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所著的《桃之夭夭》娓娓叙述了上海市井之间，一个叫郁晓秋的女子半生的人生历程。

这个上海女子，原本可以像雯雯、妹头一样，在上海的屋檐下过着自己平淡却充盈，烦恼又热闹的生活，但是，她显然是个异数。她的母亲是个滑稽戏女演员，年轻的时候有点小名气，终究到老了，也只是个跑龙套的；她母亲的丈夫在她出生前的一年半就因贪污和玩弄女性进了班房，他的亲生父亲没有在书中出现过，没人知道她的生父是谁。历经社会与情场失意的母亲对她只是冷漠和淡淡的恨，兄姐也因了她的出身而鄙视她憎恶她，同学和邻里更是对她侧目而视……

她的身世，成为市井间无数人流言蜚语的话题，她充满青春气息的美丽，在他人的眼里，被认为是刺眼的不安分的象征。一个上海弄堂里的异数少女，却出人意料地走出了一条艰难却纯净的人生道路，以泼辣而旺盛的生命力，顽强地“灼灼其华”。

王安忆编著的《桃之夭夭》娓娓叙述了上海市井之间，一个叫郁晓秋的女子半生的自尊和隐忍。在王安忆几近细碎烦琐的写实手法下，上海这座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小市民世界，不再是故事的背景，而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本身。

第一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第二章 新剥珍珠豆蔻仁

第三章 千朵万朵压枝低

第四章 豆棚篱落野花妖

第五章 插髻烨烨牵牛花

关于她的出身，弄堂里人有许多传说。

她的母亲，一位滑稽戏演员——人们都这么以为，并不知道更早的说法是，文明戏演员——十三岁时，跟一个远房表哥在大世界文明戏班里唱帮腔，串串小孩子的角色。她的长相是清丽的，疏眉淡眼，眼型很媚，细长的眼梢甩上去。倒也不是吊眼，而是人称的“丹凤眼”，笑起来先弯下去，再挑起来。嘴唇薄，上唇角略有些翘。当时正逢周璇红出来，别人就叫过她一阵“小周璇”，因她的长相有点像周璇，又会唱，但不是像周璇那样娇嫩的“金嗓子”，而是沙喉咙，班子里人戏称她“水门汀喉咙”，与她细巧的长相并不符，很是泼辣。难得的是，她会唱各地小调，会说各路方言。申曲、滩簧、滴笃戏、小热昏、评弹、淮扬大班、京剧里的老生；苏、锡、杭、甬、绍、豫、鲁，甚至于广东戏和广东话。沙沙的嗓音，高得上去，低得下来，初听吓一跳，再听听，却觉得收放有余，一点不吃力；而且口齿清楚，吐字伶俐，很得观众喜爱。十五岁时，听说有新办的戏剧学校招生，她和班上几个小姊妹一起去考。那个年龄，总是到处留心机会，不甘心现状。如她这样，红都红过了，自觉得谙透粉墨生涯，就要闯一闯了。那时节，正流行女学生的风格，她剪了短发，发梢烫鬈了，向里弯，戴一副黑边眼镜，身上穿一件洋装连衣裙，苹果绿的绉纱，泡袖，镶蕾丝，脚上穿横搭袢的方口黑色牛皮鞋，就像女学生演剧里的葡萄仙子。不过，她的手腕上挂了一个白色的珠包，里边放手绢、粉盒、一支钢笔、一枚骨刻图章，还有一包香烟。这一点角儿的派头并未使她变得老成，反而有种天真的滑稽。她生来小样，与那些十二三岁的考生坐在一处，并不显得年长。考官中有一位，穿了米色西装，脚上皮鞋锃亮，却很“冬烘”地手捧一只水烟袋，像捧鸦片烟枪的手势，呼噜噜抽得水响，沿了坐成排的孩子踱过来。踱到她身边时，操一口苏白问道：小姑娘叫啥个么事？她即用苏白回敬：小狗小猫也有个名字，如何叫“啥个么事”？那考官定住眼睛，看她一时，踱了过去。因戏剧学校实际是京剧学校，招募的是京剧人才，所以她并没进得去，不过，那个问她“啥个么事”的考官，就此认得了她。在难料的世事中，他们将再次碰头，那一回，他于她可真是有着救命恩人的意思了。

