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是在水泥盖子的里面，是水池底部的沁水。水池是沟口几户人家合砌，商量的时候分派钱粮和劳力，还是请的刘树立主持。
砌池子之先，这股水是从草莓坡上的一个小洞里流出来的，小洞周围的土很黏，里面露出黑火石，水一点没沾上土气。水顺着草莓坡打开了一条豁口，在陡的地方有点飞起来，打湿了周围的草莓花，在坡下路边汇成一个水潭，又越过了道路落下竹园溪。竹园溪刚刚接纳了小溪自己也落人大河了。
往年刘树立上学的时候，来去一气跑累了，上沟下沟就在这里喝水，歇气。草莓熟的时候，可以就着吃被水打湿的草莓。秋天风过还会有掉下来的核桃，泉声随风变细。刘树立长大成人的几十年里，它没有变化，水流不大也不小，人们修拖拉机路也只是在路面上稍微给它留了个凹槽，用不着涵洞。水池扣好之后，泉眼和声音被封住，泉水通过胶管子流去了几家人户，成了龙头里的自来水。但是在水池的底部，它从什么微小的缝隙沁出，保留着声音和跟脚泥土的湿润。
沁水声很小，刘树立上次出门，还以为池子严丝合缝，眼下却清晰流利地听见。医生说，视力失去之后，器官会进行补偿，听力会变得更灵敏。在山西时刘树立并没有感觉到。连矿井前几天被炸平的响声，他也没有听见，直到后来老板来说，煤矿不让开了，连工棚也要拆，你跟弟弟回老家吧。
忽然想起来刚才打招呼的人，就是当时请他主持修池子的，有杨光友和刘世伦。那个喉咙有点粗的就是刘世伦，经常唱丧鼓的，他大概想走上前来说两句话，走了两步又和他的话一起哽住了，有什么挡住了他。他们几家都在沟口上，是三队的，过了这股凉水的界，真的进沟了。
刘树立坐在火屋里。
屋子里很暖和，比山西暖得多。刘树立知道这是坐在土墙房子里。身下的凳子也是他熟悉的，磨光了的硬硬的感觉，面前有火炉的热力。但是火炉离得多远不知道，那些土墙就在附近，有一堵就在身后，却也不知确切在哪里，是从开在哪里的门进来。没有一丝亮光，一丝也没有，他的眼睛被扣在两个锅底了，锅底那样完整，像是造酒的天锅和地锅，找不到接口缝隙，正是这个让人绝望。他知道，也许就在他的对面，墙上开有一扇窗户，不大，是他亲手从墙里掏出来的。可是这些事情离得很远，是不是真有？
除非起身去摸一摸，可是中间地上很远，隔着火炉。他离那扇可能的窗户有一块地那样远。是在自己的家里吗？或者只是被人放在一个随便有火炉的地方？
在山西的病房里，她的话就来得少了，明显比出事以前少得多，在什么地方掐掉了。
“你能不能看见啥子？”手术拆线之后，她扶着刘树立经过窗口，总是这样说，“眼前有点啥子？” “有光线。”起初刘树立答话。他仰着头，追着自己左眼前的那点光感。
“能看见啥子不？”
妻子伸手到他眼前。
刘树立看不见。晃着也看不见。心里想到那是手，可是连一点点也看不见。
后来她就不伸手了。后来那光线越来越弱，完全消失了。医生说没希望了，也不让扶着刘树立游了。原来是说不能多睡，要走动。
刘树立心里的想法也没了，只剩下一个想法，是等她走以后就跳窗。他知道病房在六层，头冲着地面跳，一定会死。因为家里的猪，她在出院前两天走了。出院头一晚半夜，刘树立站到窗户面前，摸索打开了被冻住的窗扇。
他在想怎样保证头部着地的姿势，被弟弟抱住了。陪床的弟弟听到了开窗的声音。P1－4
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著名作家梁鸿
袁凌的写作，无论散文与小说，都是一种“在场”的态度。他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冰刀般地划破时代表象之华丽。在众多写作者都调脸不顾脚下这块土地之凉薄时，他依旧扑匐其上，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
——著名作家野夫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
——著名评论家郜元宝
我常常遗憾，我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我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但世事就是如此，熟悉内情的人们不出声，身处边缘的人在写。就好像地头那个姑且端茶送水的人，内心注定充满愧疚，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懂得土地。这样也就使他可以写上一辈子。很难讲这件事对于谁有意义，写东西的人、干活的人或者沉默的土地。写作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总是浪子式的半心半意，但这一半心意或许和掏心窝子来得同等困难。这可能是上帝原谅回头浪子的原因。
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不大近于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们的共性是都和土有关，大致产生于一次回头的尝试。2005年，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下，这一举动来自于春节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我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没有装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还在平滑地流淌，但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我。
实际上，从我第一次看到小溪边有人家修直排厕所，危机感已经开始，直到那一刻蜕去了心痛的感触，剩下断然的确切。我想无论如何应该回到这里，至少是待上几年，留下这个时段的见证。
