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1778年7月3日
你已经了解到敌军撤离费城，启程经由新泽西州巡逻扫荡，这个巡逻扫荡使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在敌军离开这座城市两天之后，有超过200多名的逃兵向我方投诚，而且3天之后逃兵数量(根据费城的驻军代表登记)更增加到500名。他们除了各自寻找出路以外，每天三五成群结队回到费城。敌人继续他们的行军，遭遇民兵和我方轻装备队伍的各种阻击，我方的轻装备部队不断地接近敌军，以便寻机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直到上个月28日，也就是上个星期日，奉命侵扰敌军的我军先遣部队在蒙茅斯(Monmouth)郡政府大楼对敌军的殿后部队发动突然袭击。而在这个时候，我军主力部队正在向前推进，距离我军先遣部队大约6到8英里，这时炮击开始了，本以为这两支队伍会立即开始全面交火，然而我军先遣部队却接到了撤退命令。我不敢断定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但这该是个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也很难推断出正确的结论。我先简单说一说当时由主力部队的几名军官所侦查到的敌情，我军先遣部队大约有四五千人组成，但是没有骑兵部队，距离我军主力部队6到8英里。而敌军殿后部队由手榴弹兵、卫兵、苏格兰高地联队士兵和骑兵组成，敌军殿后部队最低估计大约有四五百人，他们的主力部队触手可及，随时可以增援。我方所在位置地势开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方立即发起攻击，虽然最初的突袭无疑能够迫使敌人殿后部队陷入困境，但是在我军先遣部队得到支援之前就可能卷入全面的交战，这样做明智吗？哎呀，我扯哪去了呀！不去给你讲述令人难忘的日子，反而在信件的开头说起这些我无权反思，却会让你厌倦的事情。言归正传。
我军先遣部队根据命令开始有秩序地后撤，与敌军忽有忽无地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战斗。敌人被我军先遣部队的后撤所鼓舞，痴想我们会大举撤退，便迅速跟进。正在这个时候，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前进至可以支援先遣部队作战的距离，于是，先遣部队停止后撤，双方旋即展开非常激烈的战斗。敌人数度调整变换策略，多次试图攻击我军的侧翼和后翼，都被我军杰出的总司令的部署所挫败，敌人被击退，损失惨重，战场上丢下大量死尸和伤兵。敌人原本集中兵力以图决战，但在交战中，他们所受到的这样一个款待，让他们没了胃口。除了在战场上遗留下受了重伤不能随行逃离的4名军官和50多名士兵之外。他们纠结残部，偷偷地后退到距离战场3英里以外的安全地带，并于第二天凌晨2点从那里悄悄地仓皇逃离，继续追击他们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可以采用急行军追上敌人，但我们的将士已经太疲惫了，追上敌军的可能性不大。
敌军手榴弹兵指挥官蒙克顿中校(Lieulenant-colonel Monckton)(将军的兄弟)和其他几名军官从死尸中被寻获，我们以战争礼遇埋葬了他们。敌军为失去蒙克顿中校无比哀悼，主要是基于对将军的兄弟，一位不愿拔剑为敌的人的感激，不过，他们确信美国入会善待其遗体。我骑马巡视战场，我感觉敌我双方的伤亡比例至少是6：1，还有人认为是8：1，敌军占多。我军一些勇敢的军官和士兵阵亡，包括炮兵的先遣部队也受到部分损失。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麦克奈尔(McNair)中尉的人头被炮弹炸飞，来自我们州的库克上尉(隶属克兰[crane]的团)身负重伤，我估计他的伤足以致命。此外还有7人被打死，13入负伤。目前我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伤亡有多少，但是我可以确定跟敌人比起来，我们的伤亡显得微不足道，敌军伤亡倍增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向前推进进攻我军先遣部队的时候，树林里的一场致命大火从侧面突袭了他们。这次战斗的两天以后，陆军军务局长(Adjutant—general)告诉我，据他所收到的来自负责管理敌我双方尸体的军官提供的统计表显示，有247具敌军遗体。据投诚到我方的敌军逃兵说，他们在美国从未遭遇过此等重创。的确，如果我们从“邦克山”战役这一事件来看，此言殊属不谬。在那次战役中，敌方有1053人伤亡，其中只有160多人阵亡，受伤人数与死亡人数之间的比例超过5：1。现在如果按照这个同样的比例推算，这次敌军伤兵将会有1235人，即使伤亡只有按照以往比例推算的2／3，敌军的损失依然是巨大的，而且可以说这次损失太大了，因为损失的是他们军队的精锐。要不然他们会坚守阵地，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被迫放弃。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们的参战部队表现出的战斗力为老牌部队增了光，其余将士看起来也是跃跃欲试渴望参战，看不到一丝畏惧迹象。我们勇敢的司令官以其无畏的榜样激励着他的军队，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亲临险地，以行动教育将士们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奉献一切。第二天，总司令向全军所有级别的将士表达了感激，并特别提到炮兵的卓越贡献。那天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美军武力的优势从未如此显著过，连英军自己也承认，他们受到重创，而且难以很快恢复。虽然我们享有所取得的成功，虽然我们在为人类自由和权利的正义斗争中尝到了令人愉快的满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第一推动力和赐予者，我们要对仁慈的上帝满怀感激，他的天佑神助至今在保护支持我们，在他恰当的时刻无疑会主动地帮助我们度过战争的艰险。P55-57
中译本序言
山茂召是美国任命并派驻中国的第一位领事，由于当时清政府仅在广州设立对外通商口岸，因此，山茂召被称为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山茂召还是乘坐美国人自己装备驾驶的商船来中国开展贸易的第一位美国人，他是美国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的大班，总管商业事务，该船于1784年8月24日到达澳门，山茂召亲手在这片中国海域升起第一面美国国旗，8月28日“中国皇后号”抛锚停泊在广州黄埔。2006年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美国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一向怀有深厚友情。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揭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演讲中提到：“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主持了‘中国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条船前往中国海岸，寻求与清朝通商，华盛顿希望看到这条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前往世界各地，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缔结新的纽带”。