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女，回族，1982年生于宁夏西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部分作品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以及各种年度选本。曾获《民族文学》2010年度奖、2013年度奖，第五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奖，2013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为80后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集，由《摘星星的人》等7部作品构成。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为80后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集，由《摘星星的人》等7部作品构成。作家从常年生长生活的西北乡村汲取创作灵感，用质朴、细腻的笔触，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回族家庭的生活往事，深入刻画了回族女性与儿童，展现彼时家庭、家族间的亲情、生存的艰辛和宽厚忍耐的民族性格，显示出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安守宁静的美好(代序

1986年的自行车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1990年的亲戚

1992年的春乏

摘星星的人

一抹晚霞

窑年记事

时间缝隙里的碎碎念(代后记

谁？母亲警觉地竖起了耳朵。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对银耳环子，那是大舅舅偷偷买了送给妹妹的。据说这一对耳环子是大舅舅卖掉了半口袋胡麻，然后买来的。耳环子很大很结实，两个圆环，下面拽着长长的几根流苏样的穗子。母亲一说话，一摇头，一点头，一动弹，耳环上的穗子都会很配合地很润滑地抖一抖，颤一颤，颤出一丝儿激动或者激愤，一种银光闪闪的美感就沿着母亲的耳垂往脖颈里流淌。现在，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我看见这耳环上闪烁出一种疑惑的光。肯定是马沙子？是不是又要借钱了？这一回你可要把口焊实了呀，再不敢像上回那样松口，钱借出去不说，还把我装进去了！今儿早上他就来寻你了，我说你没一分钱，娃舅舅前儿刚借走了。

说起借钱，真是一件让我们无比苦恼的事情。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要找父亲借钱。不是亲戚就是邻居、亲门、党家，三块，五块，十块。有些人是确实有困难，实在没办法了，借去了也总是会想尽办法地折腾着尽快还上；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比如马沙子，谁不知道他是老赌博客了，家里输得精光，要不是他老子为人硬撑，说不定连自己的媳妇娃娃都领出去卖成钱押上去了。马沙子是向父亲借钱借得最勤的人。让人没办法的是他长着一张糜面嘴，见谁都是笑眯眯的，不是喊巴巴，就是叫爷爷，好像他一根舌头要比别人软上几十倍，软溜溜的舌头配上一副薄薄的嘴唇，一口细米般的老鼠牙，他见了谁都不怯场，都能侃侃而谈，用我母亲的话来形容，他能把死人说活，能把麻雀说下树。这么一个能说会道又很会拍马溜须的人，只要他开口借钱，我们的父亲简直就没有免疫力，被他一番奉承的话灌米汤一样灌下去，父亲就晕晕乎乎了，就暂时忘记了自己家里的困难，就笑呵呵把钱掏出来借给人家了。母亲不止一次哀叹，说这个世道啊，奸人太奸了，瓜子太瓜了，有的人把你卖了，你还乐呵呵张着大嘴给人家帮忙数钱呢。

父亲否决了母亲的猜测，说不是钱的事，也不是马沙子，是跛舒尔布。母亲一听是跛舒尔布，那一对耳环摇摆的姿势顿时柔和下来，口气也放松了，说哦，他呀，孽障人，他给你说啥了吗？是不是没面吃了？我前儿才把半袋子糜子面送给哑巴呀，咋说也够吃个七八天吧。父亲一听这话神色忽然宽松了，哦了一声，却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已经严严盖下来的黑暗。母亲往前试探一步，声音压低了，难道，他也要借钱？这可是个作难的事儿，不借嘛，他很少向我们张嘴，好不容易张开了，不借我们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借给嘛，肯定还不上，就他家那日子，十头八年也没能力还，等于是白送给了嘛——我们也紧困啊，这还真是为难的事儿——不等她感叹完毕，父亲忽然打断了她，不是钱的事儿，钱的事倒好说，借给三块五块，就当白送了！问题是他要借自行车呢。他还耍了个奸心，首先问我放学了吗，明儿出门吗？我哪里晓得他要借自行车，就说明儿不出门，放寒假了，可以彻底在家里缓缓了。他把我的话套出来，才稳稳地说明儿想借车子呢，想骑着车子去戴家梁，瞅对象去呢。你说这麻缠事儿，可不就比借三五块钱还麻烦？P9－11

