你不要着急，不要哭，把眼睛哭瞎了，他才真会不要你了。母亲天天盼望着远方的消息，担忧着父亲的安危。半年后父亲从英国来信，说他平安无事，即将转到法国学习，母亲的心这才得以平静下来。这样的日子过了没有多久，又传来父亲因照顾患肺病的好友也被传染了肺结核病并吐血的消息。那时的肺结核病，有如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母亲又一次为父亲担惊受怕。幸而父亲遵照医生的建议到瑞士的山区养病，终获痊愈，母亲才又一次放下心来。

秉信大哥懂事时还未见过父亲。有人问他：“大一中，你爹有多高？”“一中”是秉信大哥的小名，因为他是老大，所以叫“大一中”。这时他就会指着床头边挂着的父亲相片稚气地说：“有那么高。”

光阴流逝，秉信大哥一天天长大了。秉信大哥在息宰小学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他从小勤奋好学，每天总是早早地就背着书包去上学，常常到了学校，校门还没有开。小学的大门有一条门槛，门槛离地面较高，形成一个空当。秉信大哥就从门槛下钻进学校。那时母亲和秉信大哥相依为命，母亲自然对秉信大哥疼爱有加，直到秉信大哥上学了还给他喂奶吃。秉信大哥每天去上学前，总是要母亲喂一口奶吃后才肯离开冢。

母亲不仅和婆婆、妯娌相处不错，与邻居之间也是互相帮助。那时如果肠胃不适，气胀，腹痛，常用揉肚子的办法来治疗。母亲说过，有一位人称宋婊婊的老人和母亲很要好，两人经常互相帮助揉肚子。宋婊婊家庭贫困，去世时母亲还帮她买了棺木安排后事。后来母亲又帮助了两位年老无依靠的亲戚，为他们料理后事。母亲乐于助人，虽然自己经济拮据，但依然尽力帮助周围那些困难的人。

祖父在父亲出国后的第二年，纳了一个品质恶劣、性情凶暴的妾，家庭的平静从此就被扰乱了。曾祖母因偏袒祖父而失去了大家的尊重，说话也少了分量。这个妾就更是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作威作福，欺负家人。母亲跟着忠厚、软弱的祖母饱受欺压。堂祖母又从中挑拨是非，带来了更多的烦恼和痛苦。远在国外的父亲对于家中的情形毫不知晓。母亲受旧社会礼教的影响，加之又没有文化，不会写信，没有向父亲诉说这些苦衷，只能忍气吞声地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母亲带着秉信大哥守望着父亲。他们等了近八个年头，终于等到父亲要回国的消息。1921年初，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母亲接到父亲已经离开法国坐轮船到了越南海防，很快就要回家的喜讯。父亲回来的那天，母亲带着已经7岁多的大哥，和父亲的弟弟们一起到息宰村尾的瞽者渡附近迎候。当身着西服的父亲从瞽者渡的船上走下来时，众人连忙迎上去，叔叔们连声叫着“二哥”(父亲在家族的大排行中属老二)！P25-27

序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 乐

熊庆来先生1893年诞生于云南省弥勒县的息宰村。他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与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近代数学研究-9高等数学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在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9系主任期间，他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还曾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余年，为云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熊庆来先生在数学研究上的贡献

19世纪，柯西、黎曼、魏尔斯特拉斯等一大批学者系统而杰出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数学分支：复变函数论。它不仅有完善9丰富的理论，而且有实际应用。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著名的毕卡一波莱尔定理为开端，围绕着复变函数的取值问题，研究工作十分活跃，形成了函数值分布理论，成为基础数学的主流与热点。1925年，著名的芬兰数学家奈望利纳对于亚纯函数，引进了特征函数9亏量的概念，建立了两个基本定理，获得了亏量关系，拉开了函数值分布论现代研究的序幕。

熊庆来先生曾经三次赴欧洲，总计17年，主要是在法国学习9从事研究工作。他第一次去欧洲是1913年至1920年，受云南省公费派遣，在法国学习了大学本科与硕士的数学课程。

