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的文字素有博议体、大散文、信马由缰、旁征博引等等标签，它自有一种力量把人带到远方再拉回来。此次重读《左传》，《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中唐诺用八篇散文，二十万字，探究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他们的视野和想象，他们的处境、选择以及限制。路途虽然遥远，唐诺的文字依然从远方传递微光至当下，同时击碎当下直抵远方。

唐诺反复出入《左传》的世界，一次次试图走入子产、赵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春秋时人在其时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们某一言行究竟有着何种深远的积淀与思考，从而认出藏在历史角落里最好的人最好的事，也让春秋时代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立体可感的世界。情欲之事、鬼神之说、弭兵之会、小国家的大灵魂、两干多年前的梦、春秋战国的繁花般思维……由此出发，作者旁征博引，以文学的视角，围绕八个问题进行叩问和延伸，令人惊叹地将实然历史变成哲学思索的场域，陈旧的千年文本开始荡漾进此时此刻，是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

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为什么会是子产？

来想象一个作者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很荒唐的战争

音乐，或者，乐

船身上的刻痕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同时也是人们既有世界图像的缓缓瓦解杳逝过程，中国的历史向着某一个人们并没预备也没足够经验细节的未知世界不回头而去；中国的历史走过去了，往后有它不尽相同的工作和想象，这里有个历史断点，这些攀挂于昔日世界图像才得以存活的国家暨其命运、才得以成立的人的作为，帮我们证实此事。

郑和鲁的国家尺寸以及根本处境很相似，但郑国明显的不幸多了，原因就只是地理位置，这真叫人沮丧，人的自主自为有效空间再再被证实真的并不大，人的自由意志是真的吗?如博尔赫斯怀疑的。鲁国躲在远远东边，真正经常性应付的只有还不算真正强大起来的姜姓齐国，很长一段时间，齐鲁的冲突还是因为一连串的联姻乱伦引发的，是情欲问题惹祸；登泰山而小天下，鲁国的确拥有春秋诸国最好的旁观者位置和角度这没错，这个国家好像是正为着负责记住这段历史而存在的。郑国则一整个被曝现在中央四战之地，尤其从鲁文公之后，持续南下的强晋和持续北上的强楚在此相遇纠缠，你的国家就是人家的战场(两千年后的日俄战争在中国重演了此事)，郑国原有的那一点点从容空间几乎完全消失，所有稍微有意义的目标都显得太远也太奢华了，这正是子产上台时的既成状态及森严限制。

子产执政中后期(那一年孔子是十六岁左右的才抬头看世界的年轻人)铸刑书，意思是把郑国刑法(显然没几条)明文铸于大鼎上，让人皆得见，有成文法的味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认为这有何不妥，应该有所谓的“进步性”吧。但这马上引来他晋国的好朋友、也是当时最重要国际政论家叔向的一番严厉批判。我们说，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问题，包括会不会如叔向所担心的，把一整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往下降一大阶，人们从此只要懂得在具体行为上避开就这几条明文刑法即可，从而，那些长时间才得以缓缓获取并习成的、归属于价值信念的、既是整个社会的自律也是整个社会自我向上寻求的更高尚美好东西，那些区区一个鼎装不下写不完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再被人认真讲究了，整个社会是否会变得就那么现实而且粗糙荒凉云云；只剩法律没有道德，或至少法律挤压了、夺去了道德价值的生长空间。但子产只这样简短而且谦卑地回复：“侨(子产名)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如果说这并非场面话，那就意味着子产基本上同意叔向，他很可能也看出来叔向所看到的东西，担忧叔向所担忧的东西，只是叔向在晋他在郑，这个不幸的国家并不给他这样奢侈的空间，生命中某些他或者也相信的、心向往之的、源自于某种年轻干净心志的东西，他一样也拥有的某一幅世界应然图像，这在他上台执政的那一刻起，都只能狠心戒掉，像人戒烟或戒酒那样，生命只此一回，你的生命却无法完全归自己所用，这感觉很寂寞。  日后，我们都知道了不是?法律，中国以及世界的，这上头走的是子产之路而非叔向之路，法律不仅明文书写而且愈来愈厚，也可以说他们的共同忧虑成为遍在的事实(还生长出律师这种东西)，是非得失，一言难尽。

但真的还是很可惜不是吗?子产多少该辩护几句的，某些他实际上已察觉的不得不尔理由，乃至于他隐隐已察觉的历史不由人走向，说得破碎、不完整都没关系，人类历史的某些变异都是从这样一点点霜、一点点沁人的寒意开始的，从说不清楚或不像有道理的话语开始的。

P11-12

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

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

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

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怀疑是有益的健康的，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

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

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于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

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

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见——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