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格·肇嘉著的这本《发展与罪恶（关于发展的心理学及其限制）》呈现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限制是科技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是否有人仍然相信神话早已告诉了我们太多欲望会导致灾难的事实？如果神话继续在现代化的外衣中存在和自我维持，那么我们所关心的对增长的限制则揭示了更为久远的心灵创伤和罪恶感。

我们的世界知道已经没有英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积极参与了西方科技的膨胀。在其胜利的故事中，我们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今天，不再有任何主角，只有合唱团。”但是，在这场胜利中，我们并没有认出自己。相反，我们越来越对正处在消失边缘的乡村和原始世界感到着迷。

作者鲁格·肇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科技发展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因为这一危机揭示了来自久远时代的心灵创伤和罪恶感。《发展与罪恶（关于发展的心理学及其限制）》重在基于神话的文明的重建，以治愈人类基于历史的文明的心灵创伤和深层罪恶感。

第一部分 问题所在

第1章 发展的神话，限制的神话

第2章 朝向心理领域

第3章 非西方文化在限制上的努力

 东方

 原始人

第二部分 希腊的过去

第4章 古代众神的自我主义

 众神与心灵力量

 直到公元前5世纪的生命意识

 道德

第5章 古希腊的限制感

 凡事毋多

 复仇女神

 神圣的嫉妒和雅典的政治

第6章 历史开始前行

 历史与进步的概念

 波斯人的溃败

 历史的喧嚣

第7章 新视界

 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逆转

 雅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错综复杂的宗教

第三部分 从古希腊到现在

第8章 持续与转化：从限制感到对无限性的渴望

 先验与后验

 对肉体的拒绝

 将人类奉为神明

 作为无限之典范的上帝

 作为启蒙运动种子的基督教

 信仰进入历史

 的发展

第9章 限制性神话的连续性：古希腊神话

 鲁莽大意的伊卡洛斯

 法厄同的傲慢和莽撞

 普罗米修斯

第10章 限制性神话的连续性：西方的故事

 伊甸园中的蛇知道什么？

 疯狂的飞行

 从召唤灵魂到寻求帮助

第四部分 复仇女神归来

第11章 危机所在

 限制性神话的当今形式

 全球性维度

 神话和时间

 政治心理学

第12章 通往重构之路

 理想中的勇气

 伦理道德

第13章 死亡、抑郁与内疚

参考文献

主要资料与书目注解

东方的道德，尤其是佛教徒和印度人的道德，要求人们去尊重这个世界，并且将世界看成是被给予的，人类不应该尝试去修改它。道德理想则是解脱欲望，获得自由。刺痛和扰乱我们的欲望正是混乱的来源，而它也算得上是运动和发生的来源。这种同时尊重世界转化的、超然的东方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神明所统治的系统中，但更确切地说，也存在于对此漠不关心的神明中，或者是神明完全不存在的系统中。

比如，在原始佛教中并没有神，很多西方的思想家因此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佛陀所指导的理想行为和瑜伽很相似：从环境中出离，因为他们仅仅是幻象。确实，后期的佛教不再那么关注行为的出离，而更多促进某种行动风格或模式，但是，其最初目的仍然不在于创造善，而是消除居住在世界痛苦中的恶。即使拒绝了艰辛的苦行主义，乔达摩仍然不相信行动；他主要在表达对任何极端形式的不信任。这种态度在东方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中都很常见，对我们本书的主题也有相当大的意义。佛教的主旨并不在于让人们做一些取悦神或称赞上天的事情。在所有的宗教创立者中，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佛陀，是唯一一位从未以神的名义叙述的人。他甚至从未确认过神的存在。孔子也同样主要以教育家②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启示的声音。

东方思想无法想象一个人因为对征服有着绝对渴求而富有生机。行动从未基于纯粹和抽象的理念，而总是和特定的目标有关。个体的行动或者由个体意志所控制的空间处在非常低的等级，这对于改变命运或者承载意义来说微乎其微。这种出离的态度在印度人的“业”（Kama）的观念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对远东地区所有的教义来说很是常见，他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东方文化对历史总体上是较为淡漠的。历史来自不可思议的高级力量的结果，这也再次印证了人类行动的微小和无足轻重。

