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最早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接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如今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陆庭《昆剧演出史稿》说，“明神宗万历一朝五十年中”（1573-1620），苏州、南京和扬州是昆曲的三个中心。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明中叶，扬州便流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而魏良辅改造后的昆山腔逐渐显示它的婉转流丽，加之梁辰鱼的《浣纱记》横空出世，昆山腔成为主流已成定势。扬州的文人“一见钟情”，无论得势或者失意，往往在昆曲中浸淫。
昆曲的流传，必定要和本土文化融合。昆曲到了温州，就“吃野草”，成为“草昆”；到郴州到四川，就“吃辣椒”，成为湘昆、川昆；到北京，“吼西北风”，成为北昆……昆曲（所谓“大曲”）到扬州，就和扬州的民歌小调（所谓“小唱”）结合，汲取营养，成为“扬昆”。至今活跃在昆曲中的扬州白，便是一个明显的见证。
明亡清始，饱受屠城之祸的扬州，因据南北水运要冲，经济命脉的独特优势使之迅速恢复元气，盐商巨贾渐次聚集扬州。他们附庸风雅，一掷千金，或者高薪聘请曲师教唱，以显其地位尊贵，或者蓄养家班，其阵容之强大，几乎囊括所有的大腕明星。
盐商的兴起和文人的喜好，使得昆曲在扬州迅速发展。扬州所辖泰州、高邮，也出现了许多昆曲家班。家班首推俞锦泉家女昆部，“粉白黛绿不知数”，“俞君声伎甲江南！”“千秋风雅”，“彻夜娇歌”（冒襄语）。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而且“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文人士大夫和盐商的推崇，使得民间的昆曲清唱成为“时尚”。天启、崇祯年间，扬州妓女和“秦淮八艳”差不多，也以习唱昆曲为身价，市民们亦以歌曲为荣耀，还在关帝庙、熙春台“斗曲”，其情其景，和苏州虎丘曲会类似。
扬州的昆曲，在郑板桥《扬州》一诗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还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心有灵犀，汤翁的佛号“寸虚”就是达观所赐。《玉茗堂集》中有两首诗留下汤翁在泰州的足迹。
孔尚任和泰州更是难分难解，《桃花扇》之修改、首演与完善，都在泰州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印证陆庭关于扬州为全国昆曲三个“中心”之一的说法。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场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可见，时人对昆曲的追捧，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要疯狂！
明万历年间温州人姜准所著《歧海琐谈》说：“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
清人劳大与《瓯江逸记》说：“温州向多倡家……其俗最好演戏。或于街市，或于寺庙庵观，妇女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就有一百四十六个，其中不同剧目一百一十九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记载。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8月17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皇帝老儿也都上了瘾，康熙对做昆笛用的竹子都亲自过问，可见其喜欢、重视到了何等地步！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大寿，皇太后六十岁、八十岁生日庆典，都调集大批南方伶人进京演出，其规模其声势，可谓空前绝后。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在景山内垣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极，皇家梨园之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如雨后春笋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业。这样的戏班、家班，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徵明，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却对昆曲痴迷，往往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他写道：“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沈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P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