她叫过一阵子“小周璇”，又叫过一阵子“小白光”，还叫过一阵子“小田丽丽”。她学谁像谁，但究竟是跟着人后头，要仗着“小”，众人看着可爱。她形容幼稚，到十七八岁时还可权充小孩，但到底是有点勉强了。她也想改改路子，拜了新师傅，给自己定了个名字，叫“笑明明”。“笑”是“小”的谐音，又含有“滑稽”的意思，还冒了正传的名义，因是师傅名字里的一个字。她出了文明戏班子，去演独角戏。那阵子正是独角戏兴盛的时节，文明戏倒日渐式微了。她在独角戏班里，还是串龙套，不过却没了“小”的优势，不如先前的风光。独角戏是讲究个“噱”的，她正青春骄人，内心多少是不愿拿自己做笑料，就放不下架子，“噱”不出来。虽然有了名字，却挂不出牌去，她当然要感到落寞的。好在年轻，有姿色，再有一些儿过去的名气，在世人眼睛里还是有风头的，就可平衡得失。有个老看客，从她出道以来就钟情她，就像等着她长大，再等着她失意，这时现身了。笑明明当然不会与他当真，倒也不是看他不上，而是不能这么轻易定终身。女演员的前途既是茫然的，又是可望的，总归是个未知，谁晓得前边有什么等着呢。但是，夜里散戏后，有个人叫了黄包车等在后台门口，请去吃消夜，礼拜天里有人陪了去量裁做旗袍，替她付几笔账，一同去看电影、吃冰淇淋，听她说说女主角的坏话，总归是有面子的事。所以，两人也好了一阵。茫茫人海，难得有人瞄准她，对她忠诚，很难不动情的。但至多相拥相抱，并未有出格的事。其实女演员并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轻率，相反，可说是守身如玉。她们身在男女混杂中，又从戏文里习得风月，可能是见多不怪，但却懂得身家性命全在自己一身，不可有半点闪失，于是分外珍惜。这位吃祖产的看客——凡是祖产到了上海地场，就像会缩水一样越缩越小，后世子弟又没练得任何看家本领，手头就大多拮据——这位吃祖产的，尽心尽力，换来小女明星一点真心。两边都是平凡的人，必要遵守世故人情，并不抱有奢望，也都觉得蛮好。所以这是一段颇为平静的罗曼史，包含着理解和体贴。这段罗曼史是以笑明明去香港为结束的。

香港永华电影公司到上海来招演员，她们一伙小姊妹也去应聘。那招生处设在跑马场路上一条弄堂里边，一间汽车间。一半在台阶底下，一半齐台阶，窗户上架了窨井盖样的铁栅栏。坐在里边，只看见窗前人腿交互，扰乱着光线，里面的人脸都是花的。三个香港先生，拥在满屋的俊男倩女中间，快要看不见的样子。人多，也不及说上话，只是交上相片，走过场似的在香港人跟前照个面，就走出来了。一走出来，站在下午四时许的秋日阳光下，砂面墙上映了疏淡的枝条的影，好比是回到人间。第二次去，人就少多了，到的人都是接到通知的，女多男少，在房内坐成一个圈。导演——香港人中的一个，让他们玩小朋友的游戏，抛手绢：一支歌唱完，手绢在谁手里，谁就立起来表演节目。开始彼此还拘束着，一旦玩起来，便放开了，有学猫叫的，有学狗爬的，亦有变戏法、玩杂耍的。笑明明认出其中有一个女生是某电影公司的女演员，演过一些配角。还有两名少年男女，是国立剧专的学生，其时抗战正剧，传说剧专也要关门停办了。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里，年轻人就更不知何去何从，无论是生计还是事业，都陷于渺茫。手绢传到笑明明手里，她立起来，表演了一出著名的滑稽堂会戏《搓麻将》，一个人包演绍兴、宁波、江北、苏州四个角色，活龙活现。那三个香港人中间其实有两个是江浙人，所以就听得懂，即便听不懂的那一个，但见娇小玲珑的一个人，能如此爽利有趣，也心服口服了。就这样，笑明明成了有幸考取永华电影公司的四女一男中的一名，不日启程赴香港。