我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城固原，就在六盘山脚，一抬头．西南边的山影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它总是遮挡住我试图远望的视线，却给内心投射下一道温暖的依靠。二十九年前，我在六盘山另一边的西吉乡里生活，从孩提到求学，到就业，工作的单位从乡村小学、中学到乡政府，变了又变，但都是在六盘山的西边活动。接下来的六年，脚步被自己牵引到了固原，这里已经是六盘山的东麓了，这座安静地俯卧在六盘山脚根下的城，它朴素，落后，沉默，厚重。一抬头就能看到卧雪的六盘山顶。目光远眺，心思流转，生活变换，心情变迁，三十不惑，我和我的生活、文字都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时代是大时代，变迁是小变迁，一个人内心的经历和变迁更是浮尘一般的微小。可是我常常耽于一个人的小变迁。这种变迁更直接，更让我纠结和沉溺。常常，我会望着高处纯粹的蓝天，和蓝天下苍远的群山，一边远眺一边幻想，幻想很多事情，这源于我对自己手底文字的思考和疑惑。

这个冬天，西海固比较冷，最低温度逼近历史最低纪录。六盘山顶自从驮上第一抹白雪开始，那一片白就再也没有彻底消失过，一直白皑皑地背了一个漫长的冬。在寒气蔓延中，我打理工作、生活之余，一有时间就审视着自己的文字。我觉得这时候的自己很滑稽，是个可笑的角色，看那些文字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母亲在打量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孩子，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我应该还能把他们创造得更好看一点啊，怎么就这副歪瓜裂枣的嘴脸了？嘀咕归嘀咕，嘀咕完了，左右端详，还是觉得从心眼里有一份儿偏爱，毕竟是自己生出的孩子嘛，再丑，也舍不得拿去喂狼。

之所以清晰地记得最初拿起笔开始写作的那个时间点，是因为那一年很特殊，2000年，千禧之年，当时我十八岁。很欣慰，我竟然用那样的方式为自己的青春年华留下了一个注脚。有时候觉得苦，涩，迷惑，也曾中断，也曾犹豫，岁月无伤，时间流淌，所幸离开的时间总是不长，很快又会重新回来，循着文字的馨香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路上，固执地，勤恳地，快乐地，不知所求地，读，写。去年在多次文学活动的发言中我说我已经写了十五年了，已经写了十五年了。而如今，这个数字需要再次更新，十五年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是十六年。十六年，要是把每一年的时光展开了，摊在眼前，一年又一年地排下来，几乎所有的日子里，都深深浅浅不同程度地刻画下一个挚爱文字的女子的内心痕迹，思索，想念，苦恼，喜悦，渴望，暗哭，向往，都是秘密。所有伴随文字的因素，都是秘罾。

因为文字，我觉得写作者要比一般人更多地承受内心的沧桑。这些看不见的，细碎的沧桑，却蚕儿吞噬桑叶一般一天天一月月地侵蚀着心，面对巨大的时代，面对纷杂的人世，有时候觉得要用文字去切入去抒发去思索，是一件艰难万分的事情。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就有种虚幻的无助和四顾茫然的孤独。也许这样的感觉，是每个书写者都会面临的难题，每个人都会挣扎在自己设定或者难以摆脱的泥淖里。我只能越发地冷静，让自己沉入一种越来越安静的境地里，用完全安静下来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将打动内心的人物和事件慢慢地咀嚼，剖解，在纷扰繁复的表象之下，探索幽暗处属于人内心的柔软和光泽。