回到八仙之后，我在乡下待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栖居废弃的粮管所，后来是在前妻家的路旁小店里，依旧是半心半意地完成了见证的过程。路旁的好地到处起了楼房，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了。原来大河转弯汹涌的险滩变成了一个库区。熟悉的长辈老去，进入土中，大多有疾病，有的出于绝望而自尽。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土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活人的数目却在削减。或许世事并没有变得更坏，但却也像是超出了最坏的设想。
我在粮管所和小店里写下了十来篇和土地有关的小说，但没有一直待下去。许多次我坐在千百年流淌的河道上，心想着要陪伴它最后的岁月，却没有亲眼见证截流的那天。也一再起心买下某座土屋和几分田地，真正过农人的日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或许是来自于断层本身，最终使我离开了那里。我仍旧是一个浪子，没有真正回到土地，也没有当好一个见证人，尽管算命先生让我对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了一份迷信：八个字里面有六个属土，父亲给我起名时又不小心加上两个。
真正土命的，是那些已经进入土中的人，包括算命先生和店里坐诊的老医生。他们的生涯缺乏曲折性，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形容词和比喻，仅有的情感表达也显得匮乏或暴烈。对一个外来者来说，他们生活外表的脏污性、语言的粗鲁性、情感的扭曲性可能更引起注意，但他们的本性是土地，也就是劳作。一年到头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土里，以前住也是在土房里，这个事实已有足够的说服力。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
我想，一篇真正写农民的小说，也具有田地一样疏松又凝聚的结构，以及语言。这也是我敢于把这九篇散淡文字叫做小说的原因。
既然当初回乡的尝试半途而废，就让这几篇只有一半成色的文字，作为我们土命的一份记录吧。
自然，家乡从未关闭通向她的道路。从深层来说，不管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动，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田土的质地仍旧可靠，也就提供了出产和安顿的可能性。除了纸上的记录，我们更需要地上的寻找。我愿自己是寻路者中的一人。
袁凌1996至1999年在复旦跟我一位学长读硕士研究生，后来转到我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研究生。我那时刚毕业留校不久，就装模作样当起“导师”来了，其实是跟他一起学习，不定期讨论读书心得。
他毕业论文写胡风文艺理论，我也感兴趣，但讨论起来，颇不容易。袁凌个性强，不肯轻易附和别人，自己又并不善于表达，所以看起来似乎天生爱抬杠。当时我猜想，胡风思想与文风的影响，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吧。
但很快发现，他的抬杠往往不无道理。至于表达的不顺畅，则是因为想法独特，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语言。论文初稿出来，很有分量！文风也并不如胡风似的晦涩。
可惜他读研第三年，我去韩国讲学，只能通过信件和彼此都刚学会的Email保持联系。这些通信成了我居韩期间不小的慰藉。
大概我和学生相处，主要抓学习，生活上缺少关心和交流，所以他们毕业后，基本杳如黄鹤，相忘于湖海。袁凌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尽管联系也并不频繁。他先去西部一家报纸供职，毕竟是中文系的根柢，迅速就以敏锐敬业的“调查记者”形象现身于媒体，几篇“大稿子”轰动一时。但原单位渐渐待不下去，不久便成了“北漂”。
北京的媒体似乎倒与他颇能相得，很快又如鱼得水，继续写起“大稿子”来，《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差》、《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一篇接一篇。2014年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书，又用纪实或虚构的方式，一口气写了九十九种死亡，算是不惮以最大的勇气，在早已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之侧，固执地添上了自己的一笔。其中许多内容，就是那些“大稿子”转换而成。
但他这方面很少跟我交流。偶尔通信、电话或来上海出差，主要还是谈他的小说和诗歌。袁凌写诗有年头了，发表甚少，直到2011年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推出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他知道我不懂诗，但照例送来一本，让我没事的时候偶尔翻翻。
和诗歌相比，袁凌小说写作的道路更坎坷，显出的耐心和韧劲也更惊人。离开西部那家报社时，他就完成了一部扎实的长篇，反映巨变中重庆各阶层的生活。可能手法过于驳杂，传统的写实之外，又吸取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形式，而且毫不掩饰其感时忧国的激越与沉重，与当下文学流行色不甚’投合。我帮着推荐，他自己也四处投稿，转了好几个圈子，至今还未能发表。
