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修订版)(精)》主要以田家青对王氏夫妇老年生活的回忆琐记为中心，旁及其所交往的名人雅士，贩夫走卒，皆是作者亲见亲闻的第一手独家材料。书中所载三十年来文博收藏界的风云流散，潮起潮落，胡同坊巷生活的市井风物，人情冷暖，王世襄夫妇雍容达观、不折不从、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日常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传统美学趣味，都让读者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作为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得意的唯一人室弟子，《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修订版)(精)》作者田家青从游王世襄先生三十余年，亲炙其深厚学养和大家风范，所记皆为第一手材料，文字流畅易读，京腔韵味浓郁，人物刻画灵动，幽默笔触中浸出深厚情意。书中所载三十年来文博收藏界的风云流散，王世襄夫妇不折不从、雍容达观的处世境界，以及日常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美学趣味和独到见解，都让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感怀

 拜识/登堂入室/业余的专业研究者

 亦师亦友学术研究/相知期望

教诲

激励

 劳心累神编辑《则例》/执著的著述

 无奈的合约/恼人的粗劣印刷/苦尽甜来

提掖

制新

鉴赏

品位

本色

安居

天意

逸事

 说山(一)/说山(二)/说山(三

 “猴儿精猴儿精的”/不冤不乐/当断不断

 “这要我们如何是好”/“他不懂还瞎说”

 “这儿就挺好的”/有事儿不怕事儿

 “你站住”/“没给他切了轴”/再说板儿爷

 八月十五/一个人一块钱，一个烧饼分两半

 “吃会”与会吃/我不是收藏家

 惜时如金/动物都属“猪”？

 看足球—你又跑这儿玩来啦

永诀

致谢

与王先生一交谈，我顿生“找到组织”的感觉。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术语、俚语，还有一些极生僻的专业词汇(当时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说一些)，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我会说一些，自以为已经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发现他不仅谙熟这些行话术语，而且还能说出背后的典故，比如哪个术语是在历史上哪个时期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哪个词是由于南北口音不同而发生变化及变化的过程，简直“神”了!与我以前认识的业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大家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将近干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显示出他绝非一般的学者，学究式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

此外，我印象极深刻的是，王先生朴实，说话不张扬，不炫耀。在当时，凡圈儿里自称“高手”的人都爱卖弄，相互挤对、踩咕，显摆自己能耐如何。王先生多为倾听，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觉得不着调的人，连理都不理。对明白可教的人，略说几句话，便能点醒。我立刻感悟到所谓“真人不露相，高人不咋呼”的深刻含义。这第一次见面，他并没有说太多，但其间纠正了几处大家常说常用、但实有偏差的术语，让我大为惊叹，也隐隐约约预感到，和王先生将会有不解之缘。

当天离开王先生家，心里别提多愉快了。我喜爱古典家具，纯粹出于本真的爱好。可在当时，热衷古家具的人，京城上下屈指可数。我所认识的业内人，有民国时期打小鼓收古玩的，有修理家具的工匠，有骑三轮回收废品的板儿爷，他们所知道的，多是辨识木器用料以及初步的年代及价值估定，对一些较为特殊的物件，有的能说出来历，例如某件大案来自慈禧太后、又辗转经几个军阀或名人使用等等。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不高，人品和素质则更不敢恭维，但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吹得多，真学问少。我一度时常感到迷茫，甚至怀疑我这种与当时主流文化脱节的爱好，是否值得坚持和努力，困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那时候见到朋友，最怕人家问我在干什么。见到王先生后，知道自己选对了路。

第一次见面，我自己觉得表现还不错，颇得王先生的赞赏。大约在十来年后，偶尔聊起来，他回忆了当初见我时留下的印象：那时社会上没什么人会对破旧家具感兴趣。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没有人引路，全凭本能去喜爱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东西基本对路，问的问题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自此，我经常往他那儿跑。依那个年代“串门儿”的习惯，造访用不着预约，一般家庭都没有安装电话，也没法儿预约，反正我有时间就去敲门，总希望能在他那儿多待一会儿。

熟悉王先生的人都知道，早年，他为了弥补历次政治运动耽误的时间，真正是惜时如金，很少接待客人。大院儿外门靠近邮箱旁贴着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外人来敲门，他往往半开门，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就把门关上了。我知道，他对我是特别照顾。可是，我也看得出来，王先生很善于与业界的各种人士交往，从社会上摔跤、养鸽子、斗蛐蛐的，到中国的文化巨匠，只要是有一定特长和技能的人，他都能与之很好地相处。但是对不同的人，他心里有明确的定位。你能感觉到，有些人好像跟他很熟，但不管交往多久都融不进去，似乎隔着一层大玻璃板。我自能感受到，当时我在他心中属于家具迷、“土八路”的范畴，让他把我视为他学人圈子里的同路人，还相差甚远。我知道，王先生一生经历丰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经过，在他面前，靠耍心眼、吹牛、抖机灵儿等招儿，绝对没用，即使骗得了一时，也蒙不了长远。在与他交往的各种人中，当然也有这类人士，自认为聪明得意，其实骗不了王先生，他嘴上不说什么，表面上也不大看得出来，但心里“明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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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此两词是杨乃济先生对王先生的评语。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弘扬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