1932年至1934年，熊庆来先生第二次赴欧访问，他先到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型会议一小时演讲中就有法国著名函数论专家瓦利隆关于亚纯函数的波莱尔方向的报告。会后，熊庆来先生去巴黎，9瓦利隆一起从事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在这以前，对于增长不太迅速，即所谓有穷级的亚纯函数研究工作已臻完善，但对于增长极其迅速的无穷级函数，研究甚少，且结果不够理想。熊庆来先生引进了型函数的概念，给出了无穷级的一种定义，对无穷级亚纯函数的值分布作了系统研究。他的长篇研究论文发表在法国的重要数学期刊上，并获得了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引进的无穷级被称为“熊氏无穷级”，成为以后研究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得力工具。

1949年9月，熊庆来先生随梅贻琦团长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后，因病滞留法国。他又重新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在亚纯函数的值分布中，他注意到导函数的作用，获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在正规族理论中，他使用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方法：由函数值分布论中的基本不等式出发，消去余项中的所谓原始值，从而建立相应的正规定则。由此，他认为相应于一个毕卡型定理，常常会有一个朗道型定理与一个正规定则，从而形成了一个圈属。他还研究了一类多值函数——代数体函数的值分布。

熊庆来先生关于消去原始值、建立正规定则的方法，为我国学者不断使用与发展，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海曼教授搜集与提出的全纯和亚纯函数的新正规定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这个方法对英国、美国同行学者的研究也有相当影响。

熊庆来先生在高等数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1921年，应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的邀请，熊庆来先生到该校创建数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系内仅他一位专任教授，在此后的五年间，他开设了十余门课程，并自编讲义，如《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他当年在巴黎大学听著名数学家戈萨的高等数学分析课程，认真学习与钻研戈萨的名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东南大学，他以戈萨的著作为重要参考，编写了很好的讲义，后经审定，列为大学丛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东南大学，熊庆来先生培养了一些杰出的学生，如胡坤陞、赵忠尧、严济慈等。胡坤陞后来到哈佛大学深造，从事变分学研究，获博士学位，返国后长期在中央大学与四川大学担任教授。赵忠尧从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正负电子对的湮没辐射，是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严济慈从东南大学毕业后，由熊庆来、何鲁、胡刚复教授资助赴法国攻读，因其在专业与法文等方面表现出色，法国因此承认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资格。严济慈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回国，对我国物理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6年，熊庆来先生应清华大学聘请担任教授，1928年任数学系主任。他先后聘任了杨武之、孙光远、赵访熊等高水平的教授，在分析、代数、几何等方面开设了门类较多的课程，使数、理等系的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熊庆来先生等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开始培养研究生。在老师和学生中，数学研究逐渐形成风气，论文不断在“清华理科报告”发表。1932年，熊庆来先生年近不惑，在国内著名大学担任教授已逾十载，仍利用休假机会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获得了卓越成果。

熊庆来先生十分注重学术交流，以促进人才的成长。他邀请著名数学家法国哈达玛教授和美国维纳教授到清华大学作系列演讲，使师生受益匪浅。

在这样优良的学术环境里，一批青年人才茁壮成长。例如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骤、柯召、徐贤修、庄圻泰、段学复等，走向了学术研究的前沿。物理系的学生钱三强、赵九章、林家翘、彭桓武等也都得到很好的培养。

1937年夏，熊庆来先生应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竭尽全力聘任教授，添置设备，增设院系专业，将一所规模很小的地区性大学发展成拥有五所学院十八个系、教授阵营强大、在全国具有影响、颇有规模的国立大学，为云南和全国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我和张广厚的成长得到熊庆来先生的亲切指导

1962年，我和张广厚由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熊庆来先生担任我们的导师时已年逾古稀，半身不遂，然而他仍经常与我们谈话。虽然许多谈话内容只是一些闲聊，却使我从学术思想上受到熏陶，并从中探索合适的研究方向。熊先生自己曾谦逊地说：“我年事已高，虽不能给你们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