对历史的较少考虑形成了亚洲和古希腊的唯一连接，这同时也包括希腊的宿命感。我们自己对人类行为价值的最典型判断则截然不同，最近的历史也是如此。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尤其是新教教义都认为人类的行动非常重要。和上帝相比，人类很渺小，但他依然是被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类是大地的主人，掌管着如云鱼群、飞禽走兽和所有的植物。因为人类就像上帝、圣父和造物主，他必须依次尝试创造，并且承担伴随着创造行为的责任。上帝从黏土中创造了人，并让人和他自己相似。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中，人类是上帝选择创造出来的，拥护该信念的人们的生活也致力于不断证实上帝偏好的合理性。人类开始让自己成为创造性的主体，塑造并不断地重新创造这个世界。他也继续塑造他自己制作的黏土。因为人类以上帝的样子而被塑造，他也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如果东方人认为自己是流淌在现今宇宙河流中的一滴水，那么，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艘船。不管这艘船是多么的脆弱，它仍然在水之上：它并不是与水一致，而是寻求自己的航线。但它也可能沉没。

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东方人看待科技革新和经济发展的具体例子。

由于和欧洲的联系，日本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就对枪械非常熟悉了，他们也开始生产自己的枪械。日本人非常擅长改进他们所效仿的产品，而这不是最近才获得的技能。日本人所制造的早期枪械质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被废置几百年后，对其重新修复，仍然可以成功地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使用。

日本首次对西方打开大门的时代结束得非常快。在1616－1641年间，曾在日本活跃的欧洲代表团和商业中心遭受日益增长的限制，并最终逼迫他们放弃了这个国家。在日本，愈发依赖枪械的、新的军事行动模式也随之消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境中，日本逆流而上，抗拒了科技发展趋势，并逐渐恢复刀剑的使用。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因为贵族的保守思想而轻视新的武器装备，从而刀剑装备更适合步兵团而非装甲部队，这仅仅是部分的解释。在整个历史和各式各样的社会中，贵族总是会比较典型地反对为远处的战争准备装备。在卡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的战争中，争夺者们甚至立下庄重的誓言宣布放弃使用弓箭和标枪。但是，通常的结局是，总有人向新科技投降。贵族一开始不太看重枪械，但新枪械的传播并没有停止。日本人肯定还记得日本是一个岛国，并且觉得自己和其他较强的军事力量有一定距离；同样他们也必须考虑其贵族和战士阶层的巨大数目（几乎两百万人，与同时期欧洲国家的几万人截然相反），这个国家即使没有使用枪械也仍然战无不胜。但是，这样的争论谈到的是外在的敌人而忽略了内战，而后者在日本并不罕见。

P26－28

鲁格·肇嘉在这本书中呈现的是所有西方心理学都应当解决（或者说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即其对于扩张的贡献。通过在西方历史、文化和神话的背景下对所有的个体心理学和疗法进行探讨，肇嘉向我们描绘了数千年来人们对限制及随之产生的挥之不去的罪疚感的否认。这的确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研究。

我们对“发展的限制”的关注，反映出的远不止是对新近出现的科技问题的觉察。它同时反映出人们对那些极其古老的心理创伤和相应感受的觉察。这种创伤早在古希腊人身上就有所体现。也正是古希腊人使得傲慢成了原罪之一，犯了必遭天谴。与此同时，古希腊人也对会威胁这一禁忌的事情产生了渴望。我们对地球资源没完没了的攫取和对发展无穷无尽的欲望，与和我们的心理有密切关系的神话一道，刺激了这种渴望。我们既可以在技术经济分析中，也可以在集体无意识被激活的罪疚感之原型中发现它的逻辑性限制。

詹姆斯·希尔曼

著名原型心理学家

在《发展与罪恶》中，作者走得很远，远至波斯，远至希腊，远至公元前……但是，仍然都是为了当下，仍然是为了普通或现实意义上的“发展与罪恶”，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发展的限制与界限。

没有限制的增长等于抢劫，没有界限的发展是一种破坏。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貌似繁荣发展的背后，我们正面临危机，过度发展的危机。

——申荷永

我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把众神抛到脑后，心中没有众神，则必然自封为神，而把阻扰我们发展的各种生物，都视为需要消灭的恶魔。

肇嘉说：“无视界限的征服已然成瘾，无视死亡的存在也成了生命导向的神经症……死亡在意识领域中被驱逐，并因此导致了所有限制性禁忌被摧毁……弗洛伊德对这一过程有清晰的理解，他曾断言说，人类会把自己转变为代用的上帝。”

——李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