那时节，香港在上海人的眼睛里，几近蛮荒之地，落后得很。如笑明明这样，只跑过上海周边小码头的人，以为除上海外，都是乡下，就更把它想成不知道多么土俗的地方。所以，她准备有两大皮箱的衣服，因为要等几件旗袍完工，还推迟一班轮船，落了单。但她到底是早出道，在大世界这样的地方，什么三教九流都见过，就不怯场，一个人坦坦荡荡上了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出门，自然会有人来献殷勤，两个大皮箱，她几乎没有沾过手，就进了三等舱。有两个去香港转道夏威夷读书的男学生、一个跑单帮的商人，甚至还有一个葡萄牙的白人，轮流陪她吃饭、说话、看海景和船上的电影。一周的旅途非但不寂寞，还过得很得意。只是越近香港气候越潮热，浑身黏滞得很，好像在澡堂里，却没有出头之日。下了船，两个大皮箱自然又上了出租汽车的后车厢，她只将自己翩翩然地入坐车后排，招手与客中伴侣告别，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推上车门，尽最后的义务，然后车驱入香港的街道。

即便在那个时候，还是战时，香港的夜晚就显露出旖旎的风情。街道是倚着山形逼仄地上下弯曲盘旋的，房屋忽出忽没，灯光忽暗忽明，有一种诡谲的美丽。随了渐渐适应周遭的光线与环境，两边的街景变得清晰具体，竟是破败陈旧，多有上海四马路那样的骑楼，骑楼下黑森森的，散发出鱼和土货的腥气。出租汽车按了乘客给的地址停在一幢公寓楼前，笑明明下了车，搬下行李，这时候就真的只剩她自己了。她也不怕，一手提一个皮箱，走入公寓楼的门厅。谁要是见着这样时髦的小姐，蹬着高跟鞋，却轻巧地提了这么沉重的行李，一定会吓一跳。她走入门厅，被一个老伯拦住了。老伯上身穿一件浅灰制服式短袖衬衫，下边却是一条短裤，脚上趿着木拖板，呱呱地敲着瓷砖地面，走出来问是哪一户的客人。笑明明听得懂一点广东话，甚至还能应对几句，告诉他找几座几室、什么公司。接下来的话就听不懂了，待反复问过几遍，老伯又反复解释几遍，笑明明只觉着头脑糊涂。

一周的海上航行没有晕船，此时却支持不住了。她放下箱子，一下子坐倒在箱子上，定住神。老伯先进去，复又出来，手里拿一盒龙虎万金油，让她搽一点。她用手挡开了，只是向老伯要杯水。水端来了，她仰脖将水喝干，然后问老伯附近有没有旅店。老伯指点给她一处，她立起身拎了皮箱就走，尖细的鞋后跟笃笃笃敲着地面，一转眼不见了。

坐在那间仅四五平方的客房里，唯一一扇窗对着天井，对面大约是厨房，排风扇呼啦啦响着，将热和油烟一同排过来。笑明明坐在床上，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她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人，并不怎么追究那永华电影公司是怎么回事，方才在上海好好地招生，回来怎么就倒了。追究又有何用？那几个人是骗子也罢，不是也罢，此时此地又于事何补！先前到的那几个人，也不知去了哪里，根本无从找起。她只是计算身上的盘缠。所谓“永华电

影公司”只给了单程票，且算得极苛刻，两张行李票还是她自己付的。她本是有一些积蓄的，其中大半在上海置办了行头，所余已不多。计算下来的结果是，她必须在香港找事做，至少要积够一张回程的船票。当然，倘若有发展的机会，她亦不会错过。可是，在这举目无亲的香港，言语都不能完全通，她摸得到门吗？她想了诸多问题，并不待想出答案，便倒下睡熟了。接下来的两天，她熟悉了周围的环境，知道拐角处一家粥铺可提供最经济的饮食，也了解到她所处的北角是在香港岛上哪一处位置，她还有兴致去了一趟浅水湾。那就好比是另一个香港，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碧蓝，鲜花怒放，五彩的太阳伞绚丽地布在浅色的细沙滩上，外国人，尤其是白种小孩就像透明的橡皮洋娃娃。酒店的装潢非常豪华，广东人的富贵艳丽加上殖民国的古典风格，进出的男女毫不逊色于上海的摩登。笑明明是从上海来的，晓得世界分三六九等，一来靠投胎，二来靠人力，所以不顶震惊，坐在沙滩上的玉石围栏上，看着明艳的南国风光，想的依然是下一步该怎么走。一直坐到日落，方才起身离座。余晖将海水染得金红，熔铁一般，外国小孩尖声叫着，赤裸着精白的身子，穿梭在夕照里面。对笑明明来说，全是画中的人和景，与她一无干系。她收起白绸伞，倒掉皮鞋里的细沙，向回走去搭车。到北角住处，天已黑尽，老板在迎门的柜台上喝米酒，下酒菜是一碗烧鸭饭，见她回来，就问要不要让人买便当来吃。她说要，老板便差伙计下楼，不一时，买来一碗牛肉面。她就脱鞋站在柜台前，与老板一里一外地共进晚餐，还喝了老板斟出来的一小杯米酒，主客间就好似有了交情。

