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好谈（精）》延续作者止庵一贯文字风格，收入其近期的文化随笔和阅读札记，包含对鲁迅、周作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些心得，也包括对侦探推理小说、“古拉格”等历史文学写作文学、外国文学出版引进等方面的札记。书名“风月好谈”取自作者收藏的一张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手书帖，用作书名，迂回蕴藉的体现了一种作者的风雅旨趣。止庵先生阅读研究深入而细致，文风洗练，本书除对周氏兄弟、历史写作等具体话题有相当深入的梳理可为专业读者提供丰富的细节信息之外，作为一般性的文化随笔与阅读札记，作者的文字不饰抒情，不做高谈阔论，从具体话题入手，细节处略作生发对相关人物、作品和历史文化命题自有其态度，也有较高的可读性，可为大众读者提供深入阅读的样本。

《风月好谈（精）》一书的书稿是学者、书评人止庵近期的学术随笔和阅读札记的结集，包含对鲁迅、周作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些心得，对文学、出版等方面的札记等主要话题。止庵先生阅读研究深入而细致，文风洗练，本书作为一般的文化随笔，也有很高的可读性。

序

鲁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疗养事

鲁迅与蕗谷虹儿

关于周作人

记新发现的周作人希腊神话译稿

谈编注之事

夏志清的未竟之功

“时代错迕则事必伪”

关于一部警世之作

古拉格与底线

小津讲如何拍电影

带一本书去小津住过的房间

“我，艾米莉勃朗特……”

我读东野圭吾

写在一份目录边上

书话是什么

关于惜别

藏周著日译本记

日印中文书

日本旅行琐谈

后记

鲁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疗养事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问究竟做了些什么？》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自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毕。”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P1-5）

序

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在东京的旧书店买到几幅日本作家写的“色纸”，都是合我心意的——我最喜爱的作家，毛笔书写，而且是汉字或以汉字为主。计有：谷崎润一郎书“心自閑”，川端康成书“凰月好”，三岛由纪夫书“潮騷”和“忍”，井上靖书“天平の甍”。我不很懂书法，大概三岛水平最高，谷崎次之，川端又次之，井上则居末位。

“潮骚”和“天平之甍”均系书名，但单看字面也有意思，虽然那意思多少来自小说本身的阐释。《潮骚》要算三岛最明亮、最健康的一部作品，在他与其说是确定方向之作，不如说是划定范围之作：三岛是—位范围甚广，兼有多个方向的作家，《潮骚》可与他的《假面的告白》对照着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正是互为表里。井上的《天平之甍》写得清正、崇高，说来作者也别有作品可以对比，即《楼兰》里的《补陀落渡海记》，主人公金光坊是—位“反鉴真”，《补陀落渡海记》也是一篇“反《天平之甍》”。井上把人性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都体会得非常周全，也非常深刻。

“忍”这说法本来寻常，但出自三岛之手就特别耐人回味了，联想到他最后的死，感觉还是没能忍住。三岛鼓动兵变，切腹自杀一事，记得当年我还是在《参考消息》上得知，此前并无机会读到他的任何作品。多年后我参观山中湖畔的三岛由纪夫文学馆，看了一部他的生平专题片，长达一小时，内容翔实，但结尾只将一束光聚到『天人五衰』手稿最后一页“『豐饒の海』完。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几个钢笔字上，压根儿没提他是怎么死的。我看若松孝二导演的电影《11·25自决之日：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说实话不能引起共鸣。也许就像当时人们对于三岛赴死没有共鸣一样——这是一件只对三岛自己有意义的事，而时至今日，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三岛赴死的理由很幼稚，其实也很可笑——之所以没人觉得可笑，是因为他并非一个可笑之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岛尽管只活了四十五年，可他做的事情大概比别人两辈子做的还要多，成就当然也大得多。

卖家告诉我，“心自闲”系谷崎晚年为高血压病所苦时写的，而在我看来，这几个字恰好用来形容这位“江户子”的一生。谷崎不少作品都与他的实际生活有点牵扯，譬如《痴人的爱》、《神与人之间》、《食蓼虫》、《疯癫老人日记》等，谷崎可以说是个自我到需要借助写作来排解的人，但他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难得的洒脱气质。加藤周一认为，谷崎的作品只是“由此岸或者现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美的反映，而且是快乐主义的反映”（《日本文学史序说》）。在我看来，谷崎毕生致力于对美的探求，这种探求如此极端，如此无拘无束——对他来说，美没有任何限度，审美方式和审美体验也没有任何限度，在这方面，放眼世界恐怕没有一位作家比得上他。

