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极有影响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晚清民国最为著名的传统派文人。作为消失于时代的士人群体的一员，无论是处世之方，还是为文之道，林纾都极具代表性，而《林纾家书(精)/碎金文丛》正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入手，揭示了这位“末代文士”的内心世界。

林纾既为当世所重的翻译大家，又是后人称道的古文殿军，身处中两文化之间，对于二者的态度又颇可玩味。《林纾家书(精)/碎金文丛》以家书这一特殊的视角，进入这位文学家的内心世界。其一为训子家书，共104通。信中林纾向子辈传授处世之道，可见传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透露出’社会新变于传统家庭的冲击。其二为经林纾批阅的林琮作文13篇，展示了林纾教读古文的方法及评判标准，可感其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殷殷期许。书中所收书信、作文多为首次整理，由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和包立民先生辑录，并进行校注和导读，深入诠释了林纾家书的珍贵价值。

寄郑礼琛婿书(七通)

训林珪书(一通)

训林璐书(六十五通)

训林琮书(二通)

示林琮书(二十五纸，附手迹影印)

训子遗书(四通)

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十三篇，附手迹影印)

 外曾祖母郑太孺人事略

 先伯姊事略

 记伯兄宰大城三事

 严几道先生传

 孙念惺先生传

 张烈女传

 送世叔高梦旦先生南归序

 僭拟螺江太傅甲子重宴鹿鸣诗序

 游中央公园记

 书猖鼠呜冤

 书彭城王义康传后

 书南史王昙首传后

 书南史谢弘微传后

附录一

 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

 陈宜人哀启

 先妣事略

 亡室刘孺人哀辞

 篷室杨道郁五十初度为文纪其生平

 郑氏女墓志铭

 钧圹铭

 述险

 九月十九日南中警报，急挈姬人、幼子避兵天津。回视屋上垂杨尚凌秋作态，慨然书壁

 硅子宰大城，城中无兵，时旁邑为叛军焚掠且尽。一日，有百馀贼临城。珪子出城问状，兵谬言，奉檄来卫。珪子知其谬，用羊酒米面犒之，慰以温言，遣去，城得完。作此寄示珪子

 珪子大城受代，率诸孙南归治田，作诗送之

 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其七)

 畏庐七十寿辰自寿诗(十九首)

 余去年七十，作《自寿诗》二十首，略述生平，近于搴篇自炫，屏去不录。今年大病新愈，又届贱辰，率成一首，用自解嘲

附录二

 畏庐老人训子遗书(附北江先生跋)林实馨

 后人心目中的林纾林大文

 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夏晓虹

 林纾的家教包立民

1906年8月，林纾受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李家驹之聘，担任该校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同时仍继续在五城学堂任总教习。在担任预科和师范馆经学教员时，林纾取孙奇峰《理学宗传》中诸理家语录，诠释讲解，主讲三年，遂编成《修身讲义》二卷。

《修身讲义》上卷有程颢这样一段语录：“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命可也。”林纾在讲解中插人一段话：“吾辈身处今日，尚有作用之时。人人各存一国家思想，无惮强邻之强。亦正由彼中有男子，解得人事，故国力雄伟至此。我黄种人思力志节，何一稍逊于彼族?彼以强之故，目我为贱种，蔑我以属国，据我之利权，夺我之土地，此仇真不共戴天!今幸得陪诸子讲席，罄我所欲言之隐，与诸君子言之：须知强国在人心，全不在天数。乃今日各国人人自振，讵天意专佑白种而不佑我黄种耶?亦在讲人事与不讲人事耳。今一言以蔽之日：讲人事，于富国可十得八九；讲天意者，但有亡国灭种，此外别无言说。”此卷末有北宋哲学家张载这样一句语录：“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林纾在讲解时对清廷提出这样的指责：“综言之，西方之所以能强，意专在民。吾国则视民贱，而取民之道复多而不穷。即有富民，非投身异籍亦窟藏不出。生利之道，既壅而不通，而取民之政，因窘而加厉。纾心忧之久矣!所愿同学诸君子，力求实业，专意商战，庶几吾华有生苏之望。编述至此，泪与笔俱矣。”

他要求学生不要信天意，也把自己对清廷的不满和失望告诉学生。而他的爱国、利民之心，更是深深地感染了莘莘学子。“儒者只合言人事”、“强国在人心，全不在天数”、“力求实业”、“意专在民”，这都显示了林纾贯穿一生的基本信念，充分表明他是一位在历史转折时期努力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先驱，尽管他的探索不一定为人们所接受，甚至也可能有失误，但其心可鉴、其情可感，却是毫无疑问的。

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开始分科，林纾不再给师范生讲课，改教大学经文科。

他在评选王船山的史论中说：因为中学生课业门类繁多，“虽有通敏之才，亦仅括其大略，即欲求精，不复可得”，“不得已采选船山史论，取其博辩者，逐篇讲解。问有疑义，则随时发明。或出口授，或笔篇末，久之笔者成帙”。

1908至1910年林纾又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编选注释并出版了共计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读本》由清代一直上溯至先秦，林纾不仅精选篇目，而且逐篇评注，每卷前都印有精心撰写的序言。这是近代文人编选的一套有影响的历代古文选本，也是应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一笔的。

而他之热衷于在京师大学堂讲经文，为中学生编写历代古文选，乃是出于“合中西二文镕为一体”的文化理想与教育理念。他在1906年译《洪罕女郎传》跋语中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光焰熠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镕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

1913年春夏之交京师大学堂文科学生毕业，林纾作序送别说：“今同学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乱馀复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励。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暗然而熠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方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临别，郑重申之以文。余虽笃老，尚欲与诸君共勉之。”

1915年前后，林纾在为“国学扶轮社”编纂的《文科大辞典》写的序言中说：“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

可以看出，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师，林纾对学生的引导，是既“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又期待其“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的。片面夸大后者，而有意无意忽略前者，是不可能把握林纾思想与教学活动的全部真实的。

因此，林纾一方面在京师大学堂尽其经学教员的职责，另一方面仍在坚持西方作品的翻译，这都不是偶然的。尽管林纾早已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01)，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很多重要译作，却是完成于1903至1910年在京师大学堂任职、任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狄更斯作品的译介。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孝女耐儿传》(1907，今译《老古玩店》)、《滑稽外史》(1907，今译《尼古拉斯·尼可贝》)、《块肉余生述》(1908，今译《大卫·科波菲尔》)、《贼史》(1908，今译《奥利弗退思特》或《雾都孤儿》)和《冰雪因缘》(1909，今译《董贝父子》)五部狄更斯代表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林纾的评价眼光，他在《孝女耐儿传》序里说：“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离。……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并且和我国的《石头记》比较：“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问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竞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余尝谓古文中叙事，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在《块肉余生述》前编序中，林纾这样写道：“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秽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同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又与施耐庵著《水浒》相比较：“《水浒》从史进人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丘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若(迭更司)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在《贼史》序中，林纾又说：“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

P242-P247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