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屈原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概述了屈原光辉的文学业绩，又着重从政治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屈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更以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论证了他在传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屈原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本书既论述了屈原光辉的文学业绩，又着重从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屈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更以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论证了他在传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为给屈原作出历史定位，较详细地分析了屈原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思想分析则较多与先秦诸子的学说作对比，从同异中发现屈原思想的时代共性和独特内涵。二千多年来，研究屈原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些问题异说纷纭，迄无定论。本书对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等问题，多用介绍众说并加分析的方法，避免勉强作出结论，目的是为读者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展研究。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七雄争战的时代

 一 形势的发展与变化

 二 处士横议与百家争鸣

 三 楚国历史与文化特点

第二章 屈原的家世与生平

 一 家世与出生

 二 历史记载与作品中所见之生平

 三 对各种怀疑论的批评

第三章 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艺术创造（上）

 一 楚辞的创造

 二 关于《离骚》

 三 关于《天问》

第四章 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艺术创造（下）

 一 关于《九歌》

 二 关于《九章》

 三 关于《远游

 四 关于《招魂》（附《大招》）

 五 关于《卜居》、《渔父》

第五章 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与审美追求

 一 思想流派的归属问题

 二 企求完美的政治理想

 三 彻底怀疑的天道观

 四 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

 五 内涵丰富的审美追求

 六 爱国思想的时代内容

第六章 历史的丰碑

 一 风骚传统的巨大影响

 二 楚辞学的建立与发展

 三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四 以屈原为题材的艺术作品

 五 《楚辞》在国外的影响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二、关于《离骚》

在屈原之前，诗歌都是没有概括全篇主题的标题的，如《诗经》，经常是以首句的两个字为标题，如《关雎》、《卷耳》之类，并不表示全篇的主旨。《诗经》之外的歌谣，则往往以“歌”泛称，如《徐人歌》、《子文歌》等等，都没有标题的意义。至于屈原，因其作品出于独创，主题思想明确，也许还有诸子文章的影响，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标题。其代表性的不朽之作，空前的长诗，即以《离骚》名篇。

关于《离骚》篇名，古往今来已有十余种解释。寻本溯源，最早是司马迁所云：“离骚者，犹离忧也。”之后，班固释“离”为“遭”，云：“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今存最早的王逸注则释为：“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者也。”《离骚》本不称“经”，后世尊之为“经”，王逸释“经”字，实属多余。洪兴祖《补注》已经指出，王逸注只可取“别愁”的解释。这三种最早的解释，相差不甚远，也符合全文大意，故常为后世所取。然而近世学者出于探索精神，每欲更求新解，以期更切原意。于是有歌曲名称说、抒发忧思说、离歌说、离间之忧思说、排遣忧愁说、离开“蒲骚”（地名）说等等。许多说法都是广引例证，虽不能成为定论，但毕竟有很大参考价值。

“离”解作“离别”、“遭逢”，都可于《离骚》本文中找到内证，问题是一个“骚”字。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骚’，扰也，一日摩马，从马蚤声。”段玉裁注云：“摩马，如今人之刷马，引申之义为骚动。”又云：“若《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日忧。”指出司马迁“离忧”之说是解释引申之义，而非字之本义。今按，“骚”的本义是扰动，许多古籍均作此解。如《诗经·常武》：“徐方绎骚”，《毛传》：“动也。”《国语·郑语》：“王室方骚”，韦昭注“扰也”。《尔雅·释诂》：“骚，动也。”《汉书》颜师古注亦云：“忧动日骚。”又有从心之“怪”字，《说文解字》十篇下：“怪，动也。”也释为“动”，“骚”、“怪”二字互通。《诗经·月出》：“劳心怪兮”，字又作“保”，《说文解字》：“愁不安也。”《诗经·小雅·白华》有：“念子保燥”，正是形容心情扰动不得安宁。

综上所引，“骚”有扰动不宁意。直接以吒院”、“愁”解释，似尚不够贴切。况且，如“骚”即“忧”，那么何不迳以“离忧，，名篇？可见“骚动不安”的含义是应该保留的。前人有鉴于此，故每以“扰动”释“离骚”之“骚”字。如：钱澄之《庄屈合诂》云：“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日骚也。”再如，戴震《屈原赋注》附《音义》云：“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又如王闽运《楚词释》：“离，别也；骚，动也。父子离别，骚动不宁，天之经也。”以上各说都认为“骚”有动扰不宁的含义。

《离骚》全文充满思想感情的矛盾，反映了作者心绪的不宁。诗人是明智的，对于吉凶祸福看得非常清楚，他可以有多种选择。女耍之詈，劝他不如与俗逶迤。这虽是乱世中保全自身地位的不二法门，但屈原是决不能接受的。他也曾想到“退将复修吾初服”，这完全符合“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未始不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但屈原似乎又做不到，至少不能坚持做到。他卜问灵氛、巫咸，都劝他离楚它去，自会另有遇合。在当时贤才流动，策士游说各国的情况下，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屈原又不愿采取。他痛恨楚国政治的昏暗，坚持自己光明的品质，但是，即使在想象中灵魂升天漫游，也摆脱不了对楚国的依恋。他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这样的矛盾心情当然是动荡不宁的。这就是作品称为“骚，，的意思所在，仅以“忧愁”释之是不足以表达的。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历史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写了屈原受上官大夫诬陷后，接着说道：

王怒而疏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指明《离骚》是被疏以后的作品，具体时间则没有说。刘向《新序·节士》篇，则在写了靳尚等共谮屈原之后，写道：