查词典，“风月”一词一指景色，一指男女情事，川端于“风月”下着一“好”字，当是取前一词义，否则就落俗套了。不过他这也是言语道断，就像苏东坡讲“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别人只须随之礼赞而已。但我例是循后一词义牵强附会地想到川端的一些作品，觉得也是很好的概括。在我看来，风月仅限于形容某一阶段的男女情事。我读西方小说，认为库普林纯洁无瑕的《阿列霞》、《石榴石手镯》，不能算是风月之作；而丑恶得令人窒息的《亚玛街》也不是，虽然故事的那个背景常被形容为“风月场所”。川端的早期之作，比如《伊豆的舞女》，给人的感觉是清澈得很；及至到了晚期，特别是《睡美人》和《一只胳膊》，又好像特别浑浊。二者或过或不及，在我看来都与风月沾不上边，只有介乎其问的《雪国》、《千鹤》和《山音》，才是写的这回事。

这几幅字皆为我的心爱之物。我本不事收藏，近年稍涉此道，偶有收获，计划将来写本小书，以上可充就中一节。这回要将《旦暮帖》之后的文章编一集子，书名就借用了川端的“风月好”，后缀一“谈”字。当然只是中意这字面，所收篇目实与风月无甚干系。可是鲁迅不是有《准风月谈》么，那么就算步前贤后尘好了。说来我还从未谈过风月呢。这里“好”当读去声，若读入声则作“喜欢”解，是乃预先表露一点心愿，将来谈谈倒也无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后记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差不多是与《惜别》同时写的，区别在于其—讲自己的事，其一讲讲别人的事，虽然讲别人的事也需要夹杂些自己的东西，譬如眼光心得之类。此外还有一点一致之处，即自己的事并不是什么都讲，凡是认为无须或不宜说与别人听的，抑或尚且没有想好该如何说与别人听的，我就都给省略了；议论别人时，也是将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来供外人去谈。此之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忽然扯到这个话头似乎有点无端，我是在杂志上偶尔读到一篇题为“陆小曼何故如此——校读她的两种版本日记”的文章之后略有所感。作者对比陆小曼生前出版的《爱眉小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中的“小曼日记”与身后别人印行的《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三晋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发现当初她对自己的日记多有增删改动，为此颇致不满：“学人流传一个说法，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书信，读书信不如读日记。可见对日记真实性的期许。名人日记，一经公诸社会，便具文献性，影响深远，出版者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不然，只可混淆一时，岂得久远。纵然遂了眼前心意，代价是失却了诚信度，大大得不偿失。近年来，出版的日记越来越多，倘若忽略本真原则，其遗患怎敢想象。”我当然很明白研究者的心思，但好像更理解陆小曼的做法：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鲁迅出版他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不是也有增删改动么。作者自具权利，是非在所不论。

进一步说，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不动，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印行《两地书》的同一家出版社后来出了《周作人书信》，周作人在“序信”中所说“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被认为是针对《两地书》而言；他另外写过一篇《情书写法》，其中引一个犯人的话说：“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对此周氏有云，“第一，这使人知道怎么写情书。”“第二，这又使人知道怎么看情书。”这副眼光其实可以移来审视所有写给别人或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说来我对“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书信，读书信不如读日记”一向有所置疑，天下事都是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绝对。

川端康成曾为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新潮社出版的十六卷『川端康成全集』的每一卷撰写后记，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内容多取自当年的日记。川端说：“自从写了之后我记得从来没有重读过这些日记。没有读却也没有扔掉。三十多年仅仅是带着它而已。因为编辑全集重新读了一遍，随后它就将被付之一炬。”我联想到陆小曼，她只不过没有如同川端那般做法，结果就使研究者拥有了可供“校读”的材料；假如早早把日记烧了，反倒不会受这一通指责。“陆小曼何故如此”——大概同样可以拿这题目另写一篇文章。其间孰对孰错实在难以说清，反正我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风月好谈》是我最新的随笔集，距离我的第一本书面世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了。这一段时间不算长，却跨越了前互联网与互联网两个时代。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想：世上已有那么多文章，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一篇写完或多或少总要道出他人之所未道，或大或小总得消除某个疑问罢。到了互联网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想法：网上可以轻易查到的东西，为什么还白费力气地写成文章呢，有了Google或百度，我们应该写得更少才是。这也许是庸人自扰，但在我却难以释然。——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