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著的《盟军战俘在中国——奉天战俘营口述纪实》让我们回首往事，日军的虐俘暴行促使我们对文明进行反思。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向西方文明看齐到走上军国之路，所谓的“文明”已沦为器物。文明要以人性为基础，逢强必霸的逻辑就是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单极思维所致。

这就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本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理念，回顾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价值所在。让我们拨去历史的浓雾，一探发生在沈阳日军战俘营的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二战期问，日军占领东北，在沈阳建立了奉天战俘营。这里关押着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各国盟军战俘，包括准将以上74人，校级军官500多人。他们中有美军中将温莱特、英军中将帕西瓦尔等。他们在战俘营里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和痛苦的囚禁生涯，直到1945年二战胜利前夕才被解救回国。杨竞著的《盟军战俘在中国——奉天战俘营口述纪实》用大量的幸存战俘口述、日记、照片等珍贵史料，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引言

存亡

 死亡行军

 地狱之船

 奉天丧钟

炼狱

 免费的劳力

 冒死“越狱”

 秘密友谊

抗争

 伪装的“模范”

 暴怒的“公牛”

 暗中较量

转折

 战略轰炸

 血洒奉天

 将军云集

解放

 北美红雀行动

 最后一站

 寻找大兵林奇

尾声：正义的审判

天战俘营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入第19轰炸小队，部署在美国在菲最大的空军基地——克拉克基地。1941年12月8日12时30分，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日军大规模轰炸克拉克基地，基地的飞机被全部摧毁。艾伦回忆说：“我们遭到轰炸时，有一两架美军飞机曾经降落在克拉克基地，但很快又飞走了。随后我们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两周后是圣诞节，被困在基地里的美军士兵每人分到了半罐豆子，作为圣诞节晚餐。

1942年1月2日，美军退守巴丹半岛。新年第二天，艾伦和战友们打起行装，向巴丹进发。是夜，部队到达巴丹，只进行了一点简单的训练，便给士兵们发放了步枪。艾伦回忆说：“我是农村孩子，多少还知道一点怎么开枪，有些战士根本不懂。还发了一些物品，有一双袜子，一些内衣。我们被告知几天以后就能够回去。可这一待就待到了1942年4月9日。”

1942年4月9日，日军从巴丹防线两翼发起攻击，遭守军顽强抵抗。“我们先是在最前沿，接着撤到了后备防线。后来爱德华·金将军交出了巴丹半岛，拯救了许多条生命。”艾伦是1942年4月9日下午4时许被俘的。当时他所在的战斗小组共10人，年轻的士兵们还在幻想着试图突围，但收到传达下来的命令是——“投降”，然后全部被缴了械。“我的腰带上挂着几颗手雷，我还没有机会开火。”艾伦交出了身上所有武器，投入一个武器堆里。

日军把战俘们赶到一个机场的跑道上，跑道很短，可能只有那些老式的P-40战斗机才能使用。当战俘们排队集合后，日军命令全体战俘盘腿坐下。“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炮兵调到我们后面，因为我们离克莱吉多的距离并不远，炮兵就是目标，他们可以拿我们作挡箭牌，同时还可以从身后越过我们的头顶开火，这样我们在克莱吉多的炮火就没有办法还击了。”“我刚好在队伍的最后排。坐下后，我盘起腿，感觉腿下面有块石头或什么东西，就伸手去摸，结果却摸出了一个手雷。”艾伦把手雷递给站在身后的日本兵，日本兵接过手雷，跑向10米开外的日军岗楼。“可是就在他拿走手雷的一眨眼的工夫，克莱吉多方向就射来了炮火。”场面乱作一团，战俘们四下逃散。艾伦一口气跑出去2英里多。

艾伦回忆说：“当天夜里，我们就待在路上。第二天早上，又被叫起来，重新上路，(战俘们)排成排，这就是‘死亡行军’的开始。”出发时，战俘们站成四列长队，队伍站得稀疏，绵延很长。四列队伍是间隔开的，每个间隔之间都有日本哨兵巡逻，而且替换得很勤。“4月10日早上8点多，我们上路了。许多日本兵朝和我们相反的方向走。走了没有1英里远，日本兵开始蹿到我们的队伍中间，挨个儿搜身。”日本兵把战俘们的饭盒抢下来，倒掉里面的水，用枪托把饭盒砸扁，再还给战俘。他们还抢走了战俘们的帽盔，弄坏后丢弃在路上。