我想固执地写我熟悉的，难舍的村庄和人与事，近期的系列短篇（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1986年的自行车》，还有《一抹晚霞》等，所有的文字都始终围绕西海固，围绕我稔熟的乡村。但是如今书写乡村，明显要比书写城市难度大，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乡村像一个我们熟悉的面具．一不留神，它已经变得让我们感觉面目全非和陌生难辨。而在意识里，却对乡村寄予了我们最初成长岁月里的美好和情感，现在我们还以这样的尺幅去衡量乡村，无疑现状会让我们失落。这种落差，怎么在文字里呈现？怎么叩问追索乡村失落的东西？又怎么重新发现、讴歌和守望乡村？

这一命题，随着我一直书写的那个村庄扇子湾的搬迁，很直接很残酷地逼到我面前了。还是围绕着扇子湾，还是写扇子湾的人和事。但是此刻的扇子湾，和西海固部分村庄一样，正经历着被移民搬迁的命运。被移民的村庄有着大同小异的特征，位居深山，交通不便，干旱缺水，生活苦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家只能抛弃了这深山褶皱里的村庄，搬到川I区靠近黄河水的地方去。扇子湾四十来户人，分好几次搬迁，被分作劳务移民和生态移民。大家习惯了几辈人种地的生活方式，现在搬过去住廉租房，进工厂打工，据说只要能下苦，还是可以过好日子的。但是大家更希望能分给自己一点土地，感觉有了土地耕种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乡亲们不愿意走劳务移民的路，而是等待着能被安排到生态移民的名单里。所以，从2010年开始，这个村落的人就处在一种等待中。命运会怎样，一时不知道。由于随时会搬离，所以各种建设活动全部停止，只有好一点的土地还耕种着。村庄迅速败落下去。我隔段日子回去看奶奶，每一次都能看到村庄的沧桑和破败。扇子湾的消失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谁都没有能力挽救。看着目渐塌陷的老屋，家门口弯了腰的老杏树，老坟院里不断低矮下去的爷爷和弟弟的坟堆……一个在扇子湾出生、长大的生命，我能挽留些什么呢？一方面密切关注着乡亲们的当下，另一方面，禁不住去回忆。沿着记忆的小路往回走，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扇子湾，看到了从前的土院子、白木门、土窑洞、太爷爷、外祖母、小黑驴、红乳牛、羊群、芦花鸡、黑狗……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和一日三餐中离不开的菜肴。我能做什么？除了不断地徘徊、伤怀，只能书写，让这缕馨香借助着文字扩散，让我的怀念和挽留变得温暖。

在首届“黄河文学”散文比赛中的二等奖散文《半叶清风吹故乡》里，我直言不讳地书写了我的矛盾，我的痛苦，我内心难以调和难以平衡的矛盾。一座乡村的陷落，是多少故事多少回忆多少温暖的陷落？一座乡村的消逝，又是多少连接的消逝？手中的笔沉重得再也无力轻松举起。我从活生生的生活里去汲取。所以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利用一切机会回娘家、婆家、亲戚家，不想、不能也不敢远离生活，鲜活的素材都在真正的生活里。我开始了系列回族老人生活采访，从西海固老人们身上汲取鲜活的记忆，挖取珍贵的素材，接受民族血脉里最贴近地皮的那种营养的滋养。每年秋季我都要去老家的玉米地里掰棒子，掰出两手心的血泡和老茧，这样坚持的原因只在于我喜欢透过腥成的汗水看到那么多农民同胞被汗水漫漶的笑颜。在西海固乡村集镇上游走，观察那一张张鲜活生动被生活牵动的脸庞。在清真寺拱北等地的回族传统节日上或者回族葬礼上，我让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默默地镶嵌在最低处的地皮里，然后用自己的心跳感受这个群体的心跳，用自己的体温体味大众的体温。我见过清晨打开商品房门泼出第一盆洗脸水的小媳妇，见过为自己买嫁妆的大姑娘，也望着农贸集市人散后空落落一地垃圾被风裹挟着乱舞的寂寥和清冷出过神。