袁凌经常跟我提起他的老家“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我想象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块地方，但我知道他乡土情结牢固，不时要回去看看。2005年，他竟突然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八仙镇住了一年。我不知道这年袁凌个人生活发生了什么，只晓得他暂时“归隐”期间写了许多短篇。最先拿给我的是《国风》和《哥哥》，我一读之下，大皱眉头，心想不妙，袁凌继长篇之后，又要在短篇领域反潮流了。稍微在文坛上混过一阵子的人都知道，自打1990年代以来，经过“寻根”、“先锋”和“新写实”的三次洗礼，短篇还想发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技巧须翻空出奇，二是生活信息须密集生猛。这两点袁凌都不具备。比起那部至今还在抽屉沉睡的长篇，《国风》和《哥哥》的手法又趋于另一极端：太单纯了，让人觉得毫无小说应有的技巧，一路萧散到底，恰如色调淡至极点的水墨画，必须仔细端详良久，才能看清其中的山水人物。
更何况，现在的小说和电影恨不得穿越到几百年之后，往前却至多愿意穿越到明朝，而袁凌竟要将故乡的人事写到周朝的《国风》里去，这怎么可以呢，尽管他的故乡真的在诞生了一部分《国风》的汉水流域的上游。
果不其然，《作家》、《小说界》杂志很艰难地刊载了几篇，其余大部分终于未能发表。袁凌见我为难，也没再让我看他另外的作品。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袁凌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选，包括上面提到的《国风》和《哥哥》，一共八篇，命名为《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我不禁欢呼雀跃，知道他的小说终于碰到识货的了。
若问袁凌这八则短篇有何特色，我只想简单说一句：不好读。
的确，如果你走惯了城市的硬化路面，如果你早已闻不到这大面积硬化的路面所掩盖的数十或数百年之前泥土的气味，那么袁凌专写泥土和在泥土中辛苦地求活路、从泥土而生最后又一律化为泥土的人们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相信现在真的到了物质丰盈而人性萎缩的“小时代”，如果你以为都市的工作与娱乐场所、豪华别墅、蝇头蜗居便是人类普遍永恒的生活空间，那么像袁凌这样，将他的书写一味指向被都市化进程远远抛在后面的青壮走空、惟余老弱、地老天荒、渐复往古的穷乡僻壤，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看惯了也喜欢上了当下流行的类似“唐传奇”加“三言”、“两拍”的新奇刺激的故事，那么袁凌的淡到极点的故乡人物速写，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喜爱空腹高心的“国族寓言”，像袁凌这样沉入日益淡薄的亲情与乡情，只偶尔谛听在远方“打工”的乡亲的一概悲惨的命运，此外几乎遗忘了你所在的远方，甚至像第一篇小说《世界》那样，特地让一个农民在你们的远方弄瞎了双眼，然后在黑暗中辗转回到日益破败的故乡，仅凭听、闻、触、想、回忆，重新建立他和故乡的联系，而如此这般建立联系之后，又明白无误地知道过去熟悉的故乡将迅速消逝，那么你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河流浸泡已久，冷不防遇到袁凌的混合着方言、古语甚至根本就将方言古语混为一谈的疙里疙瘩、难以一目十行进行“悦读”的小说，你当然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但袁凌毕竟不是早已被过度阐释了的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或贾平凹，所以你最终还是会觉得他的小说不好读。
要把袁凌的小说读完，甚至读进去，又有所收获，就非得和上面几种情况反一反不可。
否则，你大司不必去读。
编辑韩樱女士寄来打印件，叫我写两句吆喝的话放在腰封，我竟主动请缨，为之作序。不想书稿带在身边，慢慢翻看，中间不断为琐事所困，一个多月就过去了。袁凌的小说集出版在即，实在不能再拖，只好略述我们之间的交往，以及他在文学上走过的坎坷之路，外加几个“不好读”和一个“不必读”，权当一篇大打折扣的序言吧。正面阐释，只好交白卷，但免了“嚼饭予人，徒增呕秽”的罪过，也算是“有一失，一必有一得”吧。
几年前，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动机，身为著名记者的袁凌辞去在北京的工作，回到了家乡陕西安康，回到那个他出生的山村，住了整整一年。他看到了种种变化，家乡的大河还在平静地流淌，但一种断裂的危机感抓住了他。于是，有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中的这八个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人，命运各异、悲喜交集，他们是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的现实，他们，是真正的＂土命＂人。
《幺姑一家》、《千里之外》、《哥哥》……袁凌创作的《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是献给这个时代沉默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的文字！
重新凝视千百年来供养与安顿我们的土地！
那个曾经丰盈、充满灵性和坚韧生命力的乡村能否回来？
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