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王忠诚教授是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他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完成开颅手术上万例的医生，至今仍保持着神经外科手术历史上的5项世界纪录。

这本由李家杰著的《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主要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外科泰斗王忠诚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这本由李家杰著的《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是国际著名神经外科大师王忠诚的人物传记。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还无人达到王忠诚的高度；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无人超越王忠诚曾达到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无人达到王忠诚的理论和临床深度。在中国医学科学领域，没有第二个人同时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和中国国家主席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部传记用第一手材料和生动质朴的语言，叙述了王忠诚自小刻苦学习钻研，献身于中国神经外科事业所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如何摆放医生和患者的位置，如何摘下神经外科珠峰顶端耀眼的明珠，如何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如何戳穿一个个“新疗法”的假象，如何带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为祖国成功地掌控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都有详细的介绍。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位卓越的医学家所走过的道路。而且可以了解到中国神经外科所经历的发展历程。

前言

第一章 掌握国际话语权

第二章 高中跨省市择校

第三章 千遍万遍检讨

第四章 奇迹出现在不可能的地方

第五章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第六章 十年一个梯队

第七章 陈云出面说话

第八章 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第九章 抵制急功近利

第十章 告别政策“一边倒”

第十一章 影响进程六十年

第十二章 暮色苍茫中的叹息

 王忠诚大事年表

后记

1984年4月28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乘坐空军一号飞抵中国北京首都机场，偕夫人走下机舱外客梯时，在机场欢迎的人群无人想象得到，对电影艺术十分在行的这位美国总统，将要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就医学领域中年轻而又神秘的神经外科，代表美国这个称雄国际的神经外科强国，发表一番出人意料的评论。

一个人同一个国家一样，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设若可以，那么这位美国第40任总统在中国境内发表演讲时，现场有没有王忠诚，效果将大不一样。依据来自于一位权威人士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现在能拿得出去的，是神经外科。”而中国神经外科在当下的领军人物，正是王忠诚。

带着浓重江浙口音讲这番话的吴阶平，是中国泌尿外科泰斗。跳出个人十分钟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专业，公开推崇并不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专业，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现象。更为难得的是，在吴阶平公开发表评论后，整个医学界并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里根抵京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专门辟出一角刊登《人民日报》社论“热烈欢迎里根总统访华”。并在社论的上方配发新华社发出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照片和有关里根个人经历的“人物介绍”。

里根总统是第一次访华。他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是对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数月前访问美国的一次回访。

1984年1月7日至1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访美期间，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中，为此特别做出回应，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但在中国民间，对于这位美国总统的热情程度，似乎没有对于在中美两国关系上实现破冰之旅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那么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二十三年间，中、美两国分别置身于完全敌对的两大阵营。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一大国，堕落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敌对阵营中的美国，却频频向中国示好。最善于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毛泽东，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部署，向过去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

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大手笔。从中、美两国秘密磋商开始，就把世界各国蒙在鼓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走出美国空军一号机舱、在中国北京首都机场突然亮相的刹那，让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中、美两国人民无一没有“世界变了样”的感觉。

1972年，中国已经在北京建立起全国第一家电视台，但普通老百姓和这家以“北京”命名的电视台，却遥不可及。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现场画面，普通老百姓是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纪录片看到的。

美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缓步进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面带微笑，上身前倾，谦恭地伸出右手，耐心地恭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接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正对中国人阅读国际政治的胃口。毛泽东伟岸的身材，幽默的谈吐，对国际社会的充分了解，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会见过程的全面掌控，让永远忘记不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中国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

三十三年后，中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仍不忘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列为重大选题，创作大幅油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向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献礼。

看人习惯于首先看出身和背景的中国人，在私下嘀咕，“这个从好莱坞出来的美国总统，恐怕不大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东西”。

红旗牌轿车的车头两边，分别插着中、美两国国旗。国宾车队载着里根夫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北京首都机场，途经中国的政治标志天安门广场、进入西长安街的途中，国宾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两旁手持鲜花的欢迎人群；而对人群中的嘀嘀咕咕，直到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也不曾听见。

里根的随行人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最神秘的人物，是总统的保健医生鲁奇。胖乎乎的鲁奇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客房，就随手紧闭房门。他打开旅行箱，从中取出一套笔挺的咖啡色西装换上，接着系上一条黄色领带。然后就站在穿衣镜前，上下前后仔细地端详。直到脸上露出不错二字，方才离开客房，下楼钻进一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再次现身的时候，他已安稳地坐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贵宾接待室的一张沙发上，品尝一杯刚沏的西湖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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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神经外科史上，王忠诚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王忠诚之前，国内缺乏高倍显微镜、CT、MRI、神经外科导航仪等现代检测观察设备支持，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无人达到他后来达到的高度；在他之后，神经外科手术分工精细，医生工作面变得狭窄，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后人几乎不再有可能达到他曾达到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两个方面都无人达到他达到的深度。