文学是什么？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去思索这样直白又艰深的课题，面对整个时代的喧嚣和浮躁，我觉得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如果能脚踏实地坚守一份内心的清明与宁静，也许更有意义。

马金莲

2016年3月1日

按照惯例，书本最后需要一个后记。我自己的理解，序言是严肃的，是板着脸一本正经的，像大户人家的前厅，是待客议事举办一个家庭重要事项的地方。后记就是后院了，是家眷们活动的场地，所以前厅严肃刻板认真，在后院就能吁一口气，放开了收敛的形貌，甚至可以放浪一下形骸了。那些藏在心里的话大概也是可以拿出来絮叨絮叨了。这是第一次在花城出版社出书，第一次和花城打交道，从最初约稿，到合同，到审稿，到讨论定稿，整个过程很舒畅，花城的编辑给了我作为一个作者充分的尊重，我们像朋友一样轻松愉快地处理了所有事项。

收入其中的七篇作品，六篇是近作，《窑年记事》稍微早一点。其中四篇出现了具体的年代，这源于从2014年开始的一个计划，当时在鲁院学习，想写一个系列，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由于写得很慢，两年中就写了这几篇，自己还比较满意，就收进这里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一抹晚霞》都上过《小说选刊》，还被当作八。后乡土题材的典范进入过几个年度版本和被不同的评论家提及议论过。浆水和酸菜，这两个词儿指代的物事，都已经距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甚至只是一部分人的记忆。这一部分人中有我，所以我怀念那些人和物．怀念远去的岁月，是以选定这个篇名做总的书名。

总体来说，我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和当下生活稍微拉开距离的滞后感。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不止一人询问过我。我一遍遍解释，这都在于我生活和书写的根据地和立足点，并且不能不再次提及一个在许多场合说到的称谓：西海固。西海固的六盘山麓，有六个县区像小星星一样散开分布在山脚，都是黄土山区地貌，气候干旱，少雨。这便是我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也是现在书写的地方。生活里的清寒和艰苦，像胎记一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记忆更像是血液，早就深深渗入我文学的底板里，将其浸透。时至今日．西海固山区还是比外界慢了一个节拍，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生活水平。贫穷是什么，底层的艰苦是什么，这是我最初开始书写时就咂摸的东西。真正的底层的生存，是沉重而艰辛的，是有血泪也有欢笑的，是幸福与痛苦参半的。有这样的底色做参照，我的文字一直轻快不起来，总是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头，渗透在字里行间。