“我们每人都有一本《圣经》小册子，那是总统签名后作为礼物发给大家的。我也有一本这样的《圣经》带在身上。第一天出发后，太阳还没有升得太高，日本兵把我叫了出来，开始搜身。他发现了《圣经》，做了一个祈祷的手势然后把它还给了我。”艾伦因此幸运地保留下了夹带在《圣经》里的家人照片。“许多战俘因为在搜身的时候被发现身上有日本制造的纪念品或其他东西，结果送了命，因为日本兵会认为，那是从日本人身上抢来的。这就是战争。”

“到了第三天，我遇见了我的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人患上了疟疾，身体十分虚弱，已经支撑不住了，另一个人一直搀扶着他。我也上前去帮他，让他搭着我们两个人的肩膀，扶着他继续前行。身体较好的那个叫雷伊，他身上还带着一些饼干和糖。”艾伦说：“雷伊，能不能把你的饼干和糖分给他吃一点儿？”“不，伙计，要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艾伦心想：“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更困难。”走了几步，三个人全都瘫坐在路上，后面的队伍从艾伦的肩膀上踩过去，他们不得不再次起身，继续前行。

走了不足2英里，日本人对战俘们施行了“暴晒”。当阳光照射最毒辣的时候，他们把战俘们赶进了一个铁丝网围成的空地，直接用烈日灼烤，一点遮挡也没有。进入场地的时候，战俘们要把身上所有的个人物品取下，扔到一旁。艾伦回忆说：“我的那本小《圣经》没有拿出来，可是那个帆布背包和里面的糖却没能逃脱。”

战俘们就在暴晒的场地里待了一天。等到再次上路的时候，日本兵要求战俘不得互相搀扶，必须自己走，更不许抬起战友走。艾伦的那位患上疟疾的战友再也支撑不住了。“最后，他死在了路上。去世之前我就在他身边，他说：‘我还行’，可是就在那一两天之后，他就死了。”所有的事情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噩梦。战俘们一点点地前进着，“快到达终点的时候，原来绵延的队伍已经所剩无几，从排尾几乎能够看到队伍的排头了。”（P6-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战争规模和战场形态比以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其人数之众不仅前所未有，也始料未及，其间围绕战俘待遇问题所发生的违反国际公约和虐待战俘的行为更成为战争犯罪的主要罪行之一。其中，以残暴虐待战俘并致大量盟军战俘死亡闻名的“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被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有战争就有战俘是不争的事实，太平洋战争也没能成为例外，但是盟军战俘所经历的残暴奴役和非人虐待，骇人听闻，堪称史无前例。比如，战争期间，日军俘虏美军战俘27万人，其中有11万人被俘后死亡。再比如，从1941年12月8日起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俘虏了约2.2万名澳大利亚战俘，到战争结束时只有1.34万人幸存，死亡率局达1／3。

脱离战场的士兵并没有游离于战争之外，反倒成为日军手中的一种另类资本。他们或沦为日军赖以支撑和维系战争机器的劳力资源，或成为日军企图负隅顽抗的人质资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盟军战俘是战争的全程亲历者，是战争中未曾缺席的重要要件，他们所历经的斗争、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是太平洋战场胜利的诸多决定性因素之一。

本书介绍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就是日军设立的用来关押和奴役从东南亚战场俘虏的盟军战俘的战俘营。它以高死亡率、高度专业性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突出反映了日军所设战俘营的历史状况，揭示了日军最大限度地攫取盟军战俘的人力资源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核心目的，见证了盟军战俘悲惨境遇和苦难经历，揭示了日军试图以高官战俘为人质资本负隅顽抗的企图，是对日军践踏国际准则、违反人道主义的国际公约和所犯战争罪行的见证和记载，为当代人对这一史实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了事实基础，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盟军战俘的生命和苦难所书就的这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遗产，不仅是二战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也是人类勿忘历史、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刻肌刻骨的警示。

