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早晨，而且是春天。青春的阳光，像还没有发酵的葡萄酒那样醉人，在墙壁上欢笑，又高高兴兴地涌进了顶楼的窗子。一扇扇窗子都向上推了起来，窗口露出主妇们乱蓬蓬的头。革命法庭的书记官从房子里走出来，正要去上班，顺便拍拍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的脸蛋儿。从新桥那边传来宣布臭名昭著的杜穆里埃的叛国罪状的叫嚷声。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住在一所靠大时钟沿河街那一边的房子里，房子是在亨利四世时代盖的，要不是在前一个暴君统治时期内，用砖瓦砌了一个小顶楼，加高了这所房子，它的外貌一定还相当美观。这原是以前最高法院里的一个法官的住宅，为了适应现在住在里面的市民和工人的家庭需要，这所房子不知道给隔了多少间，添了多少阁楼。因此那个看门的裁缝，公民瑞马克勒，只得栖身在一间又低又窄的中二楼里。您可以从玻璃门外看到他盘着腿坐在案子上，颈窝都碰到天花板了。他在缝一件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这当儿，女公民瑞马克勒正在炉灶跟前又是煮又是煎，把楼梯当作烟囱，冒出来的烟熏得房客们叫苦连天。他们的小女儿约瑟芬长得十分漂亮，脸上沾满了糖浆。她正在门槛上跟木匠养的那条叫羊羊的狗玩耍。女公民瑞马克勒的气量、胸脯和腰围都很大。别人以为她爱上了她的邻居公民大杜邦，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中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至少她丈夫是一个劲地疑神疑鬼，因此房子里的人老听到瑞马克勒两口子吵了又好，好了又吵的声音。住在楼上的有金银匠公民沙布龙，他的店开在大时钟沿河街，还有一个没有通过考试的外科医生、一个律师、一个金箔匠和几个法院里的职员。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爬上老式的楼梯，一直爬到五层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楼。他的画室，还有他母亲的卧房就在这层楼上。接着头几层楼的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是镶着石板的木头楼梯，木头楼梯到这儿也完了。有一把梯子靠在墙上，通往顶楼。这当儿，从顶楼上爬下来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胖子；他相貌俊秀，脸色红润，抱着一大包东西，正从梯子上费劲地往下爬，可是嘴里照样哼着：“我没有用人了。”
他停住歌唱，彬彬有礼地问候加默兰。加默兰也亲热地招呼他，并且帮他把包裹接下来。那老头儿又谢谢他。
“您来瞧瞧，”他重新把包裹抱起来，说，“这些牵线活动玩偶，我马上要把它们送到法律街上的一个玩具商那儿去了。包裹里整整有一个部落。它们是我创造的；它们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脆弱的躯体，可是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我没有赋予它们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仁慈的天主。”
他就是公民莫里斯·布罗托，当过包税人，革命以前是个贵族。他父亲靠了揩油发财，替自己买了个官爵，就此得到了贵族的衔头。从前，得意的时候，莫里斯·布罗托管自己叫德·小岛先生，经常在椅子街公馆里准备了精美的晚餐请客。美丽的德·洛什莫尔夫人，检察官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着实使宴会生色不少。她是个有教养的女人。只要革命给莫里斯·布罗托·德·小岛先生留下了他的职位、年金、公馆、田地和名誉，她决不会撇开可敬的贞节而变心的。革命把他的一切都搞光了。他靠了在大门底下给人家画画像，在硝皮沿河街卖卖薄饼和油炸糕，为人民代表写写演讲稿子，教年轻的女公民跳跳舞，来过日子。如今，莫里斯·布罗托住在这问得从一张梯子上爬进爬出，连身子都站不直的顶楼里，他只有一罐胶水、一球线、一盒水彩颜料和一点纸边。他做些牵线活动玩偶去卖给玩具批发商，由他们再卖给小贩，那些小贩把这些小孩子一心想要的漂亮玩意儿挂在长竿子的顶上，在香榭丽舍大街走来走去吆喝。虽然社会非常乱，自己又遭到极大的不幸，他仍旧保持着平静的心境，读他的卢克莱修②的诗篇来怡情养性。他老把那本书带在棕褐色常礼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里。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推推他住所的房门。门一推就开了。他已经穷得不必再费事在门上加锁了。有时候他母亲积习难改，闩上了门，加默兰就会对她说：“这有什么用?谁也不会偷破烂……我画的那些破烂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画室里堆着他刚开始学画的时候画的油画，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要不就是正面覆在墙壁上。那时候，他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也画爱情场景，用柔和而胆小的笔触描绘箭射空了的箭袋和飞散的鸟群，冒险的娱乐和幸福的幻想，牧鹅姑娘撩起的衣服，牧羊姑娘的胸口上饰着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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