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编著的《杂拌儿民国(精)/叙旧文丛》是一部写有关民国人和事的轻学术著作，共分为四大部分：宦海蜃楼、政事维艰、乱世诸相、大学范儿，收入29篇文章，涉及民国著名人物有郭嵩焘、李鸿章、袁世凯、郑孝胥、蒋廷黻、邵飘萍、梁实秋、傅斯年、刘半农等等；涉及的民国事件有俄文馆的兴废、中比废约、1894年的主战狂热、清末中俄联盟始末、会审公廨的废止、10月10日辛亥革命等等。文风为轻松风趣，把往事当成故事来叙说，让读者在历史里领略知识。

“叙旧文丛”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个图书系列，写作范围是晚清民国的文史人事。丛书主要面向近代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作者均是多年游走在民国故纸堆中的掌故家，擅长挖历史讲故事的媒体人，文章短小精练，集趣味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体，可读性强。丛书在装帧上采用小32开精装，每本书篇幅均在10万字以内，兼有少量精美插图，内文版式疏朗洁净，整体风格素朴清新。王学斌编著的《杂拌儿民国(精)/叙旧文丛》为其中一册。

致那些青葱懵懂而任性恣睢的岁月

一、宦海蜃楼

 1、定识人间有此人

 2、李二先生非汉奸

 3、强人政治的迷梦

 4、多情总被无情恼

 5、怎奈何阴差阳错

二、政事维艰

 1、俄文馆：斯语关乎国运

 2、想象的“弱者”：1894年的主战狂热

 3、“引虎拒狼终被噬”：清末中俄联盟始末

 4、中比废约之争：动荡时局下的外交博弈

 5、劳而无获：王宠惠与法权会议

 6、会审会审公廨

三、乱世诸相

 1、“策治安”与“解民悬”

 2、不作人间第二流

 3、空留高咏满江山

 4、笑骂由他我自聋

 5、纷扰乱世一飘萍

 6、晚清科考故事多

 7、变天：10月10日

 8、“洗牌”：1912年1月1日

四、大学范儿

 1、治学·为师·做人

 2、有容纳贤，率真治校

 3、龙不能神人神之

 4、菊残犹有傲霜枝

 5、饕餮未必非名士

 6、最是钟爱杯中物

 7、“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

 8、元气淋漓“傅大炮”

 9、刘半农的打油诗

 10、“勿杀书头”与“坐冷板凳”

跋 未来与现实之间：民国知识人的“中国梦”

老佛爷的“黄昏”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50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著名汉学家巴克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据说光绪皇帝打小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捏翁同稣的乳头，若是有一天没得乳头可捏，光绪连觉都睡不踏实。曾有一次，翁同觫请假回乡扫墓一个月，结果导致了没乳头可捏的小光绪严重失眠。李鸿章也曾指出“皇帝随人奏折而转移”。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洋务运动”，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国变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老佛爷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虽然这位叶赫那拉氏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破涕为笑。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可见，20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人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预示着慈禧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

P15-18

叙，讲述，盼侧耳倾听；旧，过去，期一日相逢；叙旧，网罗旧闻，纪言叙之，以温故，以溯往，以述怀，以知新。

搜寻、稽索、钩沉、抉隐，一句话，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在琐细字间，鲜活，绽放。

走进旧时光，来一场返程之旅，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我们相信，叙旧的过程，是唤醒记忆，省思历史，亦是安顿今者，启示未来。

上半年于授课写作之余，我认真拜读了近来备受知识界热议的三部著作：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及廉思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杨书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陈书则在序言末尾写道：“我们老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精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岂不是还是难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廉书在后记里感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也被分割为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科学之间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而随着资本的扩张和利益的诱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花费时间和精力‘为稻粱谋’。”综观三书，给我的感觉，即建国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总处于尴尬无奈的窘境之中。无穷无尽的开会、检讨、改造与批斗，让他们选择了沉默与服从；汹涌澎湃的市场大潮屡屡惊涛拍岸，又使他们顿觉苟活于世、无足轻重。

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今夏网络微博频频曝出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雷人言行，让本已不佳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再度受损。公共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即经常就公共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革”中压抑已久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渐趋形成。其共同标准大致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然时至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俨然成了贬义词。很多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知”这一名号避之唯恐不及，“母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等恶搞词汇应运而生。更有人在网络上推出了“公知速成教程”，诱导那些找不到工作、一事无成的年轻人，如何在短时间里通过各种哗众取宠的表态，跻身“公知”行列，名利双收。人们对“公知”的不屑一顾，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知”?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公知”?这不禁困扰众多国人。回望民国，似乎答案并不遥远。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并且是一批怀揣梦想的“公知”。

80年前，《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发表了其中142人的来信。此专栏之缘起，来自其主编胡愈之的奇思妙想。1932年11月1日，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截止至12月5日，报社共收到回函160余封，其中大多为当时知识文艺界名流，如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钱君陶、严灵峰、邹韬奋、张君劢、周谷城、陶孟

二是对民族复兴的切盼。郑振铎希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施蛰存则满纸激情：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那究竟如何实现复兴?有人如此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显而易见，此想法实在天真。与之异趣，章乃器认定“非革命无以图存”：“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三是对未来中国的憧憬。柳亚子乃首位交卷者，他表示：“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继柳而起，谢冰莹同样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郑振铎的表述更为直截：“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连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都说：“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对于这次别出心裁的选题，胡愈之在后来略带失望地总结道：“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其实胡氏大可不必心存缺憾，对于公共话题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本就是知识分子天性使然。申言之，他们一方面必须以接续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的知识体系为其毕生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将参与世事、批判社会视为吾辈义不容辞之责。故民国知识人的“中国梦”，倒颇值我们后辈参考。

顾炎武曾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作为当今中国的读书人，唯有接续前贤，承其学术薪火，扬其淑世精神，才能将各自心中的“中国梦”照进现实。

其实，这个要求并不高。这是我们知识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