这旅店其实就是两套相连的公寓房，老板就是“永华电影公司”所在那楼里看门老伯的亲戚，所以介绍她到这里住。旅店住的客人大多是内地来的，有做生意的，有转道去外码头的，现时就还有逃难的。其中住了一家上海人，男人在香港一家小公司供职，女人带两个孩子过来投奔，不料男人在香港另有了家，只能将结发妻安置在旅店里，再两面交涉。那女人倒并不作怨妇状，而是打扮得体体面面，整日出去逛香港，反正花销都是男人的，若不是她用就是那个女人用。比较起来，那男人倒显得凄苦，矮瘦的个子，三十岁的年纪，头发已落得很薄，穿一件浅色西装，因为热，腋窝这里叫汗渍黄了。笑明明看了他，心想：要养小也须掂掂力道。不由说出一声：作孽！那男人正推客房的门，听见这一声上海话，回转身来看笑明明一眼。这才看出这男人长了一双花眼：单眼皮，下眼睑略微肉肿，不笑也笑。但这样的眼睛不经老，稍上些岁数，立刻变成眼袋。似乎他就是要抓紧这短暂的韶华，尽享人生。笑明明甚至在这里还遇到同道，一对从马尼拉来的华人男女，去上海学习西洋戏剧的。在笑明明颇有见识的眼里，这对年轻人不无私奔的嫌疑。因两人年龄相貌虽然般配，但出身显见悬殊。女孩子像是富人家的大小姐，一身学生装束之下，指上却有一枚样式简练大方的钻戒，可不是那类女学生们摆样子的花哨的假货。有一回，房门没关，看见男学生擎着一双女学生的白皮鞋擦油，笨手笨脚，却很虔诚的样子，那女学生只是倚在床上看一本书。男孩子是典型的南洋人，细弱的骨架，窄瘦的脸型，皮色很黑，五官则相当清秀；穿白色西装，头戴白漆铜盆式遮阳帽。这身绅士装越发显出他天真幼稚，是来不及要长大的孩子；还是贫寒人家倾力置办的行头，就好比一份家当，时时要在身上。这两位住了几天便离去了，想来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算起来，就笑明明和那位上海太太是长住，已有两周时间过去了。笑明明将香港岛都跑遍了，曾经去中环一家百货公司应聘售货小姐，对方张口就要初中文凭。她哪有？只得退出来。在那些偏僻的后街上，服装厂倒是张贴了招车衣女工的告示，可笑明明又不会车衣。她还渡海去过一趟九龙，九龙的景象似更凄凉，板壁房屋歪斜着，门前污水横流。一旦走入蛛网样纵横密集的巷陌，如她这样装束的年轻女子，便引来许多可疑的目光。有人向她搭话，问是不是找事做。她装听不懂，又装做找人的样子，终于走了出来。这晚，她又坐在旅店柜台前，与老板对饮，不过，下酒菜是她买的：花生米和叉烧。在这地方，老板是她唯一的熟人了。她已经请老板替她当掉两件旗袍，老板将两件旗袍对了当铺窗口一抖，简直满屋生辉。心中很为这小姐惋惜，想她一个漂亮又聪敏的人，不该落到此种境地。老板有心要帮她，也看出她急迫要找个事做，却不知像她这样的人，能找什么样的事。掂量来掂量去，只有建议她去舞厅做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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