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日本留学路
在江南陆军学堂附属矿路学堂，鲁迅可以尽情接触“新学”，考试总是拿第一，这也使他看不上周围同学，四年下来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群体与去处，到毕业时鲁迅想到了出国。拮据的家庭当然无法支付他出国的费用，在他最为困扰的时候，清廷出台了一个政策。此时的清廷也意识到了“新学”的重要性，于是每年都有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这对鲁迅来说是个宝贵的机会。就这样，通过考试的他获得了公派留日的名额。
到东京后，鲁迅进入了弘文学院江南班。在这里，鲁迅读了许多文学书、哲学书，尤其喜欢拜伦、尼采，也是在弘文，鲁迅结识了他一生的朋友——许寿裳。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许寿裳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比鲁迅小两岁的许寿裳与鲁迅相识相交长达35年。鲁迅与许寿裳的关系，不仅是乡情、同窗之谊，而且有着兄弟之情，被许广平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许寿裳为人纯朴，忠厚老实。根据鲁迅回忆，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他跟许寿裳先生一起吃面包，许寿裳有些绅士派头，爱把面包皮撕掉，而鲁迅则平民化，舍不得，就把许寿裳撕掉的面包皮拣起来塞进嘴里吃掉，并说：“我喜欢吃的。”许寿裳信以为真，此后，凡是在一起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两人在江南班互相扶持，而且都是有着进步思想的新青年，都有着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同情。有一次，两人聊起中国人的悲惨命运，竟都潸然泪下。或许是因为欣赏西方文学家、科学家的思想与精神，鲁迅常和许寿裳讨论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最缺乏的是什么，病因何在之类的问题。鲁迅除了看书、跑书店、与许寿裳进行思想交流以及给《浙江潮》写稿之外，就是与革命救国热情高昂的留学生群体一起活动，这也曾给他带来了自由与快乐。
然而，两年半后鲁迅觉得许多革命演讲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认为东京也是个无聊之地，因此于1904年8月去仙台学医了。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鲁迅在仙台刻苦求学的同时，原本孤独的内心还保有一种留恋和温暖的情愫。
对于这位唯一的中国学生，藤野先生印象深刻：“周君（指鲁迅）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而鲁迅对老师的描述也是栩栩如生：“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小时曾学过汉学，所以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藤野先生对来自中国的鲁迅特别照顾，不但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还亲手为其修订讲义，把鲁迅漏记、记错的地方都添改过来，并用红笔细细地注明。
当时中曰甲午战争结束没几年，一败涂地的“大清帝国”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人的鄙视，而中国“女人裙下的小脚，男人脑后的辫子”更是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种背景下，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照料自然引起了一些日本学生的憎恨和不满，他们甚至认为藤野故意向鲁迅泄露考试题目。对于此事，鲁迅在文章中愤怒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在日本同学的欢呼声中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当做俄国间谍枪毙，而旁边却站满了麻木的中国围观者。
“幻灯片事件”算得上是鲁迅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事件是他弃医从文的契机，他意识到，对于愚弱的国民，最需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这不能凭医学，而是靠文艺。由此少年鲁迅对科学和文艺的爱好转到青年鲁迅对精神和文艺的思想探索，虽然后来在思想上有些变化，但对精神和文艺事业的坚守一直是他的主业，再没发生变化。1906年初夏，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离开了仙台。临行前，藤野赠给鲁迅一张半身照片，背后写着“惜别藤野谨呈周君”几个汉字。
在日本期间，鲁迅结婚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段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包办的，而作为当事人的他之前毫不知情，然而他又不忍拒绝母亲的意愿，仍是同朱安完了婚。虽然鲁迅思想很进步，但对于婚姻却处理得很草率。
婚后，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借口日本那边学业很忙，他就从家中出走，逃避这场不愉快的婚姻，重新去了日本。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究给双方带来了痛苦，难怪鲁迅在友人面前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仇视封建礼教却还没有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气，可以说此时的鲁迅还没在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也带给了朱安悲惨的一生。
他回东京时还带上了兄弟周作人，兄弟俩联络许寿裳、陈师曾筹办起了《新生》杂志。可是资金没有落实，陈师曾不久便散去，剩下的许寿裳和周氏兄弟又都“不名一文”，计划只得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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