1784年2月22日是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中国皇后号”于当天上午从纽约开始了她历史性的首航。当时纽约的(《独立公报》报道说：“中国皇后号”的远航是一个对外交往的里程碑。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回到美国纽约受到社会各界集会欢迎，当时的《纽约邮报》评论说：“像这样一次出航归国，理应全城教堂的圣钟齐鸣，而且全城应当进行一次‘谢恩祭”’。美国人将“中国皇后号”之行誉为“一次历史性的贸易”。《纽约新闻快报》在商船到达的第二天报道说：“过去我们通常从欧洲进口这些货物，它(‘中国皇后号’)将激励国民仿效甚至超过自己的商业对手，从而造福整个美国”。美国国会在收到山茂召广州之行的报告后，表示：“国会对美国公民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感到特别的满意，同时向这次航行的承办者和指挥者致以深深的敬意”。1786年1月27日，山茂召被国会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位领事。
本书是原著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ow: the First Ameican Consul at Canton自1847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以来，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中译本，本书的编著者乔西亚·昆西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他通过对山茂召书信、日记等手稿材料的选编，采用类似中国的春秋笔法，勾勒了编著者心目中“一位绅士、军人、学者和真正的人”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传记，编著者用共10章的篇幅描绘了山茂召的行伍生涯和商旅历程，特别提到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将军对山茂召在独立战争期间服役表现的鉴定，称赞其为“机智、积极、勇敢的军官”；第二大部分是纪行，主要记载了山茂召“第一次、第二次远航到广州”的经历，和“访问孟加拉”，“回到广州以及返乡的航程”；第三大部分是附录，附有山茂召所写的6封完整的信件，包括一封1790年他被乔治·华盛顿总统再次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后向华盛顿汇报工作的信件。
本书主要用书信和日记两种文体，从亲历者的角度，反映了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失败和胜利的关头以及窘困和喜悦的时刻，展现了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记载了230年前中国广州、澳门及印度半岛的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爪哇岛的巴达维亚，非洲好望角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风土人情。无论是满足中国读者对美国驻中国首任领事为人的好奇，还是对美国独立战争背后故事，及美国和欧洲国家当年在中国、印度海域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兴趣，都将是有益的，而且令人深思。
常征
2015年1月29日
2006年4月2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美国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揭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演讲中提及：“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主持了‘中国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条船前往中国海岸，寻求与清朝通商，华盛顿希望看到这条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前往世界各地，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缔结新的纽带”。“中国皇后号”成为两位国家领导人共同认可的中美接触的历史性标志。
乔西亚·昆西编著的《帝国的相遇(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山茂召实录)》首版于1847年，是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乔西亚·昆西根据山茂召生前书信、日记等素材选编的，反映了美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员山茂召的行伍生涯和商旅历程，并借此还原了中国清朝和美国这一老一新两大帝国最初接触的场景，展现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包括230多年前中国的广州和澳门、印度半岛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及非洲的好望角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风土人情。
今年是中美通商，也是民间正式接触的230周年。1784年2月22日，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美国纽约出发驶往中国，于当年8月28日抵达中国广州，由此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先河，开创了中美早期友好关系新纪元，拉开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序幕，而山茂召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当时他担任“中国皇后号”的大班，1786年，他因此成就被美国国会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这是美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员。
乔西亚·昆西编著的《帝国的相遇(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山茂召实录)》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对于我国学术界以及民间研究了解中美早期的接触以及中国近代史，很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