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写人就应写人情、人性、人道；写历史生活，特别是写战争与斗争，更应注意这三个“人”字。收在这本罗旋所著的《未了情/赣州文学精品丛书》的十三篇小说，就是在这种心绪下陆续写出的。

作者采访过当年许多老同志，积累大量素材，整理过后，将这本《未了情》奉献给读者。

罗旋所著的《未了情/赣州文学精品丛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原刊于《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上海文学》《星火》《百花洲》等杂志。作品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反映了历史生活。

本书可读性、故事性、传奇性较强，可供文学爱好者阅读学习之用。

醉夏

败将

白莲

石敢当

郁孤台下

还魂草

红线记

未了情

爱与憎

红精灵

破网

闹花堂

生的死者——死的生者

后记

胡真到了区上，接待他的是区苏军事委员兼模范营政委高通，一个庄重严肃的人，遇事果断，不苟言笑。谈了工作，高通马上带他去和队伍见面。

他们出了小镇，在一个大禾场上，赤卫营正在操练，喊口令的是个放粗了的女高音，走近去一看，胡真心里恍然大悟，把组织部长打的一串哑谜全解开了——这支队伍百分之九十是长头发，少得可怜的男子汉，不是老来便是少，大概把少先队的少男也提拔起来了。这也难怪，三百多万人口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男丁牺牲不少，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口号下，青壮年男子不伤不残留在地方的，怕是凤毛麟角。

模范营各区都有，相当于基干民兵，以连分工，一连战斗，二连运输，三连后勤。在这里操练的当然是第一连，女连长迎上来敬了个礼，高通告诉说：“这是姜连长!”接着大声向队伍介绍：“这位是新任副营长胡真同志，今后你们听他指挥……”

胡真打断话头问：“正营长呢?”

高通回答一句：“还没派来。”正要演说下去，区委通信员跑来给他一张条子，他看了紧皱一下眉头，对胡真交代说：“我有急事要办，你给他们开个会好了。”说完车转身快步走了。

说也奇怪，高通一走，肃立着的队伍像是集体透了口气，松弛下来。有道是“一个婆娘一面锣，两个婆娘一台戏”，如今这上百个女人聚在一起，要多热闹有多热闹。不过，她们一时摸不清新任副营长的底，不敢放开胆子，只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大概是在议论胡真的长相，和那件掉了纽扣的军衣。

胡真走近几步，满面堆笑地说：“同志们，嘿嘿，以后我们就在一起战斗了……稍息!我这人不大喜欢立正。”

有个尖细嗓门的发言：“那就让我们坐下好了。”

“是呀，日头这么辣，还是到林子里去坐吧!”接着有人附和。

胡真果真满足她们的要求，大声叫口令：“立正，向右转，目标树林齐步走!”

队伍腾起一阵哧哧咯咯叽叽喳喳的声浪，梳辫子的，盘髻子的，扎绉纱的，蒙头布的，脸上都漾着笑，她们庆幸新来的副营长比较随和，不像高通那样严厉。

在山坡林子里坐下后，一个叫茄妹子的先开口：“胡营长，你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胡真也席地坐下，笑道：“介绍什么呢?我是四次战争黄陂那一仗负伤的，也搞不清中了几颗子弹，反正倒下去昏昏沉沉，我想这次是革命到底了，闭上眼睛，一身的疼痛一下全消失了，我铁下心来死过去。谁知道在红军医院我又醒过来了。听说医生没有麻药，趁我没醒，拔掉了三颗子弹头……”

“那你为什么不回红军，躲到这里陪妇娘?”尖细嗓音的丁子嫂问道。

“不瞒大家说，”胡真甩甩右膀，“子弹是拔掉了，这条膀子不怎么顶用。”

“还有两颗子弹伤在哪里?”有人追问。

“一处在头部，”胡真偏过头去，给大家看伤疤，“还有一处……嘿嘿，不好意思说。”这个男子汉当场红了脸。

“到底在哪里?”“又不是军事秘密!”“给大家看看吧!”诘问声接二连三。

胡真为难地说：“哎呀，还是不看的好!”

“不看就是假的!”“吹牛!”“营长的脸皮好厚哟!”责难声此起彼伏。

胡真恼火了，霍地站起身来，动手解裤带：“好，你们要看就看吧!，，妇女们扬起一片大笑，有人笑得前俯后仰，分外开心。胡真憋一口气，把松开的裤带又勒上，不无生气地问：“还要问什么?家庭，贫农；本人，农民；年龄，二十五；文化，三年私塾。还有不清楚的吗?’’

“讨了老婆吗?”是那个茄妹子发问。

“没有!”胡真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有就好!”场上充满戏谑的笑声。

P3-P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扎根赣南红土地，由业余到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作品的色彩，除了绿色便是红色。

写红色题材，经历了一段艰困的长途跋涉。拨乱反正前，文艺创作强调“三突出”，人物提倡“高大全”，故事流于公式化、概念化。我的首篇红土地题材小说，想要有所突破，料不到五十年代批判“人性论”时，被当作“靶子”，受到多家文学杂志批判，给我很大震慑。

但事后经过思索考虑，我依然故我写下去。文学是人学，写人就应写人情、人性、人道；写历史生活，特别是写战争与斗争，更应注意这三个“人”字。收在这本书的十三篇小说，就是在这种心绪下陆续写出的。

我今年高龄八十有六，正忙于未完成的客家题材，没时间再写革命历史题材了，故而费功夫重新整理这一生所写红土地作品。深感愧疚的是，无论质量还是分量，难以令人满意。但想到如今只有我们这样的老年作家，采访过当年许多老同志，积累大量素材，适于写这方面作品，后来者要写就较为困难。想到这点，才乐于把这本《未了情》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