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死后成为地方神祗，从此福佑一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并不鲜见。几千年来，人死后成为神，神又慢慢消逝，新的神祗再度出现，或者旧的神祗拥有更多时代所需要的神力。这些具有典型地域性的神祗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与各个时间点上，他们能御大灾，能捍大患，是地方精神上的统管者，世俗是非的判决者。

陆敏珍著作的《胡则传(历史传说与叙述者)》讲述的胡则就是这样一位由人至神的例子。他曾是宋代一名普通的官员，做过县尉、录事参军、知州、转运使，最后以兵部侍郎致仕，为正四品下(元丰改制后为从三品)。

《胡则传(历史传说与叙述者)》以宋代兵部侍郎胡则的一生及其死后由人而神的事象作为着眼点，陆敏珍通过正史、墓志铭、笔记、民间传说、演义等各类文献的记载来讲述一位普通官员的人生经历，以及在不同叙述者的文字下所呈现出的人物面相。

第一章 序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胡则的人物类型

 二、历史文献中的胡侍郎

 三、民间供奉着的胡公大帝

第二章 寻常与不寻常：老百姓的故事

 一、永康、永康人与胡氏家族

 二、胡母的梦

 三、从“胡厕”到“胡则”

 四、陈氏夫人

 五、方岩读书与《别方岩》

 六、金榜题名与《及第诗》

第三章 政绩：官员的人生与传奇

 一、督随军粮

 二、智去虎患

 三、提举矿坑铸钱监

 四、义救外商

 五、奏减官庄田值

 六、改革盐法

第四章 仕宦浮沉：交游与结党

 一、“异端”龙昌期

 二、“鹤相”丁谓

 三、丁党之祸

 四、国士范仲淹

第五章 造福家乡：故事与后续故事

 一、“奏免衢、婺身丁钱”

 二、归葬杭州

 三、方岩山的神人

 四、祠庙与敕额

 五、方岩胡公庙

 六、龙井墓祭

 七、寻墓、修墓与迁墓

附录一：胡则年谱

附录二：《胡公经》

附录三：方岩签诗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第一章 序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个人死后成为地方神祗，从此福佑一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并不鲜见。几千年来，人死后成为神，神又慢慢消逝，新的神祗再度出现，或者旧的神祗拥有更多时代所需要的神力。这些具有典型地域性的神祗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与各个时间点上，他们能御大灾，能捍大患，是地方精神上的统管者，世俗是非的判决者。

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胡则就是这样一位由人至神的例子。他曾是宋代一名普通的官员，做过县尉、录事参军、知州、转运使，最后以兵部侍郎致仕，为正四品下(元丰改制后为从三品)。虽然胡则生前没有显赫的官位，但其死后却屡次被皇帝赐以爵号，初封侯，再封公，民间百姓则称他为“胡公大帝”，享尽人间的顶礼膜拜。

作为一名官员，胡则每至一地，“宽赋除苛”[1]，“轻财尚施、不为私积”[2]，“有惠政”[3]，被人视为清官；但与此同时，亦有人指责其“肆纵无检”[1]“性贪污”[2]、“无廉名”[3]、“少有清名”[4]。他与当时的名士、后来的宰相范仲淹颇有私交，两人之间互有诗文唱酬，他的长子与范仲淹还有“布素之游”[5]；但同样，胡则与声名不佳、被目为“五鬼”之一的“鹤相”丁谓相交甚深，由此被列为“丁谓之党”[6]，遭人诟斥。

作为一位庙食几乡的地方神，据说“其光灵无远弗被，能出云为风雨，农人咸以望岁者望于公”，他的神迹是如此灵验，因此“凡村墟里社必为祈报之所，故公之别庙布满郡境”。[7]别有意味的是，尽管人们赞誉他是“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8]的胡公大帝，有时亦会办事不力，没能及时满足乡民的要求，这时，即便位尊如他，亦会受到人们的责罚。比如，当连日大旱乡民数度祈雨而他居然无视这些诉求时，在酷暑中，人们就会将他那赤面长须的庄严塑像从胡公庙中抬出，放置在露天的空地上，任其在烈日下暴晒，让他与乡民一起品尝酷暑难当的滋味。

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神，他总是能激起人们(至少是我)的好奇心，探索胡则由人而神的历史过程，观察胡公大帝信仰的地域性；在每年农历八九月间规模宏大的胡公庙会的迎案队伍中，去思考胡公大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民间信仰，表达着民众怎样的心性、习惯；在乡民香烛纸炮、磕头烧香、靠山宿梦、许愿还愿的行为背后，又反映着什么样的文化观念。[1]在这些问题的牵导下，胡则或者胡公大帝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对象，是适合细致分析的最好范本。但是，抛开这些设问，只是将这个人物抽取出来，看一位宋代的官员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反而成为一个难题。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证明，胡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用来写作传记的对象，这固然是因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极少、缺乏通观他的角度，还缘于这一物本身：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官员，既不曾位极至尊、显赫一时，亦未有救世之功、名垂青史。事实上，他最闪光的时候并不在于他鲜活的人生，而在于他死后的世界，他是如此普通，但却能令后人念他千年。（P1-2）

一个人死后成为地方神祗，从此福佑一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并不鲜见。几千年来，人死后成为神，神又慢慢消逝，新的神祗再度出现，或者旧的神祗拥有更多时代所需要的神力。这些具有典型地域性的神祗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与各个时间点上，他们能御大灾，能捍大患，是地方精神上的统管者，世俗是非的判决者。