……

熊老育人，身教重于言教；此书记述，完全忠于史实

熊庆来先生崇尚科学与教育，努力培育人才，将其视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为了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时期，还是在云南大学出任校长时期，以及1957年由欧洲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都全心全意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竭尽全力帮助青年学生成长，期望他们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的精英。

熊庆来先生有着十分明确的信念，而且自己时时刻刻极其勤恳地努力工作着。然而他对学生、对下属、对自己的子女亲人却从来不高调训人，也从未疾言厉色，他总是态度和蔼、语调平和地与人谈话。他话并不多，但身教重于言教，因而学生、下属、子女都能从他那里受到很好的影响。

熊庆来先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时，都是开始创办数学系，一方面讲授课程很多，课务繁重；另一方面他担任系主任，还要考虑到系务安排、教师延聘、学生成长、学术研究、未来发展等诸多方面。而当时国内科系尚无固定模式，各门课程均无中文教材，其工作之繁重可以想见。在抗战极其艰难的时期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其困窘与繁忙更是常人难以想象。

熊庆来先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工作，很少能顾及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尽管如此，他的子女们平日受到其精神的感召，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都十分顺利地成长为各个领域造诣很深、贡献甚大的专家。时光流逝，熊庆来先生的长子秉信、次子秉明、女秉慧已先后因病辞世。

本书作者熊秉衡、熊秉群两人分别是物理、通信领域内很有贡献的专家，长期为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操劳忙碌，退休以后仍无空闲。然而长期以来，他们有一个心愿，要将父亲熊庆来的一生十分真实地记述出来。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熊庆来先生当时受到严酷的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1969年2月逝世。当时所批判的“华罗庚一熊庆来黑线”、“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虽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化为乌有，然而，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他们感到有责任将熊庆来先生这位老一辈学者的典型向当今社会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学子们作一清晰、真实的介绍。

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收集了熊庆来先生与当时有关人士的许多电报、信函，采用了熊秉明及其他人当年日记中的有关记述，查阅了档案馆中保存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到巴黎法国国家档案馆中查阅20世纪30年代熊庆来先生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访问了有关人员，留下了宝贵的录音，从中选取了有用的资料。此外，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照片，为各个时期的史实提供了佐证。

作者撰写本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完全忠于史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以往一些传记与文章曾记述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亲笔致函熊庆来，请他回国工作。他们查遍资料，并无此信，而其他次要函件均保存无误，因而基本断定此为讹传。作者以史实为重，予以订正。

从本书所记述的熊庆来先生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数学和科学技术在我国创业的艰难，看到我国高等学术人才成长的进程，看到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也看到熊庆来先生1957年回国后的工作和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经受的折磨与苦难。所有这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尤其是熊庆来先生对中国数学与云南教育的贡献与作用十分重大，因而数学界、教育界的同仁和青年学子阅读此书会备感亲切，有更多的感受。

2014年4月

早在2001年，我们就曾商议过，应当和秉明二哥、秉慧姐共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编一本影集，以弥补社会上出版的父亲传记的某些不足。2001年9月12日我们编排的《熊氏家报(试刊)》刊登了《五哥对秉群建议的意见》一文，曾论及此事：

五哥说：关于你的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和二哥、姐姐一起系统地写一部我们家的回忆录，并且编一本照片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事实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我们弟兄在不同时期，都曾有过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时日，每人着重点不尽相同，正好可以互补。尽量收集一些图片，可以使内容更加生动。至于时间，争取在2003年10月爸爸、妈妈诞生110周年出版是比较理想的。

然而，世事难料。秉明二哥、秉慧姐分别于2002年、2004年相继离我们而去。后来，秉衡得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的资助，撰写一本专著，而秉群则受聘于北京邮电大学和云南大学，开设自编课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写回忆录的事便搁置下来，竟一拖就十余年。

