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9年9月，下级日本武士朝日文左卫门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吐露：“我深夜归来，因醉酒而频频呕吐。”文左卫门的日记《鹦鹉笼中记》为我们留下了元禄时代（1688-1703）中一幅极为生动的呕吐画面。在那个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代，一名武士的生活似乎大多是灌下大量清酒并因此承受不可避免的后果。
文左卫门和他的朋友们获许在夜间站岗时饮酒，而且他们喜欢在休假时喝得酩酊大醉。由于他们每九天之中仅有一天在宅邸中站岗（关于另外八天，委婉的说法是“在家中训练”），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喝酒。“大约在下午两点，晋三过来了，”他写道，“我们一起喝了点酒，随后外出。接着我们来到‘辰砂’，享用了清酒和暖豆腐。我们在黄昏时返家。”日记另一处写道：“我喝得烂醉如泥，吐得一塌糊涂。我简直像发疯了似的。我说不出话来，只能大口吸气。简直蠢极了！”
我之所以在文章开篇处介绍文左卫门，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总是对日本拥有过于浪漫的印象，认为这片国土上满是光影斑驳的障子屏风和充满禅意的内部装潢，这有时会使我们对清酒拥有错误的观点。我常常发现自己对日本的民族饮品拥有一种古怪的狭隘观点：作为一种极其精致的酒，它与日本宗教和民族认同密切相连，因而人们会在人生得意之时品味如此美味的琼浆玉露。当然，清酒与上述描述相当，但它还意味着其他事物，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更多：日本的普通酿造酒。如果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它是普通民众的饮品，是日本的啤酒。相较于你在今天的某些高级清酒吧中发现的嗅啜式（sniff-and-sip）品酒行为，这里的饮酒文化与我的家乡约克郡的那种一晚上喝14品脱的豪饮方式拥有更多相似之处。
让我以实例说明古日本的清酒合战或饮酒比赛。在911年，八名嗜酒成痴的朝臣在退位天皇的宫殿中玩了一个游戏，他们在游戏中传递20杯清酒。每人依次喝酒，而杯子仍不停传递。一名饮酒人最后趴着睡在了宫殿外，另一个饮酒人则将地板吐得一塌糊涂，但藤原伊平连喝八轮仍未失态。他最终因为酒量被奖励了一匹千里马。
1648年的参与者们则不那么具备贵族气派。当时，16名“东部军”饮酒人在位于川崎的著名西河原斗酒中对抗14名“西部军”酒徒。他们不停喝酒，直至醉倒在地仍争论着哪个“军队”获得了胜利。1815年10月，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四个月后，东京千住区举办了自己的比赛：参赛者是当地的100名酒鬼。参赛人员可在一些饮酒杯中做出选择：从相对较小的5合容器（900毫升，略多于一瓶红酒）到巨大的绿毛龟酒杯（4500毫升）和丹顶鹤酒杯（5400毫升）。据说获胜者用绿毛龟酒杯喝了满满三杯，相当于15瓶现在市面上贩卖的一升瓶清酒。1927年，在另一个举办类似比赛的地方，冠军是一个名叫乙女的女人，她一次性喝下了34.5公升清酒。这样的饮酒量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若有人试图像这样豪饮如今这种浓度的清酒，那无疑是在自杀），但即便有些夸张，其也表明了饮用清酒就像所有的酒文化那样，从来不是一件完全文明的事。
关于这种饮酒比赛的记录数不胜数，但我只额外介绍两个由王室于1474年举办的饮酒比赛来阐明我的观点。在第一个名为じゅうど飲み比赛中，两组由10名男子组成的队伍互相比赛，以观察哪个队能够最快将他们的清酒饮尽。第二个比赛名为じっしゅ飲み。同样是两组由10名男子组成的队伍进行比赛：每个饮酒人都被提供了三种清酒，随后他们需从十种清酒中分辨出他们刚刚尝过的那三种。这两大主题——将清酒作为鉴别对象以及将清酒作为一种单纯的酒精饮料——贯穿了清酒的整个历史并影响了现代市场的形成。就像京都一家清酒吧的所有人约拉姆·奥佛（Yoram Ofer）同我说过的那样：“在这里，次品有之，上品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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