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大批知识精英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他们对台湾各方面的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延续，功不可没。2010年至今，作者吴十洲多次赴台，机缘巧合地寻访了他们其中三十人的故址。《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一书以故址切入，广参史料，展开了三十位名家在台湾的奋斗和悲喜，耐人追思。写人记事的同时，作者的落脚点又在于强调台湾的“小地方，大文化”，即中华文化与台湾之间的相互作用，视角独特而积极。

这本《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以数次探访台湾名人遗迹的见闻为基础，结合人物生平相关资料，展现30位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的民国名人在台湾的生活轨迹。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教育家、学者、画家等。从遗迹切入，以小见大，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些民国大家们的生平掠影和去台湾之后的苦辣酸甜。作者吴十洲立意从小地方大文化的角度分析，台湾文化需要植根于大陆的大文化背景，视角积极。

一 “国府”元老，归骨田横岛

 白头青年，老蒋陪祀立铜像——吴稚晖

 北投梅庭，每日三千字——于右任

二 西学精英，文学硕彦，道不同亦相为谋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

 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梁实秋

 阳明山上有书斋，性灵解脱写文章——林语堂

三 “战犯名单”中的文人，落叶不归根

 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王云五

 风雨孤舟，夜海飘摇——朱家骅

 少年不同路，花枝几回顾——吴国桢

四 几多大学校长，几多大学

 知音一曲琴，男儿肝胆异乡泪——蒋梦麟

 早开风气，一代名师——傅斯年

 水木清华，教育原来在，春诵夏弦——梅贻琦

 巍巍乎高哉，读书新潮诗音来——罗家伦

五 “中研院”旧部，典守国学

 卜问“贞人”，凿破鸿蒙——董作宾

 殷墟田野播火种，传薪终成学脉——李济

 博学通儒，新潮中整理国故——毛子水

六 外交风云激荡，念故国家园

 全中国精通英文者“三个半”中的那“半个”——王宠惠

 内圆外方，无愧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七 《自由中国》主脑，蒋家王朝阶下囚

 铁窗外，“堂堂小溪出前村”——雷震

 自由思想者，“五四的儿子”——殷海光

八 丹青宗师，几度漂泊

 瀑畔幽居映白云——黄君璧

 流离半生，精神上从来未颠沛——溥心畬

 从“大风堂”到“摩耶精舍”，还是那个“袍哥”——张大千

九 三船宝物，隔岸两座故宫

 故宫国宝两岸各半，人在文物在——庄尚严

 漫漫南迁路，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

十 鲁迅余脉，留葬小岛

 眷念老友不忍去，喋血台岛埋忠骨——许寿裳

 歇脚斋里“一张封尘的败琴”——台静农

十一 几个舞台，别样的戏

 一样青衣别样娇——顾正秋

 隔山隔水，还是梅派的皮黄——齐如山

十二 新儒家，继绝学在台湾

 素书楼里，六经皆史——钱穆

 写瓶有寄，传灯不绝——方东美

后记

燃灯岁月，皆师法鲁迅

1925年，台静农与同学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该社因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惹了祸，于1928年受北洋军阀张宗昌迫害被查封，1931年正式解散。

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分别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由此奠定了其乡土小说家的地位。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了鲁迅的学生。1926年7月，他就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没有的知识。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首次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

鲁迅对乡土采取了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他展现闰土的麻木、九斤老太的不争、批判阿Q“精神胜利法”，从文学的角度上揭示封建腐朽的思想在人们身上的根深蒂固，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

台静农深受鲁迅的启蒙和亲身教导：他参加了鲁迅发起组织和领导的“未名社”，鲁迅通过和台静农的日常交谈，高度评价“台君为人极好”。台静农对鲁迅作品进行研读，受到非常深刻的创作启示。遵照鲁迅多次“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的原则，感受侨寓文学的魅力，体会自己对故乡皖西生活乡俗的理解，汇入乡土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成为“五四”时代乡土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

杨义评论说：“如果说三十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二十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由此可见，台静农受鲁迅影响极大，他的作品也颇似鲁迅清醒冷峻的文风。

台静农写乡土小说，一方面是受“五四”新思潮宣扬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对乡土的熟悉与眷恋，以及他来到北京“侨寓”后对故乡的观点。

他的《拜堂》展现的是叔嫂在午夜成婚的乡俗。《拜堂》里用了很多“土话”：“磕头”就是拜堂的意思，“下书子”就是过婚书，“牵头”就是儿女的意思，等等。文字中有很多口语化的表达，如：人物对话中的“哈”“俺”等。

