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现每两个月推出一辑。辟有“故时风物”“名人一瞬”“旧事重温”“私人相簿”等栏目。通过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回望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可看、可读的历史读本。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105辑)》为第105辑。

这辑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105辑)》中展示了美国传奇街拍女王薇薇安·迈尔的系列老照片、刊登了《父亲李俊民的“文革”劫难》、《家族里的空军抗日烈士》《外祖父程修兹从教五十年》《末代王爷汪鹏程》等等。

冬冬 父亲李俊民的“文革”劫难

曾毅 街拍女王薇薇安。迈尔

王秋杭 1989年：大西北采风记(下)

马庆芳 家族里的空军抗日烈士

胡其伟 外祖父程修兹从教五十年

邓海南 外公题诗的童年照片

赵 淳 难忘的岁月

贺捷新 孟家有女

阎宗玲 丈夫、儿子与京剧

朱赓荪 由旧照片勾起的往事

史耀增 九十年前的植树节

刘善文 老照片里的“年味”

杨廷华 末代王爷汪鹏程

叶建功 我国桥梁界先驱李文骥

张忠 1938年：女教师从军记

张晶 修改《丰收之后》前后

赵伟力 给梅兰芳先生献花

谭安利 一张布满时代印痕的照片

李荣欣 穿梭喜马拉雅山的采访

胡启江 我看《老照片》

任静 干嘛要拍照

冯克力 薇薇安与老照片

 父亲李俊民的“文革”劫难

冬冬

生活在太平盛世是一种幸福，但非常时期的经历也是弥足珍贵的，尽管那段记忆是痛苦的，令人不堪回首，但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共同的昨天。

张春桥的“钓鱼”行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全文发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他借古讽今，借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年社会上的“单干风”“翻案风”相呼应，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反应。姚文发表后，各大报纸陆续转载，号召大家展开自由讨论。

父亲李俊民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副主任兼总编辑，专门从事古籍出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前，《文汇报》将清样拿给父亲征求意见，父亲说：“最后一部分最好删去。”父亲本着对历史、对今人以及对作者本人负责的态度，用红笔勾出姚文最后一部分中对吴晗上纲上线的那一段，写上了“学术问题应与政治分开”的意见。

不久，《解放军报》也转载了姚文，编者按语很尖锐，讲《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来自军方的声音让人们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临近年底时，父亲接到文汇报社通知，要他去参加“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会”，讨论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只见父亲回来时一脸沮丧，连声道：“老天亡我。”说是他正准备发言时，忽然平地一阵冷风，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吹走了，他只好脱稿发言，跟着其他老先生一起讨论“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比较起来，这个议题虽然荒谬，但总要比“借古讽今”好说些。

来自高校的教授说，有学生提出“贪官比清官好”，于是大家展开讨论。大多数人都用“说不清楚”“还可以讨论”“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予同干脆提出另一个议题：“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父亲实在不能苟同“贪官比清官好”的说法，特别是这种说法出自青年学生之口，那是要影响下一代的大问题。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有区别的。”但想起会议主题就是要批判清官海瑞，父亲又进一步说明：“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

第二天，《文汇报》的清样就送来了。父亲的目光停留在这段话上，犹豫了半天，最后一咬牙：“我既然说过的话，就不用再修改了。”就这样，开会前说好是“不登报、不算账”的内部讨论，会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后来，父亲的那段话被断章取义地冠以“清官精华论”而横加批判。座谈会上随便一句话，就被上升到什么“论”，这真是理论的悲哀！

早在1959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对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口号，父亲发言中所说的“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只不过是将“清官”归到“精华”一类罢了。开座谈会的时候，陆定一还没有出问题，还是文化界的最高领导，谁能想到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了呢？其实，父亲讲的这句话也没错，如果清官不是精华，难道贪官是精华？正像座谈会上蒋星煜所说“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而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至于说“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封建社会的清官维护的是皇帝老儿的天下，莫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20世纪60年代，即使拿到现在来说，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落后影响，恐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应该进行有批判地继承。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大多是各个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来自出版系统的只有父亲和他单位的两位同事。“文革”后，主持那次座谈会的原《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告诉父亲，是张春桥点名叫他参加座谈会的。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