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明贤著的《九疑烟尘(精)/戴明贤集》为《戴明贤集》第六卷。作者以书法家、散文家闻名于世，同时也致力历史小说的创作，以文学的途径接近历史。本卷收历史题材小说短篇六篇、中篇一部、长篇一部。选自《花溅泪》《九疑烟尘》等书，其中中篇《魂断鹊桥》系旧作重写。讲述了吴汉槎、狄仁杰、秦桧、杜衍、欧阳修、米芾、龚自珍、军营歌伎严蕊、唐仲友、何腾蛟等的故事。

由戴明贤著的《九疑烟尘(精)/戴明贤集》为《戴明贤集》第六卷。作者以书法家、散文家闻名于世，同时也致力历史小说的创作，以文学的途径接近历史。本卷收历史题材小说短篇六篇、中篇一部、长篇一部。选自《花溅泪》《九疑烟尘》等书，其中中篇《魂断鹊桥》系旧作重写。讲述了吴汉槎、狄仁杰、秦桧、杜衍、欧阳修、米芾、龚自珍、军营歌伎严蕊、唐仲友、何腾蛟等的故事。收历史题材小说短篇六篇、中篇一部、长篇一部。讲述了吴汉槎、狄仁杰、秦桧、杜衍、欧阳修、米芾、龚自珍、军营歌伎严蕊、唐仲友、何腾蛟等的故事。作者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角，认为过度使用小说创作的虚构权，会削弱阅读的信任感。因此本书稿中的大小故事情节，均有出处，其史料来源包括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等等。作者认为野史笔记中的记载，往往更接近真实，合乎情理。书稿诸多故事中只有一个虚构人物，即何腾蛟的随身护卫何七。

本书保持着一种慢速、朴拙的手工感，写人、叙事、状物，针脚绵密细致，回味悠长。文学家擅长的场景和细节描写等，也使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变得亲切感人，活生生立在纸上。不管是忠肝义胆、慷慨就义的何腾蛟，恃才傲物、豪宕之士的唐仲友，还是洁身自好、重情守义的貌美歌姬严蕊，都塑造得各具丰姿，形象鲜明。其语言古朴洗练，如“一东二冬”本是诗词格律中的韵目，作者化用其平缓的节奏来形容年迈的杜衍缓慢而有节奏的踱步，或者是马车缓缓向前的行进。

金缕曲

赌翠裘

梦断格天阁

五老会

辨颠

落红

魂断鹊桥

九疑烟尘

辨颠

宾客咸集，酒肴齐备，但今天的主宾米芾还是不见踪影。

客人们望眼欲穿，纷纷抱怨起来。

“米颠米颠，名不虚传，真真把人颠苦了！”

“等他来了，二话不说，先罚酒三大觥！”

“只恐他发起颠来，根本忘记了赴宴之事，把你我饿也饿杀了。还谈什么罚酒！”

“把我等饿死了，只好请东坡向谏官们告一个‘米颠杀人’的公案。”

众人七嘴八舌，互相凑趣，晁以道乱摇着手说：

“谏官也拿米颠无可奈何！一次元章在崇政殿奏事，奏完还将札子捏在手里。圣上向左右望了几眼，示意他们叫元章将札子放下。元章不明白，以为圣上要吐痰，回头对值殿内侍大声说：‘官家要唾盂！’……莫笑莫笑，听我讲完。谏官们群起而弹奏之，要办他一个‘殿上失度，大悖礼法’之罪。圣上一笑置之，说是‘俊人不必以礼法相拘求’，这才无事。”

“那今日就活该我等饿坏了。”客人们又逗起趣来。

东道主苏东坡抚着连鬓大胡子，笑微微地听着，忽然开口道：

“依我说，诸公今日宁肯饿杀，倒是不见米元章的好。”

“怎么说？”客人们尽都诧异。

东坡用食指点着众人说：

“看诸公一个个颈项伸得偌长，只怕米元章一见倾心，写上几卷《黄庭经》，把诸公尽都换了去。”

众人怔怔地望着苏东坡。晁以道拍手道：

“子瞻把我们比作王羲之用小楷换去的那笼白鹅了！”

客人们一想，哄然大笑。

一位刚从苏东坡家乡来的远客，悄悄问东坡：

“到底这位米元章怎么个颠法，你们这样形容他？”

东坡说：“以道，你来向我这位亲戚说说元章的痴绝之处。”

“他的痴处么？——从何处说起呢？”晁以道思忖着说，“米元章把万物当成与人平等。对着一座太湖石，他整衣下拜，叫那石头‘石兄’。他知无为军时，每逢祈雨祷晴，就在城隍祠设宴求神。人家求神是上供，他却是宴神。人家上了供就跪下磕头，他却是坐在神像东侧，举杯动箸邀请神像，如同人间主客酬答一般。平日有人送来时鲜茶果之类，他都要分以馈神，让神佛保佑百姓。也不如一般恭谨上供，要叫典客向神像大声宣告：‘小龙团茶一盏！’他就向神像拱手：‘请！’；‘饧糖两味——’，‘请！’；‘鲜果四色——’，‘请！’……”

乡客一口茶喷到地上，摇头笑道：

“名动天下的大名士，竟会痴颠如此，真真不可思议！”

东坡抚着大胡子说：

“人言米芾颠，我只觉米芾至性至情，妩媚可爱。”

“怎么说？”

“什么叫颠？”苏东坡说，“但凡情专一事，为之殚精竭虑，世俗便往往目为痴颠……”