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他认为是在楚怀王时，屈原第一次被放之后所作。但在其《九叹·思古》中，又以为作于顷襄王迁屈原于江南之后。

历来研究者对于《离骚》的写作年代有不同看法。王逸、朱熹等依《史记》，认为作于楚怀王时。唐代王茂元作《楚三间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全唐文》卷684）说，《离骚》作于楚怀王客死于秦时。王夫之《楚辞通释》说，初放汉北即作骚之时。清龚景瀚认为作于“怀王未返、顷襄王未立之时”（《离骚笺》）。清末王闽运则认为作于顷襄王初立年，屈原初放未召时。

现代诸家，如游国恩师认为作于顷襄王三年或其后。孙作云认为作于怀王二十五年。刘永济、马茂元认为作于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这几种说法都与传统说法较接近。

比较特殊的有以下几说：

一是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是“到了江南以后，大约是在《怀沙》之前，在长沙时做的”。二是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始于怀王十六年为上官大夫所谗而见疏以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之后。”三是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认为作于受谗被疏之后，诗人二十八岁时。

以上郭说，年代似太晚，林说，年代则太早，姜说，认为《离骚》非成于一时，颇有启发，但也找不出证据。

分析《离骚》写作年代，最值得重视的当然还是作品本身提供的信息。《离骚》中说：“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惰之数化。”这只能是指楚怀王。楚怀王信任过屈原，并曾有所作为，故《离骚》斥其“数化”、“信谗”、“不察民心”，并对其一再表明忠心，希望楚王接受历史教训，痛改前非，重新振作。而顷襄王即位不久，屈原即遭放逐，不可能有《离骚》中所说的先曾受信任后又情况大变的情况。再说，《离骚》中讲到的“吾将远逝而自疏”，“退将复修吾初服”，以及问卜灵氛、巫咸，二人均劝其去国他适等，这些都不是一个被放逐的罪臣身份所可言。只有“被疏”、不复在位了，乃可退居林下，或远适他国。此外，《离骚》中，于岁月流逝的描写之后，接着写道：“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句文学性的语言，当然不必用“七十称老”去理解。但即使忧愁易使人产生衰老感，说这句话时，恐怕也得有四五十岁了。参照他于巫咸劝其“他适”时说的“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又可证明《离骚》不会作得太晚。另外，《离骚》中，诗人仍表现了较多的抗争、较多的追求，与迁逐江南后《哀郢》、《涉江》、《怀沙》等作中更多悲愤、失望不同。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离骚》作于楚怀王末年或顷襄王初立时大致是可信的。

《离骚》这一篇自叙性的政治抒情诗，共有373句，2477字。这样一篇波澜壮阔、迭宕起伏的长诗，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其思想感情如何发展变化？其表达的脉络、层次就很有探究的必要。这首长诗如交响乐，围绕主题，各乐章都有多重的变化。我们要弄清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就得从乐章——段落的划分着手。古今注家都曾为《离骚》分段，据姜亮夫统计有95种之多。今参以诸家之说，将《离骚》分为两大部分，十二小段，作一些说明，以明全文之结构。

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夫何茕独而不予听”！所叙多为现实中的事情，多是对于已发生的事情的追述。

第二部分，从“依前圣以节中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所叙偏于幻想，多为对未来的追求、询问。

所分十二小段如下：

第一段“帝高阳之苗裔兮”至“伤灵修之数化”。诗人自叙其出身、生日、名、字的含义，说明自己具有美好品质和远大抱负。但楚国群小苟且偷安，将楚国引上了危途。然而楚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他听信谗言，背弃初衷，不再信任屈原。这一段揭示了矛盾，点明了主题。

第二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愿依彭成之遗则”。诗人叙述自己曾辛辛苦苦地培养人才，然而“哀众芳之芜秽”，这些人才大都蜕化变质了，盖因楚国政治黑暗，世风混浊。众人竞进、贪婪、妒忌、陷害他人，而诗人自己则追求高洁、追求修名，愿以古代贤人为榜样。

P105-11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小时候过端午节，常听祖父讲起屈原的故事，但我并没有去读屈原的作品。家里原有一本沈德鸿（即茅盾）选注的《楚辞》（学生国学丛书），是比较好读的，但我并没有兴趣去阅读。真正接触楚辞，还是上了大学之后。那时候，胡小石师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和选修课《楚辞》。小石师的授课艺术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他既能由博返约，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又能引导鉴赏，使人如坐春风。这样就使我对楚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又跟随他学习了几年，在他的指导下写了一本介绍屈原的基础读物，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我有机会从游国恩师问学，获益很多。其后许多年，我除编写教材讲义外，再没有写有关楚辞的文章。除其他原因外，主要还因为有畏难情绪，认为楚辞已研究了两干多年，很难有新的发现，以我微薄的学力，还是多多学习为好。

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空前繁荣，研究工作受到重视，在师、友的鼓励之下，我才又陆续写了几篇有关楚辞的论文，并与友人合作出了一册研究屈原的小书。前年同门周勋初教授命撰《屈原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我想，学习了几十年的楚辞，也该有个总结；再者，这几年我想得较多的是产生屈原的文化背景，很想从屈原与先秦诸子的比较中，确定其思想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意义，所以就欣然接受了任务。去年忽罹目疾，不得不放慢了进度。现在书终于写成，不过是整齐书传、间有发挥而已。只求比较正确、全面地介绍屈原，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至于书中的缺点、错误则希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得以出版，承蒙周勋初教授通审全稿，责编童强同志认真编辑，均给予很大帮助。又蒙老妻顾学梅同志任抄校之劳，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郭维森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