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点钟起床，我一如既往地玩着手机，一如既往地蹲在马桶上刷牙，一如既往地便秘。根据我现在的处境，“一如既往”这个词儿真他妈奢侈。提起裤子，把牙刷扔到窗台上，擦干净嘴上的泡沫，洗脸，听着剃须刀吱吱啦啦刮掉稀疏的胡子茬儿，熨平衬衫上的褶子。衬衫的衣领已经泛黄，洗了几次变成了米黄色，这是牌子货，是我当初咬了牙才买下来的。这说明，无论多么贵的衣服，无论什么牌子，穿脏了都会像一坨屎一样。什么东西都会改变的，只有屎不会变，它永远都保持着脏乱差的姿态。6点45分，我准时出门，要尽量避开上班高峰期。在这时间之后，四惠站的地铁会让我有重生的经历，脚步不会接踵，只会叠加。没有挤过上班高峰期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人像蝼蚁般涌动着，举步维艰，踩踏只是常态，这都不是我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我的皮鞋是新买的。
从起床到现在，我总觉得死寂沉沉的房间里有些不对劲儿，在我手忙脚乱地捋直笔挺的领带的时候，我发现大咪不见了。大咪是一只狗，是一只拥有一只猫的名字的狗，这个童真而倒霉催的名字是我给它的。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狗，至少它属于我。此时，它应该卧在窗户边打盹儿，金灿灿的毛发在弥漫的雾霾中依然能透出耀眼的光亮；抑或躺在沙发上撕咬泛黄的皮革，现在皮革上还有它的齿痕。
我不能没有大咪！莫非我今天起床的方式不对？我潦草地脱下了衣服，穿上睡衣，又躺回了被窝里。然后，我把表回调了二十分钟，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打了哈欠，夹着拖鞋去卫生间洗漱，一边刷着牙，一边给大咪倒上狗粮。可我把牙龈都刷出血了，还是没有见到大咪屁颠屁颠地探出脑袋来吃食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狗日的大咪可能真的不见了。
我找遍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初还抱有期待，以为它在跟我躲猫猫。沙发底下、保险柜里、柜子里、高压锅里、门后等，每一扇门后都是希望，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是它的栖身之地。大咪确实不见了，房间里的门窗都密封着。
静谧的小区里，人们刚刚开始起床，我沿着绿化带寻找，墙角、狗洞、花丛，都没有大咪的踪影。
今天早上，小区里的人似乎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的脸、鼻子、耳朵、嘴巴都算正常，就算粗糙的发梢有点儿暗黄，脸上长了几枚粉刺、暗疮，也不应该会吸引到路人的目光。我的穿戴虽然潦草，但还算得上整洁有序，这种异样的眼神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而这件事除了我，大家都知道。我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直觉告诉我，他们在看热闹，我当时就机智地决定，这一切不能被人察觉，我点头微笑，做了个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手势。我继续揣着糊涂，假装明白，一如既往地寻找大咪，沿街找了一遍所有它可能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它的痕迹。公司里打来的电话响了十几遍，对于我这样一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去到公司里时，所有人都已经下班了。在空旷的办公楼里，我翻箱倒柜地找了两遍，甚至连老板的桌子底下都没放过，可除了一枚避孕套、一件女式的情趣内衣和李秘书的一只耳环外，一无所获。
老板曾当着我的面夸赞过大咪，因为大咪在他面前很矜持，尾巴夹得很紧，他说有时候狗比人聪明，懂得怎么样夹着尾巴做人。大多数人的尾巴招摇过市，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像狗一样活着。
我找了大咪三个月。第二个月的时候，老板打电话给我强调了大咪的重要性，让我一定要找到它，表扬了我乐于助人的举动，顺便提到了我一腔热血帮他在地上捡起来的避孕套、情趣内衣和耳环。我并不是那么浮夸的人，做好事也从来不留名，那天我留了张纸条给他，署名雷锋。老板说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写的，因为整个公司能把字写得这么难看的人实在找不出第二个。鉴于我的热心肠，以后我都没有必要再去公司了。老板的话说得太委婉，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业了。失业跟失恋从理论上说差不多，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并不大，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的，还是大咪。我和大咪一起生活了四年，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大咪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我在电脑里只找到了一张大咪的照片，是它小时候我抱着它的合影，口耳眼鼻捉弄在一起，相当难看。我把照片给楼下复印打字的小店里，打印了一百份寻狗启事，张贴在小区的墙壁上、街头的电线杆上。只是短暂的几分钟，返回的路上，我看到我张贴的寻狗启事已经被各种租房信息、刻章办证的纸条所掩盖，隐约地露出来一张照片，是一个人抱着一只狗。居委会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全神贯注地盯着信息墙，转脸问我，说：“这是你贴的？”
我点头说“是”，这世道虽然乱，但好人还是多。老太太看上去除了热心肠，老得全身已经只剩下喘气儿了，笑起来露出仅存的两颗牙。在这个小区附近我见过她很多次，我不认识她，但是我认识她的门牙。她喜欢较真儿，长相还算慈眉善目，笑起来整张沧桑的脸被皱纹分割得泾渭分明。我以为她能够提供给我一些大咪的信息。
老太太盯着寻狗启事，又转身盯着我，比照着问：“小伙子，是人丢了，还是狗丢了？”
我指着照片里一个小小的角落上的大咪，说：“大咪丢了。”P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