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从看到的各种宣传介绍以及人们的言谈中可以发现，大家对王先生的真正学术成就和贡献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难想象他所付出的艰辛，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当时业界对他的印象有点像现今社会对他的普遍印象：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可又都说不太清楚他在学术上到底高在哪里。所以当年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业界评判一个人的真实水准是术语的应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这些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远高于工匠的是他能讲出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是何时和如何出现的，以及与其他相邻领域之间术语的对应关系，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借用的，哪些又是在历史某一时期被误传，写成错字，最终以讹传讹，错成事实。这等功夫绝对是“玩儿”不出来的!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后来，这些本由匠人们世代口传身授，沿袭至今的支离破碎濒临失传的术语，终被王先生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划时代地整理并创立了名词术语体系，计千余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套体系又译成了英文。)中国古代家具终于有了统一的语言和标准，能永远地留存下去了。面对这套体系中满篇如勒水、枭混、地袱等怪僻的词，不熟悉的字，一般人可能不以为然，而这项成就和贡献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如果没有这项工作，在当今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古代贤匠累积千年的术语精华，很可能会在这一代消失。其贡献，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王先生早年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同时涉猎漆器、雕塑、竹刻诸艺，其见识、修养、品位及感悟力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最珍贵的是他把这些学问综合起来研究，总结出了从很高层次对艺术品评价、鉴赏的方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望气”是文物鉴定的最高阶段，常人难以企及。

交往日久，看到了王先生的艰辛付出。黄苗子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讲：“一九五八年，畅安(王世襄号)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作的钻研，他比我深。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床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学术的成果要靠出版来体现，对于出书他更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注释要详尽、文字要简练，招招式式都是唯美境界。读者们说先生写的书好看，那是时间和功夫堆积起来的。他曾多次说过，在生活中他不爱吃“炒冷饭”，出版著作也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研究古代艺术品，想有所成就，需实物考察、文献调研和工艺技法三方面相结合，缺一不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细想起来，这需要文武全才，谈何容易。文博领域有三类专项人士：第一类，谙熟历史文献、懂理论的学者；第二类，长于器物鉴赏，金钱的力量造就了火眼金晴的文物从业人员；第三类，动手动心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匠。三类人士各有优势和欠缺，往往还会相互看不起。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

王先生一生最注重的，是做实事。从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的习惯动作可以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但他不爱驳人面子，也不多说什么。时间长了我慢慢察觉了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动作：每一道菜上来，他会完全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放的花瓣，挑出去一一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他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依此理念，做饭的人应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得好吃、有利于健康且卫生，而不是雕萝卜花给人看，萝卜花雕得再好，吃不卫生，不吃浪费，色、香、味应是天生自有，不假外力。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冠上“文化”头衔似乎就有文化了，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首先经多次核计、量材，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当时，打造此案的场地在北郊，王先生曾多次前往，一同切磋。打造传统家具，施工并不完全依赖图纸，是一个再创造的完善过程，如腿足的侧脚、各种弧度等都是“跟着感觉走”，边造边试边确定。大案制成后，正值王先生将要从平房搬到六层的公寓，独板案面长近三米，重近半吨，他一直担心搬上公寓楼有问题。最后，在我和王先生的加油打气及指挥下，几位小伙子愣是顺楼梯给搬上去了。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的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别提有多高兴了。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中陪着他著书立说，挥毫泼墨，《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在此案写就的。王先生也告诉朋友们，这张大画案是他最喜爱的一件器物，他特作了一篇案铭，请荣宝斋的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勤俭节约、善待自然贯穿了王先生的一生，我早年和他一起去香港参加会议，他都买回成包的圆珠笔芯。他写文章时，将两页稿纸摞起，中间放拓蓝纸，完成后上页交出版社，下页留底儿，省去复印。圆珠笔可用劲儿写，拓得清楚，且一支笔换芯用最节省。若用毛笔，用墨汁写完后一定要倒回剩余的墨汁，尽管残存的很少。

王先生的大案制成后，所剩下的刨花、锯末亦不曾浪费。作为燃料，放入挖好的干燥地窖，以备烘烤下一批家具木料。传统的木材要窖口盖席，通过调整进气口的大小适度进气，刨花、锯末会慢慢自燃，不冒烟。一个多月后，烧尽了，木料也烘干了，所剩的灰亦有用，起出后撒在地里，不仅是好肥，且滋养了土壤。如若人们都能以这种思维方式生活和工作，何尝会为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而搓手着急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先生刚一过世，即有报社约稿，说要抢在第一时间发表，我拒绝了。我深知王先生很讨厌的当今“十弊”(时弊)之一就是抢风头，而且对于“应景儿”的急就章(“应景儿”和“急就章”是王先生真实用语)是嗤之以鼻。王先生逝世后第二天，见到某报有文章说，王先生是吃着猪头肉、喝着二锅头与工匠一起研讨家具的。熟悉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都知道，王先生滴酒不沾。与工匠交流时主要喝茶，若赶上饭口，吃的是好吃不贵有益健康的家常饭菜。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身怀绝技的老匠师的道和德绝非杜撰者想象得出来的，他们都是极讲老理儿的老北京人，做派庄重、谦和、含而不露。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想将王世襄先生一些真实的东西转述给广大的读者，更重要的是传递他闪光的思想，如对社会有所用处，这便是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