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胡则就是这样一位由人至神的例子。他曾是宋代一名普通的官员，做过县尉、录事参军、知州、转运使，最后以兵部侍郎致仕，为正四品下(元丰改制后为从三品)。虽然胡则生前没有显赫的官位，但其死后却屡次被皇帝赐以爵号，初封侯，再封公，民间百姓则称他为“胡公大帝”，享尽人间的顶礼膜拜。

作为一名官员，胡则每至一地，“宽赋除苛”[1]，“轻财尚施、不为私积”[2]，“有惠政”[3]，被人视为清官；但与此同时，亦有人指责其“肆纵无检”[1]“性贪污”[2]、“无廉名”[3]、“少有清名”[4]。他与当时的名士、后来的宰相范仲淹颇有私交，两人之间互有诗文唱酬，他的长子与范仲淹还有“布素之游”[5]；但同样，胡则与声名不佳、被目为“五鬼”之一的“鹤相”丁谓相交甚深，由此被列为“丁谓之党”[6]，遭人诟斥。

作为一位庙食几乡的地方神，据说“其光灵无远弗被，能出云为风雨，农人咸以望岁者望于公”，他的神迹是如此灵验，因此“凡村墟里社必为祈报之所，故公之别庙布满郡境”。[7]别有意味的是，尽管人们赞誉他是“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8]的胡公大帝，有时亦会办事不力，没能及时满足乡民的要求，这时，即便位尊如他，亦会受到人们的责罚。比如，当连日大旱乡民数度祈雨而他居然无视这些诉求时，在酷暑中，人们就会将他那赤面长须的庄严塑像从胡公庙中抬出，放置在露天的空地上，任其在烈日下暴晒，让他与乡民一起品尝酷暑难当的滋味。

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神，他总是能激起人们(至少是我)的好奇心，探索胡则由人而神的历史过程，观察胡公大帝信仰的地域性；在每年农历八九月间规模宏大的胡公庙会的迎案队伍中，去思考胡公大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民间信仰，表达着民众怎样的心性、习惯；在乡民香烛纸炮、磕头烧香、靠山宿梦、许愿还愿的行为背后，又反映着什么样的文化观念。[1]在这些问题的牵导下，胡则或者胡公大帝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对象，是适合细致分析的最好范本。但是，抛开这些设问，只是将这个人物抽取出来，看一位宋代的官员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反而成为一个难题。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证明，胡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用来写作传记的对象，这固然是因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极少、缺乏通观他的角度，还缘于这一物本身：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官员，既不曾位极至尊、显赫一时，亦未有救世之功、名垂青史。事实上，他最闪光的时候并不在于他鲜活的人生，而在于他死后的世界，他是如此普通，但却能令后人念他千年。

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一本传记，更没想过会写一本像胡则这样的人物传记。十六年前，当完成题为《从人到神：中国民间神祠个案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我确信在个人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以宋人胡则作为主题的研究应该止于此了，这不仅是因为彼时学术兴趣的转移，而且我亦相信隔着一千多年的时间距离，要排除褒贬的因素，去考察一个人物的生活细节、情感体验，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几年前，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卢敦基先生问我能否对胡则再作些探究时，我犹豫再三。卢先生是永康人，与胡则同乡，他与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对胡则与传承以胡公大帝为主题的地方文化有种说不出的情怀与责任。

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回答的，事实是，在后来很长时间之内，这个提议一直被搁置着。2014年，我寓居在德国一个名叫基尔的小城，应基尔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at Zu Kiel）的邀请，给学生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于课暇之余，开始动手写这一本传记。基尔位于德国北部，春天到那里时，出门还需裹着厚重的大衣，但一过五月，日子渐长，晚上十点太阳还不落下，上午四点天光又已大亮。基尔的天气是难以捉摸的，十分钟前大雨滂沱，十分钟后阳光绚丽，一弯彩虹横在海面上，久久不去。住在海边，除了习惯开往各地的游轮驶出码头时的鸣笛之外，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海鸟，它们时常成双成对徘徊于窗前，目光坚定地与我对视，时而又音声清丽，相鸣成韵，倒是解了不少寂寞。行走在如此宁静、美丽的滨海小城，脑中思考的却是宋人胡则的人生与宦途，有时不免会有时间与距离上的错差感。基尔大学的图书馆并没有太多中文文献，但课堂上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提问却时时激发着本书的讨论。后来，随堂听课的两位德国学生参加了浙江大学的中国学硕士项目，来到了杭州。

回国后，来自于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etet i 0slo）的Lykieule Nguyen与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et）的Henrietta Maria Jensen、Camillakjaer Christensen坐在我的课堂上听课，他们对中国地方社会与民间信仰所显现出的兴趣，最终让我决定带着他们再往永康方岩作田野考察。整个行程的计划以及最后的成行均得到了卢敦基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衷心感谢永康市文联所组织的讨论会。七十多岁的胡国钧先生站在胡公庙的大殿上为学生们讲解了胡公信仰的一般概况。对那些慷慨地提供了帮助却未及记住姓名的人们，在此一并致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吉军先生是书稿出来后的第一位读者，他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陈佩钰，感谢她的耐心与宽容，给本书留了充足的修改时间。

最后，愿将此书献给我的外婆。外婆一生与世无争，事佛甚谨。再过几天，就是她辞世满七之时，离尘离垢，深人思忆。

陆敏珍

2015年4月于杭州勾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