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向王忠诚颁发“最高荣誉勋章”；中国国家主席向王忠诚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率中国神经外科代表团出访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法国、美国、苏联；多次在国际顶尖级专题学术会议讲坛上做报告，形成合力，将王忠诚推到全世界神经外科患者及家属面前，成为闻名遐迩的公众人物。然而，在公众形象背后的那个王忠诚却鲜为人知，甚至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王忠诚的内心世界像大门紧闭的神经外科手术室，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其中的秘密，就是共事多年的同事、助手、手术室护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也只能见到他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一面——或是在手术台上卓尔不群；或是为减轻病人痛苦舍生忘死；或是在金钱面前安贫乐道；或是面对临床弄虚作假切齿腐心；或是陷入牛蹏之涔志向不改；或是在攻克手术禁区中孤独寂寞；或是受到诬陷迫害仍坚持为病人做手术；或是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照料掌上明珠；或是给老伴作一名工程院院士级别的仆人；或是对通过政治途径谋取学术上的名誉不齿。而对于一位以人脑为研究对象并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医学巨匠，仅见其一个侧影，无异于只看到一鳞半爪，是很难说了解他的。

王忠诚个人历史与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如同经纬交织在一起。在长达60年的医学实践中，他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及时采取可行的方案，加强中国神经外科学科建设；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神经外科的一般规律和范畴，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断就临床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成果重返临床应用，开创神经外科新领域；以对热点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在多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引领学科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并占领学术制高点。

每一个学术思想，从萌生到成熟，虽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而最后的临床结果与王忠诚最初的猜想，却少有不吻合一致。因此就说他有神灵相助，当然有悖于科学。但对主宰呼吸、心跳、循环、消化、意识等一系列维持生命的脑干-----世界各国神经外科医生谁都不敢触碰的人体器官，用手术刀打破禁区对其传统定性做出颠覆性的改写，给全世界脑干肿瘤患者带来生的希望，不用天使降临人间表述，真难以准确地解释这一旷世之举；而《神经外科手术图谱》、《显微神经外科》、《脑干肿物及其治疗》和《神经外科学》等一系列煌煌巨著，则为他奠定常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地位。但是，神经外科病人及家属，对于这类学术味道很浓的说法普遍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用民间通俗的语言，比如“活菩萨”，表达对王忠诚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

王忠诚领导下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是仅次于美国凤凰城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国内手术量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医疗机构。还是在一名普通住院医时，他就自觉地将减轻患者痛苦，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因为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要求的，于是在他的行为中便出现一系列特殊现象：经历过挨饿，受冻，辍学，代课，送煤球，当家教，被诬陷，受迫害等人间种种磨难；抵制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临床腐败，草菅人命等世间种种荒唐；不惜以付出个人白细胞为代价，创造临床检测新方法；在手术台上，长期保持难以逾越的高治愈率和低死亡率；在门诊和住院病房，挥洒自如地将语言描述，变成患者功能恢复到正常人状态。

王忠诚具有为高层政要开展临床服务的特殊身份，能受国家重托，前往阿尔及尔，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治病，能作为保健大夫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能当面接受挽救著名女外交家龚澎生命的总理托付，却从不因此就以居高临下的眼光，俯视天下苍生，把人民服务视为向人民施舍，而始终将“如何更好地为劳苦大众修复身体健康放在心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年届古稀，仍前往中国西部地区，为农村重症患者免费做手术。

这来自于他的一种独到的见解：“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老师并爱护老师；是病人用自己的痛苦甚至生命，在向医生传授医学知识；医生个人的名誉永远没有抢救病人的生命重要”。认识与众不同，与患者间的关系也就同样独特：无论病人及家属心情多么焦急、性情多么乖张、脾气多么暴躁，一到他面前就会变得安静温顺配合。他所在的门诊室、急诊室、手术室和病房，与华佗、张仲景的一样，既不需要媒体为之主持正义，也不需要警察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更不需要为维护这片净地专门立法。

中国神经外科病种之多，当属世界之最。这一国际公认的难题，需要一流的医疗服务才能解开，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0年，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村地区，却普遍缺乏必备的医疗设施和能治大病的医生。王忠诚对于国家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他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却把普天之下的病人放在心上。心忧天下推动他追求永无止境，在中国神经外科历史长卷上，用娴熟的手术刀，绘制出超国际一流的治病救人效果图，带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成功地掌控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