不过秉群退休后，从2002年起就开始收集、整理家里的老照片，还去老家补照了一些照片，并将它们全部扫描后分类存入计算机，还用图像处理软件修补了破损的照片，所有这些照片都成为写作本书的重要素材。

以照片作为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图像记录，其珍贵性是不言而喻的。照片越是时间久远，其价值越高。许多照片由于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性而价值不菲，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增值。例如，新华图片社规定，一般的新闻照片除每帧按其价值有一基本定价外，还收取一份依时增值的费用：每增加一年时间加收20元。以本书采用的1964年全国政协元旦招待会的照片为例，这张照片的基价为500元，2014年购买，依时增值费为1000元，所以其价格加起来就是1500元。本书中最早的照片，是父亲出国留学时于1913年所摄，至今已经超过100年，可谓弥足珍贵了。本书一共收录了470多张照片，希望读者通过照片，对当时的情景有更直观的感受。

2009年，秉衡的专著终于完成，由科学出版社列入“现代物理基础丛书”在北京出版。秉群也在这年辞谢了两个大学的聘请，结束了退休后持续八年的讲课。此时，我们已进入耄耋之年，有时想起的人物、事件，过后竟然忘却，而再三冥思苦想又能找回来一些。似乎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还保存在大脑的存储单元内，但大脑的检索系统却出了问题。是啊！记忆力的衰退，让我们惊诧地察觉到我们的大脑正一天天老化，真是“岁月无情，时不我待”啊！

时间已不容再有拖延，我们必须尽快完成写作回忆录这个心愿。于是，我们开始收集、整理有关父亲的各种信函、资料、家谱以及一些录音资料，并开始着手撰写。不过这时还只能先写一些最有感触、最有兴趣的事件、人物，写成一些不相连贯的片段，或与本书内容有关的人物特写。写成的点点滴滴都分类存储在计算机里，使之成为永不遗忘的记忆，以备写书时使用。平时，我们兄弟俩居住在两地，少有交集。好在如今是网络时代，可通过电子邮件方便、快速地交换彼此的文稿，讨论有关本书的各种问题。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本书的提纲和一个基本共识：我们是写一本以父亲为主线的回忆录，当然也会涉及母亲和兄弟姐妹以及父亲的友人、同事和学生的许多“故事”。本书不是文学创作，只是一本纪实性的回忆录。我们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只能写真实的人和事，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编造。虚夸与浮躁都是父亲所厌恶的。

全书共15章。秉衡负责撰写第2章至第8章，共7章；秉群负责撰写第l章以及第9章至第15章，共8章。这是我们根据各自的情况所作的分工。譬如，秉群曾为修家谱做过许多调查工作，多次回到弥勒老家，走访故里老人，查找了多方面的资料，对先祖熊种、熊自越的墓碑文字进行仔细探究，所以第l章由他执笔撰写。秉衡对法国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则由他执笔撰写与法国有关的章节。不过，具体撰写时倒也没有分得那么清。譬如，秉群执笔的章节中，有些内容是秉衡撰写的；同样，秉衡执笔的章节中，也有些内容是秉群撰写的。如第8章第3节和第4节就是秉群执笔撰写的。而且，在各自写完之后，我们都要在一起统稿，讨论切磋，交换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避免某些内容的重复或疏漏。