他如同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尽自己的一分力量，解救那些愚昧、麻木的同胞。有些人称这为“精英”意识，我觉得恰如其分。茅盾在谈到乡土文学的创作时曾说：“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满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画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台静农的作品中展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乡俗中的腐朽陋俗，写出了平民阶层的屈辱生活与悲剧命运。

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了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

台静农曾被称为“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对台静农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可以说是他的知音。在鲁迅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等四篇。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争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的感情。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等。后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

1928年，台静农拟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认为名字不够恰切，在对生命悲悯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意蕴。这里边也流露了台静农对人生些许消极的看法。

1936年秋，台静农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年仅34岁的他，一袭长衫，颇有些古雅风度。他以厚重、质朴的乡土文学显名，深得鲁迅赏识，言其“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他与当时已辞去山大教席的老舍一见如故，常相聚饮，那沉郁中的洒脱劲令人感动。觥筹交错之际，老舍会乘兴来上一段二黄清唱，一旁的台静农则闭目击节，已然忘忧了。几年后，他写下了《我与老舍与酒》一文，感念良多。

1947年秋，台静农身在台湾，某日忽然得到友人带来的问候：两瓶苦老酒（即墨老酒）。饮之，恍若隔世，为一种魂牵梦绕的真滋味出神，唤醒了“对于青岛的怀想”：

……我仅能藉此怀想昔年在青岛作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气昏然，照着各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

P275－277

吴十洲教授新著成稿，我得先睹为快。

1949年前后，伴随着百万国民党党政军人败退台湾，大陆数万技术精英到了台湾，依靠美援，以计划方式，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终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台湾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末起飞，有多种因素，有国际原因，也有海峡两岸关系的原因，可以写多本书来加以分析。台湾用赎买方式进行土改，大量美元援助，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使台湾成为越战的后方，蒋经国推动多个“四年经建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建立广泛的国际商业联系，都是基本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书中记述了1949年前后从大陆去台湾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在台湾的生活，作者在台湾搜访逸闻，又广参史书，为读者勾画了这批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奋斗，他们在台湾的成功和痛苦。这批儒家知识分子为把中华文化推广到台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到台湾的知识分子，不仅限于儒家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中华文人，他们在那时的世界局势下，对推进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

十洲的书上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是胡适的大弟子，傅多偏官僚文人，避共如避匪，准备好了“家伙”遇上共军就自杀，顾颉刚属纯文人一类，想跟上逃亡的囯军，结果是没有盘缠。梁实秋是跟来的自由派诗人。

他提到了，台湾是小地方，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台湾奇迹”的经济神话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是“大文化”的作用，如果没有“大文化”的背景，这样的事情就难以发生。

他以实地的考察为先导，把来台的文人分成12拨，其中一个“中央研究院”，一个故宫博物院，一批著名大学校长，都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精华。

台湾自古就与大陆有着紧密的联系。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明确告诉对方，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荷兰人与在台湾的日本人发生争执，也明确告诉日本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1683年，大清康熙皇帝用武力收复台湾，正式把孤悬海外的台湾收入版图。康熙收复台湾，实际上是从南明势力手里收复台湾，是中国统一进程的一部分。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长达五十年，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自此以后，台湾出现“独立”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实际上存在统派和“独派”两大倾向和两大政治势力。可以说，维系统派的文化观念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文化。台湾“独派”知识分子说台湾自古就是一个国家，是完全站不住的，是没有任何史料支持的。我近年曾著文辨析过这一点。

2008年5月以后，台湾的局面有了新的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积极的变化。当前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向着两岸一家亲的方向发展。本书中描述的许多人物故事，会使读者清晰地看到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

十洲的书原名中用了“民国名士”的说法，我反复思考，用“名士”二字是否妥当。“名士”一词古已有之，名士之人，今天已很难寻觅。我想，所谓名士，多指佯狂、狷介之士，与世有大争，争而不得，则与世无争，砭清激浊，不同流合污，魏晋“竹林七贤”之党，世以“名士”名之。魏晋以下，蝇营狗苟，干青云而直上的读书人，比比皆是，求名士而不可得也。名士与清流，名虽近，而意旨不同。我们看晚清清流大臣，哪一个不是冠冕衮衮，哪一个与权力保持距离呢？