1996年11月6日上午，在悉尼召开的第八届神经外科国际会议上，王忠诚刚做完学术报告，澳大利亚神经外科学会秘书长Leigh Atkinson教授就匆匆来到他的面前，用朋友之间才会使用的亲切用语，赞美他临床手术的不同凡响：“王院士，您在脑干肿瘤手术治疗上所作的成绩令人敬佩，你的报告题目应该改为The art of neurosurgery（神经外科艺术）”。这决不是偶然的。

顺着The art of neurosurgery，这个新名词提示的方向看这部传记，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一名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如何运用灵巧的柳叶刀，完成传世佳作的纪录片；一个由仁者与患者；光明与阴暗；临床治疗与医学哲学；沉渣泛起与政治清明；沤心沥血与无可奈何；坚持人道与背离人道；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医生荣誉上的体现与手术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离奇故事。

1997年夏天，我与国际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相识。当时就有人向我建议，为王忠诚写一部传记。因为我要对光明日报社在北京地区的新闻报道负全责，还有报社行政方面的许多杂事缠身，时间不能自由支配，只能局限在王忠诚医德医技层面做一次不够深入的采访。8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次采访的成果《一片忠诚为人民——记中国神经外科泰斗王忠诚》。21日，陈敏章与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巴德年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不期而遇。会后，他专门就这篇通讯向我谈了他的读后感。陈敏章既是著名临床医学家，又是中国卫生部部长，谈话内容很有意义。于是，我就将他的“读后感”全文发表在23日出版的《光明日报》上。

2007年12月23日，我应邀到北京天坛医院参加会议。王忠诚听说我到了天坛医院，就让他培养的博士后、副院长张力伟捎口信给我，说他要到会上来看我。“那怎么行呢。”会议结束，我就去了王院士的办公室。

十年不见，王忠诚虽老了许多，但精神矍铄。我们二人刚在沙发上坐定，他就突然起身笑着对我说：“要少坐，要尽量多走。”分别时还叫来办公室的人，专门给我们二人拍了一张合影。

第三次见到王院士，是2009年6月22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为撰写王忠诚的传记收集资料。第一阶段主要是听王忠诚自述。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二楼王忠诚办公室，我与王院士面对面坐在两张沙发上，中间隔着一个茶几，一人一杯雀巢咖啡，一次谈120分钟左右，断断续续交谈了六次。以后又断断续续在一起聊过四次。每次时间都未超过一个小时。

这一年，王院士84岁，行走需要人搀扶。在与我交谈时，语速缓慢，吐词清楚，仅有极个别的词句带着浓厚的烟台乡音，不大容易li，fti：,瞳，需要他重复一遍。在交谈过程中，他记忆最深刻的，全是与临床研究和临床手术相关的内容；脑子时常“短路”的，全是与政治有关的一些往事。每次遇上“短路”，他就会叹一口气，说：“记不得了。”若干天后，受某个问题的触动，突然记起来了，又会因此记起许多相关的往事。也有永远“记不得了”的，他就会说这事“必须问某某”。而这些个某某，无一不需要到天边寻找。

在这期间，王院士有过三次激动。一次是提起司樨东，这是一个在数九寒天赠送棉衣给王忠诚御寒的同班同学。提起这个青年时代的老同学，王忠诚的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也不知道司樨东现在哪里啊？”边说边抹眼泪，长时间沉默不语。一次是王忠诚女儿当着我的面表扬父亲。大概是在外人面前从来没有受过女儿的夸奖，感到难为情。女儿说话的时候，他紧闭嘴唇，脸憋得通红，尽量把头转向一边。一次是提到医疗机构弄虚作假。他用双手支撑住身体，从沙发上起身，缓缓地绕过茶几，走到我的面前，异常激动地用手指向窗外，断断续续对我说：“我对那些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们说，你们这是在犯罪呀！”

王忠诚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历程紧密地连在一起，剥离不开；他的服务范围覆盖着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及亚洲、澳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国家。而所有这些，包括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建、发展和与国际接轨，都没有文字记载。全部需要找当事人回忆。

当事人中的医生散布在全国各地，普遍年过八旬，个别已90高龄。介绍情况时有的半躺在沙发上，有的卧床不起，有的刚做过癌症手术，有的说话时需要不停地用纸巾擦口水，有的正在接受抢救。错过这次采访的机会，许多历史事件将被永远尘封。当事人中曾接受过他治疗的重症患者仍健在的，多数居住在西部地区农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就像参加世界上赛程最长的马拉松，从天津开始，沿着山东、黑龙江、吉林、福建、广东、贵州、重庆、上海、湖北、江苏、内蒙古、宁夏、新疆，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往前跑。下了飞机就采访，采访结束又赶紧飞往下一个目的地。

