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十分不安，是我使妈妈身体有病，落到眼下的地步。
受到病痛最大打击的还是妈妈自己。她从军十年，一九五五年复员到北京，一直想找一个工作，有一次就安排在我们胡同电影院卖票，真是又清闲又近便；可是妈妈脱不开身，她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上学、吃饭，还有种种家务活，要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妈妈有时感叹：“全是你们把我拖累住了！”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是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二是妈妈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家庭妇女；三是我们多少都长大了一些，还是毅然走出了家门，在北京齿轮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从我们家到北京齿轮厂相当远，要换两次车。妈妈天黑黑的就得起来，弄早饭，安顿得差不多了，匆匆去上班。工厂管得严，是不能迟到早退的。晚上我们放学回来后很久，妈妈才下班回来。应该说，自从妈妈有工作上班后，我替妈妈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务。
妈妈虽然起早贪黑，但对她找到的工作很满意。北京齿轮厂是个国营大厂，挺正规的。这在那个全民所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很值得自豪的。
……人生的命运有时是多么不公平，如果就照这么下去该多好啊！
可惜好景不长，妈妈才工作不到一年就发现了癌症，唯一幸运的是妈妈有了工作，是公费医疗。看病，手术，都是公家掏钱；如果没工作，那情景会如何，真是不敢想象！
妈妈在医院做了手术，整个左乳房被切除掉了，斜长的刀口结成不平的疙疙瘩瘩，仿佛是大地板块的断裂层。妈妈用布和棉花缝制了一个假的乳房戴在左边，以保持对称，女性的爱美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治病最痛苦的还是电疗，每星期妈妈都要到附近的指定的医院去接受放射，说是把体内剩余的癌细胞杀死。被放射的部位往往被烤得糜烂，又要擦药，稍稍好点又得去化疗，妈妈显得十分痛苦，恶心，吃不下饭，却也没办法……
对我来说，不管怎么着，妈妈的存在就是我的最大安慰和幸福。
妈妈动了手术，身体虚弱，却仍然支撑着干各种家务活儿。九月份的太阳有了点凉意，快入冬了。我放学回家，见妈妈在院子泡了一大盆的床单、被里、被面。
“妈，你洗它干吗。”我愤愤然，嫌妈妈不好好养病。
“再不洗太脏了，没事，我慢慢地揉，每天洗一点，累不着的。”
房东蔡大妈过来串门，也说：“这一盆东西，咋洗得出来，千万别累着。”
蔡大妈是我在北京四合院中唯一存有好感的大妈，但也不是没有毛病，蔡大妈爱串门，爱传闲话，谁家的事情她都了如指掌，东家长李家短的事也都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我们住的这个四合院共有四家人，与我家并排住的一家有个整天吊着脸、阴沉沉、话语不多的耿大妈。据说耿大妈的男的属“历史反革命”，解放初期被镇压了。蔡大妈家的成分也不好，男的是国民党的旅长之类，也不在了。北屋里住的姓袁的。我们刚进此院时，袁家的男主人尚在，喜欢点美术，屋子里挂着自己画的油画小景，没多久，男的便消失了，好像是“现行反革命”。于是，我们住的院子的四家房主，都是没男人的女人。
我们一家六口人浩浩荡荡进驻此小小的四合院肯定是不会受欢迎的，首先人多这一条，怎么也会使同院的几个邻居侧目而视，加上我父亲是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与对共产党有仇的人共处一院，也是难以受欢迎的。最明显的当属耿大妈，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就说过：“毛泽东是土包子的头。”
有一次弟弟们在院子里玩，不知哪点触犯老耿家，耿大妈便骂弟弟们为“土包子”。
有一次，弟弟宝军不知好歹，不知从哪儿学了几句顺口溜，想往耿大妈的头上按：“我们家穷，你们家阔，你们家尿盆一大摞。”
耿大妈撇撇嘴，哂然道：“谁们家尿盆一大摞？”
妈妈从屋子里出来，朝着宝军的后脑勺子一拍，哭笑不得地说：“回家去，不许跟耿大妈这么没礼貌。”
真正尿盆子一大摞的是我们家。我们家的睡觉是这样的：妈妈和妹妹宝琴睡大床。另有四张木板床，每两张上下罗起来，如同集体宿舍的上下铺。为了半夜里小便方便，每天晚上，在床前放一把大椅子，大椅子上放一把小椅子，小椅子上放一个小凳子，小凳子上放上一个尿盆，成宝塔状。地上又放一个大尿盆子。小尿盆的尿满了，倒进大尿盆子。北京人习惯天天晚饭喝稀的，尿尿特别多，每天早晨几乎都是端满了一大盆子倒进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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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过早地确定了当作家的理想，而且固执、偏执地走过了一生。我那年十四岁，正上初二。我这个想当作家的念头没有一点由来，你说你从小爱写作文，写出的东西透出那么一点才气，受到老师、同学的夸奖，你自己也觉得有从这方面发展的空间，下定决心往这方面发展，没有，一点没有。正是在我想当作家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作文，一上作文课就忐忑不安，不知又出什么题目，写起作文来也是敷衍了事，能及格就行。我能记住自己的最大“文采”就是小学五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开学了》，凡是上过学的人估计没有没写过这篇作文的。老师夸我有一句写得不错，就是看刚上学的小孩如何小时，没直写，而是写了一句“书包快拖到地了”来反衬小孩的小。这句“文采”让我记了一辈子，那也就是我在想当作家时唯一可称道的才气。