本书反映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超过100年，涉及人物也相当多，要把书中人物和事件的经过、时间、地点都逐一落实，工作量相当大。不过，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书中的许多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许多事件我们也都亲身经历过，或耳闻目睹，但是书中涉及的早年内容，或是我们尚未出生，或是我们尚年幼，致使我们不清楚。为了保证所写内容的真实性，对这些我们不熟悉的事，我们不仅查阅了大量可靠的资料，还经过多方互相印证，反复推敲，取得一致认识。如果觉得某些内容不那么可靠，我们就宁可割舍不写。可喜的是，父母亲留下的大量家书、文件、资料、照片，还有秉明二哥留下的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完整的日记，大大弥补了我们对年幼时或出生前家庭真实生活情况的了解或记忆之不足。虽然经过了百年来的社会动荡、战争灾祸，遗失了不少宝贵的家信、文件、资料、照片，甚至于因政治运动冲击而人为损毁了其中的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因为害怕“红卫兵”抄家，为避免被诬为保留“反动照片”而烧毁了一些照片(如父亲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照片)、扔弃了一些物件(如秉明的雕塑“背手裸女”)、涂抹了一些文字(如父亲七十岁寿辰纪念册中吴晗的签名)，不过大量的家信、文件、资料、照片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文物。如清朝末年以“二龙戏珠”为饰边的父亲在云南高等学堂预科的毕业证书，民国初年的明信片、书信、资料、照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父亲在法国留学所获得的各种学证和硕士、博士文凭，父亲任教东南大学时期所写的数学讲义，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父亲专著《高等算学分析》，还有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近百页“检讨”、“交代”、“每周报告”等等。母亲带着珍爱和敬畏的心情，精心珍藏，悉心守护，采取了她可能做到的防虫、防潮措施，使这许多宝贵的证件、书信、资料、照片和父亲喜爱的字画未被虫蛀，没有受潮、发霉，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秉衡记得，20世纪50年代，母亲曾一次又一次地取出它们，戴上老花眼镜反复细看，铺开晾晒后再小心地收入换了新樟脑丸的箱子里。秉群记得，20世纪60年代，父母亲有一次在翻看旧时书信的情景，他们谈起了过去的一些往事和故友，不禁感叹道：“这已经成为历史了！”的确，这些书信今天已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也是另一种“家书抵万金”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涉及许多重要的事件、家庭的事务，我们都可以从这些书信、资料、日记、照片中，准确地查找出事件的经过和时间。以时间为例，父亲在1949年第一次去广州，一时查找不到日期，只好作为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记在心中。后来，秉群再次查看父亲留下的旧照时，在一张不起眼的、作为书签用的广州黑白风景照的背面，竟然发现父亲用铅笔草书的一行字：“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因赴广州向教部接洽校务于二十五日购此纪念 庆来”，这真是“机遇撞上了有心人”，时间问题因此便迎刃而解。其实，这件事在本书中只有一句话，即：“1949年5月21日，父亲为了解决员工急切的生计问题专程去广州找教育部长杭立武。”

……

感谢杨振宁、严陆光、张昌山几位先生，他们挤出时间，阅读了本书初稿，热心地为本书写了评介。振宁大哥还将书稿转发给他的弟、妹，其中杨振汉帮助我们纠正了书中的差错。

感谢云南大学张维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写作《熊庆来传》。那时，母亲和许多与父亲有密切关系的友人、学生都还健在。在秉群妻子惠珍的协助下，张维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书中的不少内容就是根据这些采访写成的，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参考并援引了他书中的一些片段。

感谢国家博物馆赠送了有关父亲的宝贵照片。在藏品保管二部的陈禹和安跃华主任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1964年父亲在全国政协元旦招待会上的清晰照片，以替代原先从报纸上复制的照片。

感谢弥勒市原文物管理所所长葛永才先生给我们传来祖父讣告照片电子文件，并与我们探讨有关息宰村名的历史由来。感谢弥勒市委党史办的邹凯荣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1992年弥勒县举办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宝贵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他亲自拍摄的。

感谢云南大学李作新教授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本书参考并援引了他的著作《熊庆来与云南大学》中的一些片段。

感谢欧阳光先生，本书引用了他在拍摄电视专题片《一代宗师熊庆来》时所收集到的一些宝贵文献。

感谢蔡海涛先生传来他珍藏了几十年的父亲给他的信件。

感谢李应平先生，本书援引了他以笔名“古月日”撰写的《清华烽火》(现易名为《清华岁月》)中的许多片段，丰富了本书中关于父亲在清华工作时期的内容。我们原不知“古月日”是谁，经过多番曲折打听，才终于与他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

