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争论之后，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会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为什么很多出于革命名义的行为，最终却导致集体屠杀？为什么一些职业革命者，最终却创建了一个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萨特为例，他并不是不了解东方阵营里存在的问题，比如集中营、古拉格的存在．为什么还要拥护？萨特曾用他独特的辩证法解释道：虽然不经审判就处死几百万人看上去的确比虐待一名黑人要严重。可是虐待黑人的状况已延续数百年，它代表的是多年来几百万黑人的不幸遭遇，这种遭遇并不比被关进集中营的几百万捷克人要好。因此，“我无法用我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单纯反对苏联”。
然而，不是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觉悟了吗？1936年，当纪德从苏联归来后，他说：“我很怀疑在任何其他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的德国，人的精神会那么缺少自由，会受到那么大的压抑，会那么胆战心惊。”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早就已经高喊“迫害从1918年就开始了”！连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都已经觉悟到，不能再像艾吕雅和阿拉贡那样四处活动啦，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不出门。
加缪也曾经是早期法共党员，后因不能接受党性高于艺术性的要求。被组织开除。加缪参与政党活动时，萨特和波伏娃还像两个悠闲的旅人，静观历史风云变幻。为什么在别人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萨特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坚决的反专制主义者却迷失了方向？萨特的研究者、《萨特的世纪》一书的作者贝尔纳·亨利·列维认为，事实上存在两个萨特：好萨特和坏萨特。“所谓坏萨特，指的是作为同路人的、与历史的崇拜结成同盟的萨特。”“坏萨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的历史基因设计好的。他对革命所流的血也持抽象的看法，要么是红的，要么是黑的，反正不是具体人的血。转变发生在1940年，在德军战俘营斯塔拉格。“二战”期间，萨特曾被德军俘虏，关在斯塔拉格七个月。这七个月的集体生活。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团结一致”，什么叫“融合在群体中”。他放弃了尼采主义，他发现了“社会主义”和一种新的价值观：群体价值观。“他同时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历史主义者，一个救世学说的支持者，总而言之，他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者’。”亨利·列维说。
加缪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萨特说，这是加缪在哲学上没有天赋的表现，“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教师”。加缪则说：“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曾竭尽全力让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杀人。……我们从不爱任何人开始，然后我们爱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接下来我们只爱几个人，最后只爱一个人。”
此后，两人又经历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事件，萨特再次冲到了前面，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反抗。阿尔及利亚成了加缪新的病灶，他再一次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加缪理智上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但作为法国殖民者的后代，他认为他母亲也有权利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宁愿要母亲，也不要恐怖主义的正义。”于是，他再次祭出他那套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既拒绝施加恐怖，又拒绝让恐怖落到自己头上。换句话说，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牺牲者。结果，这次他把左右两面的人都得罪了。
1957年10月16日，加缪正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吃饭，一个伽利玛出版社派来的年轻人匆匆赶来，告诉加缪，他成为法国第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那年获诺贝尔奖的还有两个中国人：杨振宁和李政道。）44岁的加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念叨：“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马尔罗则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了祝贺，说“他的这种回答给我们俩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亚克也评价说：“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年青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授奖词中如此写道：“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与均衡。”可谓对加缪“南方思想”的精彩浓缩。
有意思的是，1964年10月，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要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时，萨特却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他说，“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心向东方的萨特怕被西方招安吗？“萨特是软硬不吃的人，”亨利·列维说，“人们总拿萨特与伏尔泰比较，事实上萨特更像卢梭。有着从根本上不妥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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