我，一个其貌不扬、深度近视的小子，被房东大妈形容为“杨柳细腰大高挑”（有点像形容女人），总是耸着双肩，驼着背，天一冷，像老北京人那样双手拢在袖子里，活脱脱的一个少年老汉。最糟糕的不是身子单薄，而是上小学五年级就配上了近视镜，一配就是三百五十度。我的近视受妈妈影响，妈妈一只眼睛好，一只眼睛近视，遗传到我，却两只眼睛都近视了。
正是想到自己弱不禁风的瘦麻秆身体和已有的深度近视，有许多方面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其实按照我当时具有的特长，我应该定位当一个画家，我在画画方面倒是有点天分。我也不是没想到当画家，可是两者相比，觉得当作家，更能通过作品深刻地反映人的思想，还是当作家好。
自从有了当作家的理想，我也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枷锁。
现在看起来，自己实在太单纯幼稚，好像完成一个理想像喝凉水一样容易，有人说过，风平浪静的幸福生活虽然是人人希望的，但对想成为作家的人并不完全是好事，因为生活的艰难曲折更能成就一个作家。我当时想当作家时，哪有这个思想准备！难道我想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幸吗？虽然，我后来半生坎坷，可当时想却没往这上想。再有一点，我不善于调整自己，也就是说，理想是可以改变的，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人在确定理想时不能太偏执，不要太死心眼，如果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如放弃，改换别的，不要硬负担自己无法承受的角色。我缺乏写作的才气，写作成了一件吃力痛苦的事情；我如果有自知之明，迷途速返，改换别的，也就没有几十年的灵魂煎熬和生命时间的无端耗费；可是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晚了，已经积重难返，已经饮鸩止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偶尔看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认为人能成大事者，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一、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记得最初看到把人生用这三句诗词高度概括，不禁拍案叫绝，真的，谁的人生追求能跑出这个框子呢？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追求当作家的人生之路，比照这三条，第一条“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自己上了想当作家的高楼，自以为志存高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要成就大事呢；第二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十多年，为追求这个作家的梦想，付出的实在太多，一言难尽，悔也无用；我想说的是第三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寻也寻了千百度，回首也回了无数次，灯火阑珊处也见了，就是见不到“那人”。
“那人”应该是追求的结果，是理想的实现，为找到“那人”我把生命中别的追求都放弃了，都做砸了；如果不是把生命的精力集中到这上，而是用在别的上，我也许活得轻松得多、快乐得多。
我一生做着大梦，现在到了梦醒时分，乘着现在还有精力，就想把写的东西赶快整理出来，给自己做个了结。其实我早已知道找不到“那人”了，我只是写追求“那人”的过程，也就是写一写那些追求理想不成功的小人物。这一点在科学家中最为明显，每一项科学发明，其实都有好多人在研究，研究成功的人，辉煌荣耀、世人皆知；而没有登顶的人，就只能湮没无闻；虽然他们付出的绝不比成功的人少，但也没办法，人的社会就是如此。我看写作也跟这差不多。我同情那些为文学默默奉献，终因才气不足或其他原因而难成大器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因为实现不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有了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强调“不以成败论英雄”，说什么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追求的过程，是生命的体验。我甚至总结，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七情六欲的情感的体验。你体验过了，你这个生命来世一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这也许是一种自欺欺人，可是对我们这些付出与结果不成比例，蓦然回首，“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的寻梦人来说，也只能如此了。
一个人十四岁有了作家梦，一生追逐梦想，直到老年。但因为才气不足，一直未能写出理想中的作品来。于是他以自己的追梦过程，写了这本《残梦》。写了新疆五十年的个人体验；写了经历的终生隐痛；写了灵魂塑形的上下求索；写了才华不足的难成大器。
本书由周俊儒著。
《残梦》是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周俊儒从十四岁开始的人生追求——成为作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逐梦想，本书详尽描绘了他的逐梦过程。书中描述了作者十六岁时，母亲去世后，他从北京到边疆五十年的个人体验，也写出他灵魂塑形的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