十洲书中列举三十人，盖皆知名之士，哪一个可指为名士呢？可谓难矣。照我看，文士则有之，名士则难求。有一个人，倒是有点名士味道，可惜书中没有介绍此人。此人谓谁？敝同乡、汉川人王作荣是。他曾在联合国担任处长，颇有才气，蒋经国召他回台，可能有要职任命。在台北候任期间，他不甘寂寞，在报纸上著文批评蒋经国的“治国”理政，不是一篇，而是几篇，蒋经国没有接受这样的批评的雅量，他的候任终于落空。王氏怀抱“建国”之才，打算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上多所献替，也终于落空。他虽然参与了某个“四年经建计划”，还是有志难伸、郁郁不得志。他在回忆录中说过一句名言：“蒋经国不用我，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国家’的损失。”我看了此话，觉得有点名士味道。他是李登辉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在李登辉任上当了“监察院”院长，也是一个大官。李登辉显现了“台独”面目，便与李氏反目绝交，公开著文，屡以中华大义责李氏。我曾到他府上拜访，用家乡话向他问好，他一下就听出来了，与我畅谈甚欢。他已答应我改日采访，谈谈他的经建计划。可惜时不我与，隔年他便去世了，享年92岁。

还有一个湖北黄陂人胡秋原，在大陆时期主持过《中央日报》笔政，讲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台湾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北主持《中华杂志》，传播中华文化，主张民族主义。他的身边团结起一批主张中国统一的朋友。胡秋原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台独”势力开始成形时，他成为台湾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的发起人兼主席。他们用中华文化反击“台独”舆论，在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我在这里谨向作者建议，将“名士”改为“文士”似乎好些。文士大体可以与知识分子画等号，名士则不一定可以画这样的等号。这三十人中，有一些是高官，有的是重要的学官，还有不少学者、教授、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都是术有专攻的人。把这些人称为“名士”，似乎与他们的活动本质不大相符。在我看来，这批人之所以到台湾，与他们的反共、恐共心态有关系。就像傅斯年那样“避共如避匪”，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政治上坚决反共的人不说，一些恐共的人，是害怕共产党把他们的身家性命——儒学传统破坏了。所以有些人到了台湾，又成了自由主义者，对老蒋的统治很不满，很失望。《自由中国》的那批人就是如此，雷震、殷海光是如此，胡秋原、李敖是如此，就是胡适，也未尝不是如此。顾颉刚、陈寅恪、陈垣诸人，对共产党不一定有很多同情的了解，但是反共、恐共情节并不深厚，他们都留在大陆了

文士或者名士，都只是一种学术探讨。究竟如何题签，当然是本书作者的权利，我本是不该置喙的。

张海鹏

2015年6月24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就不要赶上班高峰了。”如果你这样对台湾人说，他们可有些听不懂了，因为在台湾“高峰”叫“尖峰”。两岸毕竟有数十年的隔绝。

想一想台湾哪里好呢？一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秩序好；二是社会分配制度好。中等收入的占大多数；三是社会制度民主，民意力量强势。基础是教育。台大前身是日本第七座帝国大学，不过没有启蒙民智的文史哲，胡适才是台湾民主的旗帜。

台湾也面临经济转型问题，过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搞的是第一产业；“亚洲四小龙”时期是发展加工产业。传统的工业在台湾并不少，但至今也没有大国重器，也许以后也不会有。这里企业的毛利率只有5％，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高。

我想文化旅游或许是一个出路。现在到台湾来的游客主要是日本人和中国大陆人。大陆人消费的全是台湾特产，台湾茶、贡糖等等。

我说，梅庭，梅丘，我都来了多日了，怎么还在没完没了地下雨，请给我一个晴天吧，让我清晰地看你。素书楼的楼廊上传来读书声。依稀记起故乡的月圆，我赞你的旧歌，湿润的山径，送我一程，无往不复，等我再来，我讲乾隆的故事，你说宝岛的庙堂，我懂你的淡远。

耳旁传来了孟庭苇的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别在异乡哭泣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梦是唯一行李

……

我根据台湾的移民故事，编写了一首：“只见唐三公呦，不见唐三婆，屯丁去台湾呦，真的不容易，风大浪也大呦，故乡远，船儿颠船儿摇呦，风雨寒，龙王要吃人呦，谁见渡海还，岸上荆棘多呦，悍番来打仗，月亮在天边呦，抢来番婆作新娘，唐三婆她不来呦，老爹老娘在家没人养，大哥二哥隔海望哟，宗祠里没有我，生了娃子不读书呦，上山下海做定台湾郎。”

就要走进登机口了，免税店的小姐们在用笑脸、依依吴语挽留住你要离去的脚步。把钱花在台湾吧。我愿意，我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我有一种精神上失而复得的喜悦，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临行我给台北的朋友打电话，感谢他们，约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