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青灯》集中收录了诗人北岛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这些文章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异乡的漂泊使他的言说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本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世间的大悲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北岛在漂泊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

《青灯》是北岛的随笔集。全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怀人忆旧，有亦师亦友的前辈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有著名学者魏斐德和诗人艾基，还有青年时期的朋友刘羽。他们都已故去，北岛的忆念又冲淡又深情；人与事的背后是生命的光彩和时间的流逝。第二辑是北岛的行旅杂记：智利、尼加拉瓜、柏林、香港、美国小城戴维斯……这些地方有各自的历史与文化，有各自的信仰与诗歌，还有如聂鲁达、帕拉、乔治夫妇这样的人物。北岛走遍天涯，与世界相遇。然而，“打开门窗，那移动的地平线，来自内在视野。”我们看到的世界，出之于北岛独特的感受与深沉的认知。

辑一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青灯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与死亡干杯

 话说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罗依特

 远行——献给蔡其矫

辑二

 智利笔记

 革命与雏菊

 忆柏林

 西风

 多情的仙人掌

 三张唱片

 在中国这幅画的空白处

 他乡的天空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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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纸和笔。无论昼夜，拉上厚窗帘，隔绝世上的喧嚣，这多年的习惯——写作从哪儿开始的？

面对童年，与那个孩子对视。皆因情起，寻找生命的根。从十五岁起，有个作家的梦想，根本没想到多少代价。恍如隔世，却近在咫尺：迷失、黑暗、苦难、生者与死者，包括命运。穿越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我头发白了。

按中国人说法，命与运。我谈到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除了外在命运，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必然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

十九岁那年当建筑工人，初试动笔，这是出发的起点。众人睡通铺，唯我独醒。微光下，读书做笔记，静夜，照亮尊严的时刻。六年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劳动是永恒的主题——与大地共呼吸。筑起地基，寻找文字的重心；大锤击打，进入诗歌的节奏。感谢师傅们，教我另一种知识。谁引领青春岁月，在时代高压下，在旱地的裂缝深埋种子。

四十不惑，迎风在海外漂泊。重新学习生活、为人之道，必诚实谦卑。幸运的是，遇上很多越界的人，走在失败的路上。按塞缪尔·贝克特的说法，失败，试了，失败，试了再试，多少好点儿。谁都不可能跨越，若有通道，以亲身体验穿过语言的黑暗。打开门窗，那移动的地平线，来自内在视野。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如果有意义的话，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在桌上，文字越过边缘，甚至延展到大地。如果说，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

我总体愚笨。在七十年代地下文坛，他们出类拔萃，令我叹服，幸好互相取暖，砥砺激发。我性格倔强，摸黑，在歧路，不见棺材不掉泪。其实路没有选择，心是罗盘，到处是重重迷雾，只能往前走。

很多年过去了。回头看，沿着一排暗中的街灯，两三盏灭了，郁闷中有意外的欣喜：街灯明灭，勾缀成行，为了生者与死者。

北岛

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