包括学界权威、著名专家、临床医生、手术室护士、王忠诚学生、已康复的重症患者及病人家属，凡了解历史真相的，这次基本上都见到了。有一个被治愈后完婚的脑干肿瘤患者，他家住在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战场一带。即便如此，翻山越岭也把他找了出来。

接受采访的专家热情之高，令人感动。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是继王忠诚后中国神经外科学界当选的第二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在北京发手机短信向他预约采访时间，一分钟后我的手机就显示出了他的回函。请他代为预约史玉泉教授，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我到上海华山医院时，史玉泉教授已在神经外科的一间办公室等候我多时。史老向我介绍的情况，是中国神经外科发展过程中非常珍贵的史料。谈话结束，我要去见周良辅，他提出要带我到周良辅的办公室。我表示这绝对不行，老人坚持把我送出办公室，送到电梯间门口。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老人仍一脸笑容站在门外。

在与周院士交谈中获得一些新的线索，打算进一步扩大采访范围。于是分别向留美回国的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国汉、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沈健康临时电话预约采访时间。当天上午电话联系，当天上午就见到了这两位博士生导师。沈健康又把张天锡的住宅电话告诉了我。当天，又在张天锡家见到了这位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创始人。他是王忠诚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向我介绍了王忠诚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戴钦舜退休后原打算与老伴一道，南下海滨城市度假。住房已经预订，知道我要见他，就推迟了度假。他虽已年过八旬，却谈锋甚健，四五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与我交谈了两个上午，仍言犹未尽。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神经外科主任宋家仁，过去与王忠诚走得更近些。在王忠诚与我的交谈中，凡回忆不起来的，他总是会说：“这事儿得问宋家仁。”宋家仁退休后住进了医院，而且病情比较严重。在病房中，他夫人陪伴一旁，抱病同我断断续续谈了两次。

我需要得到一份建国初期全国神经外科医生进修班历届学员名单。王忠诚凭记忆说了一些，但是不全。为此咨询过很多人，却没有结果。这次见到宋家仁真是万幸。他请陪伴一旁的夫人代劳。他夫人同样是大学教授，却在第二天下午就整理出一份名单交给我。而这一份名单，正是我想得到的名单。

“替尊者讳”具有悠久历史，至今仍是不成文的规矩。王忠诚在国际神经外科学界属于“尊者”，传记却没有遵循“讳”的常规。这是与王忠诚达成共识的结果。为此，将王忠诚未能挽救志愿军青年战士脑外伤伤员生命、“开后门，，把两个女儿送到部队当护士、一怒之下将手稿译作原始资料全部销毁，以及神经外科手术室早期血淋淋的现场，这些按常规应“讳”的内容全部写进了传记。

有一件事让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5年，而得知要把王忠诚在“文革，，中受过的迫害写出来，王忠诚的亲属“仍然心有余悸，害怕遭受报复”。我不得不反复地向他的亲属讲，要避免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让广大干部和群众知道“文革”的真相。不仅要让当代还要让后代知道历史悲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王忠诚的亲属接受了这样的解释。

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王忠诚就读的烟台一中、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新中国成立初王忠诚参加的抗美援朝医疗队，以及他所经历过的“向苏联学习”、中国政策“一边倒”这部分历史，落笔的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怎样，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国内少数神经外科临床研究机构出现过急功近利；天坛神经外科团队在成长过程中内部出现过矛盾；与西部地区合作培养高级医生出现过摩擦，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同样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既不回避，也不夸大缩小。

若干年前，曾组织“王忠诚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国范围开展宣传活动。“组织”为拔高先进人物形象，在巡回报告中背着王忠诚，把他人做的工作往王忠诚一人头上推。公开消除误会，不仅要得罪“组织”，而且可能越描越黑。王忠诚为此长期背黑锅。这次采访过程中，当年的报告团成员向我揭发了这件事。经调查核实，我把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写入传记，还了王忠诚的清白。

按照长期以来养成的新闻写作习惯，在王忠诚的传记电子版出来后，曾送请王忠诚本人、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王忠诚的亲属、曾采访过的部分专家教授、病人及家属等核实事实。王忠诚就一两处专业术语做了更正，没有提出别的不同意见。他正式表示“同意发表”。王忠诚的二女儿说：“我看了两遍，哭了两遍。”

2010年6月曾刊印繁体字《王忠诚传》，提供给旅居海外的华裔神经外科医生(未在国内发行)。现在这个简体字版本内容未变，只是文字有调整。

在为完成王忠诚传记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帮助和支持。在此尤其要对外交部，卫生部，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及档案馆，天津市神经病学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神经外科，贵阳金阳脑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吉林洮南市精神病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学院附属医院，广州医学院，广州南方医院，福建省总医院神经外科，烟台第一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烟台市芝罘区档案局给予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015年12月31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