回首往事，盟军战俘经历的苦难、抗争和牺牲不仅是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更是中国军队和人民与盟国军民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仇敌忾的见证。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在二战这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不该忘却的，就是中国军民和盟国军民曾经如此肩并肩地经历着共同的命运，抗击着共同的敌人，捍卫着共同的利益。

回首往事，盟军在战后救援战俘和接收日军投降的过程中，展现了盟国间团结协作和恪守协定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战后国际秩序得以确立的保证。纵观当今战后的世界格局，不禁令人感慨，对过往历史的选择性“忘记”或选择性“不持立场”，不仅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不利，更是对“右翼”势力发出的错误信号。

回首往事，日军的虐俘暴行促使我们对文明进行反思。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向西方文明看齐到走上军国之路，所谓的“文明”已沦为器物。文明要以人性为基础，逢强必霸的逻辑就是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单极思维所致。

这就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本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理念，回顾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价值所在。让我们拨去历史的浓雾，一探发生在沈阳日军战俘营的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我从最初因工作原因偶然接触到奉天战俘营这个题材，到后来专注此研究且一发而不可收，算来已有23个年头。回望这一路走过来的研究之路，虽困难重重，却也不乏支撑前行的动力。

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史料缺失的问题。首先是日军的原始史料或因销毁，或因尚未完全解密，获取范围和渠道都很有限。其次，本研究涉及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许多相关史料也大都馆藏于各相关当事国，收集和利用难度很大。加之在国内，相关史料就更加零散，几乎无存。虽然倾尽全力到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但缺乏完整系统的史料仍然是制约本研究的最大困难。

因此，引入口述史研究方法，是应对这一困境最为现实而可行的研究路径。通过走访幸存战俘老兵和后人、中国工友和日本老兵等获得口述史资料，并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对口述史料进行辨析和研判。本研究始终坚持以史实为根据，以口述史料为线索，围绕疑难问题展开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多种形式的研究工作，最终得以把战俘营的历史原貌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内心经历过愈挫愈勇的坚持，个中的困难虽始料未及，却也算是情理之中。品尝过困知励行的喜悦和收获，让我庆幸自己当初与这段鲜为人知的史事“邂逅”，今天回头审视这一研究更使自己感到慰籍的是，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没有让我停下脚步，真相逐渐显露，使这段历史不再继续被湮灭。我有幸能多次与幸存战俘老兵面对面，与远去的历史对话，那是难得的体验。我在倾听中与这些岁月老人建立了新的友谊，他们在倾诉中表达了对中国，这个曾经的蒙难之地、如今的精神家园的牵挂。本书中的讲述人之一，美国战俘沃特·哈斯曾在当地报纸上见到介绍沈阳人过春节的照片，便特意把照片剪下来寄给我保存。一年夏天，得知沈阳周边城市发生水灾，沃特·哈斯关切地询问灾情。沈阳已经成了幸存战俘老兵们割舍不下的牵挂，这份情谊也成为支撑本研究继续前行的特殊动力。

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战争除了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战俘战场，这是战争中的“二次元”的隐形战场。这段历史让人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战争中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人性的残忍与光辉。这样的历史以其真实和深刻，直逼心灵，它促使我们反思历史，正视当下的国际时局。铭记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有责任对战争进行理性的认识与反思，共同维护人类和平的未来。

本书付梓出版之际，不由心生感慨。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研究的幸存战俘老兵们。我要在此特别提及本书中的讲述者之一，幸存美军战俘老兵艾伦。就在我准备本书稿的过程中，艾伦不幸于今年7月15日去世了。记得多年前，正是艾伦曾经提醒我做好心理准备，说我可能是一段时间内失去“朋友”最多的人。规律难以抗拒，事实也自然如此。这些年接受过我访谈的老兵相继离世，我的内心无比难过，也感到加快抢救性研究的使命更加迫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本书选用了一些相关图片资料，为此感谢感谢俄罗斯国家影像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荷兰国家档案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麦克阿瑟博物馆、国际红十字会档案局和商业图文机构及图片作者。感谢本书所借鉴或使用到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同行。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人民出版社约稿出版此书，这有助于让日军奉天战俘营的历史由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走入大众视野，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了解这段尘封的往事。

本书旨在能够为深入了解日军奉天战俘营的史实提供帮助，也希望能够为丰富研究史料做出一点贡献。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竞

2015年8月15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