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段话一度登上了各类报纸杂志的头条，广为传播。当然，这对很多人是有利的，比如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和售书商应该会很开心。我知道，出书跟卖东西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出书卖的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而已。但我没想到这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简直难以置信，就好像我把谁宰了似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那本书的写作截止日期和出版日期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商定好了。我们的计划是，我踢完世界杯后，这本书刚好完成。我本来想把这书写得励志一些，着重描写我们在韩日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如何从一个强手如云的小组中突围，等等。我个人也觉得这本书会相当催人奋进。但计划没有变化快，谁能想到我的世界杯之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遛狗，因为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才渐渐有了平息的趋势。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兰德这桩官司又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了。各路媒体就像见了臭肉的苍蝇，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引导舆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不过说句老实话，这也怪我行事不周，落人口实。
压力最终落到了英格兰足球总局的身上，人们要求足总采取行动，而他们最终也妥协了。英足总对我进行了起诉，罪名是蓄意伤害哈兰德，并从对此事的描述中获利。他们认为我的行为给足球比赛抹黑了。这项起诉让我很受伤，特别是说我“从对这件事的描述中获利”这一条，就像我为了多卖几本破书，就大肆夸耀自己蓄意伤人的经历一样。
这件事弄得我身心俱疲。它影响到了我的睡眠，还有我的食欲。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一直在为比赛做着准备，而那时我的臀部还有伤。我的心也很累，这件事刚好发生在塞班岛事件之后。我最亲近的家人们因此备受煎熬。我是一个球员，可我那段时间却在跟律师们打交道。
听证会在博尔顿俱乐部的锐步球场(Reebok)进行。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法庭，但在我看来却跟正式的法庭差不太多。我觉得这件事太荒谬了，这本来是球场上的恩怨，现在却要在法庭上解决。这是一项来自英足总的指控，但跟我一起坐车出席听证会的却是一个律师和一个法律顾问。怎么想怎么别扭……车里很安静，因为我跟这些人并不熟。偶尔的几句谈话也没有什么正能量，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官司”，只是如何减少损失而已。这对他们来说可能仅仅是日常工作，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很多。我知道这场官司输定了，但我心里也明白，不论结果如何，晚上回家后一切都结束了。
你要是“有幸”目睹了那天锐步球场中发生的一切，你会以为我犯的是谋杀罪。
我后悔没有独自一人前往锐步球场，后悔没有跟我的律师和法律顾问说“咱们到目的地会合”。我甚至希望我根本没请什么律师。我恨不得直接走进“法庭”任他们处罚。指控是足总发起的，裁决也是足总做出的。玩的就是自说自话的把戏。媒体们最喜欢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感觉，他们宣称：“英足总必须要以足球的名义给这个恶徒应有的惩罚。”之前我也经历过这种被百般盘问的场面，但那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言论是有分量的。可这次却完全不同，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对我说过什么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想：“那还磨蹭什么，直接给老子来个痛快。”
英足总还特地从伦敦请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谋杀案律师——吉姆·斯特曼(Jim Sturman)。这家伙真够厉害的，他快把我“烤熟了”。至于吗，就为了一次铲球？吉姆是一名忠实的热刺粉丝，这是他本人亲口告诉我的。在听证会之前，我们两人在厕所里有过一段交流。当时我俩并排如厕，所以很自然就聊了起来。
“我觉得你是一名出色的球员。”他说道。
他对我说他很欣赏我。跟其他的顶级律师一样，他看上去刻板有礼。我当时就想：“这人还不错啊，说不定能放我一马。”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这该死的差点儿把我弄死。当然，弄死我就是他那天的职责所在。我当时一直在想：“他要是我的人该多好。”
我被反复盘问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拿出我的自传，在我面前晃了晃。
“被告，封面上的这个人就是你，这是你的书，对此你有异议吗？”
我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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