重新摩挲这七篇作品，创作它们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不习惯用电脑直接写，先将文字落在纸上，然后再整理成电脑文档。这源于我使用电脑很迟，2007年才开始正式接触电脑，还有一个原因是时间不允许，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去面对电脑，调整人的思维和电脑之间的转换。我常常陷入一种战争，除了处理构思文本时调整自我和外在世界的矛盾，还有争抢时间的问题，这源于我在生活里的角色，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住的房子是老式格局，餐厅和厨房之间有一道玻璃墙和门，客厅远在另一端，被结实的墙壁隔开了。常常，孩子们在客厅里看电视、吃食物、玩，我看不见。但是别以为这时候我就能躲在床上享受读书写作的时光，没那么舒坦惬意。我在做饭或者打扫卫生，只有在这种时候三岁半的儿子才会稍长时间不来打扰我。只要我一躺在被窝里拿起书，他保准光着脚爬上来，不是夺书就是骑在脖子上。要不就是姐弟俩吵嘴、打架，对骂是小事，都是小儿言语，没什么伤大雅的。但很快会升级为打斗，弟弟冷不丁揪住姐姐的长发，狠狠拽，大概觉得这柔软细长的丝团是世上最乘手的把柄，抓住了就舍不得轻易放手。姐姐号哭，声音大得吓人。救人如救火，我得十万火急地出场排灾解难。只有做饭或者拖地的时候，他们不生事，也只有这时候姐弟俩关系奇好，大的温言软语，教诲什么，小弟嘴巴乖顺，直喊姐姐。我擀好了面，菜炒进锅里倒足水，让自己烧，为了省时省事，我常做这种叫连锅子的面条。烧水的时候，下面时间还早，干什么呢?拿一个小本子、一支笔，乘机写点文字。斜坐餐桌边，一副随时起身处理各种杂事的坐姿，一边极力让自己平静内心。是的，要在短时间里平静一颗烦躁的心，不容易，往往比较耗时。并不是每次拿起笔就来灵感，就能顺畅表达。这个铺垫的过程就是捕捉灵感的过错。暖壶里刚灌了开水，塞子紧了，时不时发出嗤嗤的叫声。热气在油烟机上方升旋，一束大红色假花在瓷瓶里永恒而死寂地开放。它们插进来多久了，忘了具体时间，但是细看每一片叶和每一个花瓣，积了厚厚的尘埃，伸手摸，黏黏的，是油污和灰尘的杂物，吹不下来。再想想这个此刻捉笔发呆的女人，从学会做饭的少女时代开始，到今天陪伴炒菜下面的油烟气息，我走过了多少年呢?经我的手做出了多少顿面?多少次是米饭炒菜?又有多少次是面条呢?一笔糊涂账。谁也记不得了。做出的饭菜都给谁吃了呢?是否有谁记得我的饭菜的香味进而感激于我呢?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也没去求证过。做饭是女人的天职，就像包揽家务和生育拉扯是女人的天职一样。这是我生长的环境从小教诲我的，我在秉承西海固妇女那些质朴素与善良的同时，也全部接纳了这样的女儿经。

往往，菜在开水里打滚，白汽像云朵一样在高处舒卷，我捏着笔想写点什么。干了一天家务，感觉时间太久了．再不写点，时间都陈旧得变成记忆了。就写点内心的感慨吧。可是生活似乎真的很平凡，甚至有些庸常。我能在这种日日相同的重复里翻检出点什么呢?我就像一个在雨天试图让风筝高飞的傻孩子，像在雪天仰着头寻找彩虹的女孩。

锅里的水汽白热化了，土豆应该快绵软了，该去切面条了。这时候灵感像一个迟迟不愿意露面的调皮孩子，却忽然从门缝里探出半边脸儿来，眼里闪烁着狡诈，笑眯眯对着我说我在这儿，快来抓我吧。我太了解孩子了，所以这个孩子的狡猾逃不过我，被我瞬间捕住了，唰唰唰，中性笔在纸上划过，文字潦草而夸张变形，一个个皱着小脸儿的孩子一样，被我从笔端挤出来，排了一排又一排。水汽托得锅盖噗噗响，该下面了，不然土豆会煮成糊。我依依不舍停下笔，推开厨房门，撒一把干面，抚平了，当当当，快刀剁面声细碎、清脆，雀儿舌头般的面条乱纷纷从刀口下逃生。一会儿手一扬，一把面叶子跳着舞跃进开水里。饭熟了，我鼻涕上拄着汗，出锅、分筷子、端饭，陪孩子吃。给大的夹菜，小的喂饭，调皮的两个人因吃饭不断生出嫌隙，我已经中断了刚才的美妙思维，一些东西已定格在纸上。再见的时候要续接上次的思绪，已经是孩子酣睡的半夜或者明天做饭的同一时刻。

自从十年前生了女儿，写作环境一天天恶化，时间一再退让挤对。时间就像乳沟，挤挤总会有的，我便拼命地坚持着去挤时间的乳沟。在这些挤出来的褶皱里，零零散散划拉下一些文字，它们躺在笔记本上，凌乱得像一团野草，等我整理的时候，往往出现自己都不认识写了什么的情况。

还好，坚持了下来，再苦再累，终究是没有放弃。一篇作品，从初写到修改打磨，发表出来，是一种幸福。现在把它们串珠子一样串起来，结集出版，更是幸福。

至此，一个女人的碎碎念终于打住，聊为后记。

马金莲

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