“但是——”乡客刚想反辩，一个家僮拭着汗进来禀报，米大人到了。

“总算逃脱了饿厄！”客人纷纷嚷着一窝蜂拥出去相迎。一位乡客想亲眼见识见识米颠，快步抢在前头。

一乘奇怪的轿子，径直抬到花厅外石阶前才放下。这轿子没有顶盖，从轿里耸出一截乌黑的东西。轿夫倾轿，家僮掀起轿帘。一个人探出身子，避开家僮伸去搀扶的手，也不摸轿杆，费劲地慢慢挪了出来。原来轿顶上耸立着的乌黑东西，就是他头上戴着的高檐帽。

东坡迎上去，大声笑问：

“元章，坐的这是什么轿子？”

那米芾眉宇轩然，嗓音宏畅，拱手说：

“顶盖低矮，碍着帽檐，只好卸去。”

晁以道皱着眉头问：

“这是甚么帽子，帽檐高成这样？”

“帽子与袍服，都是仿照唐朝规范，有图籍可查的。”米芾伸开双臂，自己打量着，又问：“晁四，你说这像谁人？”

以道忍笑说：“我说像鬼章。”

“鬼章？甚么鬼章？”米芾愕然。

“那个贼酋鬼章呀！他不是也如此这般从囚车里伸出个脑袋么？”

围着的客人们支不住轰地笑了。米芾左右看看众人，也抚掌大笑起来。

东坡一边带着客人往花厅走，一边问：

“怎么这样姗姗来迟？众人议定要罚酒了！”

米芾未及回答，家僮忙躬身应着：

“沿途都有孩童堵着观看……”

东坡大胡子里藏着微笑，小声说：

“我遇着也要堵住观看的。”

61-64

我一九六二年开始学写小说，还没写上几个短篇，就“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一时间“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文艺扫地以尽。

这一断就是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后，文艺复苏，我才又写起小说来。主要是写历史题材，像吴汉槎、狄仁杰、秦桧、龚自珍的故事，都是“文革”时期蜗伏在乌蒙大山中，遥观政治风暴，一个个涌上心头来的。现代题材也写，但回头重读，多有肤浅直白之感，宁付阙如。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变化迅疾的社会，观察和思索远远跟不上，越来越跟不上，写作也就渐渐转向散文，写不成小说了。

这篇小说出版单行本后，就再也没有重看过它。近日校阅，发现时间竟已过去了三十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失去了母亲和三个妹妹、两个妹夫，还有几位最要好的师友。真有“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词）之感。

从历史的角度看，顺治朝显然比崇祯朝好，朱明政权的灭亡是不可挽回的，何腾蛟等人的努力注定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用历史必然论者的语言，甚至是“对历史规律的反动”。但我无意于全面评价这段历史，我要做的，是写这么一群人：在国家、家庭与个人遭遇生死存亡大危机时，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和命运担当。如果一定要归纳出一个主题，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人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数千年往事，就是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周而复始的暴力轮回。政权更迭，总是以暴力抗暴政始，以变成暴政被暴力反抗终，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圈。始终不变的，就是百姓流血。“你吃了什么，大地，怎么总这样渴？／这么多泪，这么多血，还不解你的渴？”（裴多菲诗），想起真令人伤心。南明（尤其是前期)这一段历史非常复杂：政权多头、更迭频数、头绪纷繁、地域阻隔。所以虽然陆续发现的文字资料不少，且多为个人的回忆纪实文字，但由于地位、处境、性格、利害的各不相同，对同一件事，往往对来龙去脉、所见所闻、是非判断，都各执一词、党同伐异，成了典型的“罗生门现象”好例。后世史学家进行艰苦的爬梳研究，写出严谨的学术论著，相互间对人对事的评价臧否也不尽一致。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可能靠后世的研究得出事实完全准确、是非绝对公正、结论永无异议的“终结者文献”。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如此而已。而文学的目标在写人，个体的人，恰好运用庄子的是非相对观点来考察和书写事中之人，人中之事，尤其是“势”（时代之大势、局部之形势、具体之动势）中之人与事。本书中的大小情节，直至隶卒小吏的姓名，都是出自亲历者的纪实文字。我对写历史故事，觉得从大事件、大情节到小情节甚至细节，都应当尽可能有史料出处，过度使用小说创作的虚构权会削弱阅读的信任感。所说史料当然包括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等等。野史笔记中的记载，往往更要接近真实，合乎情理。本书中只有一个虚构人物，就是何七。我想何腾蛟不可能没有一个亲随保镖人物。

那年写这篇小说时，曾有朋友建议写成那种“史诗型”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全方位地反映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但我不想这么做。这种鸿篇巨制不仅要作者“皓首穷一经”，更因力求“全方位”，会弄得内容庞杂、头绪纷繁、块面并列、整体感弱，让一般读者既佩服又生畏，很难下大决心去开卷。号称经典中之经典的《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据专家文章说，真正阅读的人寥寥无几。我几次痛下决心，还是废然作罢。记得“文革”结束后，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刊出许多十万字上下的外国小说译文，一般称为“小长篇”，这种篇幅和容量深获我心，觉得是最惬意的形式。当时是想写成《南明三部曲》：三个小长篇，第一部写何腾蛟，第二部写瞿式耜，第三部写李定国。第二部写出初稿后，忽然没兴致了，一直扔到现在。

这次校阅，主要是对文字做了一次梳理，字句有极少量的增删。单行本的自序和后记不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