感谢梁明海先生，他曾陪同我们去法国国家档案馆、拉雪兹公墓、巴黎“SAL—PETRIERE”医院等处查找父亲的有关资料。

感谢云南民族大学傅于尧先生和李汝哲先生的堂孙女李德静女士，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李汝哲先生的事迹。

感谢肖朱、江莉达、潘乃穆、袁刚、范玉清、李云露、赵维勤、木崇俊、龙翔为我们撰写本书所提供的各种帮助。

感谢堂姐秉宽为我们提供了家谱初稿，口述了不少宝贵的家族史料，并和她的儿子朱永平两次驾车带我们从昆明去息宰老家，与堂弟秉毅、秉瑶一起寻找祖坟，考查墓碑。侄女有曾和侄女婿余开先为我们寻访、查找和扫描了大量文献资料；侄女有瑾介绍了母亲1971年在昆明的生活情况；秉明二哥的次子保罗陪同我们走访了当年父亲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址，并在他的一位朋友瑞士数学家的热情帮助下收集到会议的一些重要文献资料。

感谢秉衡的妻子忠慧、秉群的妻子惠珍，是她们的全力支持和多方协助，让我们得以在2014年初顺利结稿；秉衡的长女有雯、女婿皮埃尔，他们为我们给在巴黎-需要查询的多个部门、单位书写法文信函，进行电话联系，陪同走访，并将有关的资料译为法文或中文。还有秉衡的次女熊倩陪同我们去拉雪兹公墓查询李汝哲的墓址。

我们衷心感谢原弥勒县县长、县委书记，现任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霖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弥勒市市委书记钊辉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对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责任编辑杨云宝常务副社长和尚语主任的辛勤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面世。

在结束本书时，我们备感欣慰的是：历史最终是公正的，父亲得以平反昭雪。母亲的愿望也终能实现。时代大潮滚滚向前，社会的步伐永远朝着进步的方向，朝向光明的未来、更美好的明天行进。

最后，我们援引秉明二哥对罗丹雕塑《行走的人》的评介，作为本书的结语：《行走的人》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人果真有一个目的吗？怕并没有，不息地向前去即是目的。全人类有一个目的吗？也许并没有，但全人类亟亟地向前去，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雨果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去到哪里，但是我前去。”

熊秉衡熊秉群

2014年12月

从七岁起，我就认识了熊庆来先生、熊夫人和他们的子女。秉明更是我七十多年“真堪托死生”的朋友。这本书描述了熊先生一家在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大时代中的经历，平实，恳切，极好地反映了熊庆来先生的艰忍厚重的一生。——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

熊庆来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少数创始人及开拓者之一，他对复分析的成果是中国对世界数学最早的贡献之一。熊庆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为中国培养了几代卓越的数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骤、柯召、杨乐、张广厚等。熊庆来先生品德高尚，乐于助人，有口皆碑。熊庆来先生永远是晚辈学习的榜样。——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

从本书所记述的熊庆来先生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数学和科学技术在我国创业的艰难，看到我国高等学术人才成长的进程，看到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也看到熊庆来先生1957年回国后的工作和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经受的折磨与苦难。所有这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

最近看到熊秉衡、熊秉群兄弟所写的《父亲熊庆来》书稿，非常高兴。期望该书成为我国科技界与教育界同仁及广大中青年学习、继承与发扬我国科技界的楷模、卓越学者、出色教育家与优秀组织家熊庆来先生崇高的科学精神、爱国精神的重要读物。——著名电工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庆来先生在云南大学长校十二载，使云大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著名大学之一。《父亲熊庆来》一书的作者以家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书信、日记、照片及档案资料等文献作比照，回到历史现场，再现这位真诚严谨、可敬可爱的历史名人的生命历程及其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书中讲述的是一位父亲、数学家、大学校长和爱国者的故事，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张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