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管家之外，冯顺弟几乎把心思都用在了孩子身上。为完成丈夫的遗志，她望子成龙心切，在胡适3岁半，连七八寸高的门槛尚不能过的时候，就忍痛把他送到四叔介如的学堂，上、下课求别人把他从高凳子上抱上抱下。因有那700多字垫底，胡适一开始就直接读父亲在世时亲自编的《学为人诗》。为让胡适进步得更快，冯顺弟每年都出比别人家孩子高几倍的学费，目的就是讨好老师多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关注，老师当然非常尽心，胡适又天生聪颖，长进很快，基本功夯得十分扎实。冯顺弟既要督促他好好读书，也教他怎么做人。据后来胡适讲，那时每每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准时叫他起床，一边给他穿衣，一边数落他前日的错事、错话，让他改过，要努力上进，对得起死去的父亲，有时说着说着禁不住声泪俱下。母亲对他是慈而严，一旦他做错事情，在人面前母亲从不责骂，一个狠狠“盯”他的眼神，就会让他明白自己的过失。错不大，一日清晨免不了一顿批评，毛病大了，晚上就得罚跪，或被拧肉，并且绝对不准哭出声来。一个秋天的晚上，胡适饭后只穿着一件背心跑到门口去玩，玉英阿姨给他送小衫儿，他不愿穿，并顺嘴说了一句：“凉什么，老子都没了还穿什么衣服！”话刚出口，恰好被刚出来的母亲听到了。他知道自己是满嘴跑火车地瞎说，恐怕有罪受了。果然，晚上人人都已人梦时分，母亲仍然气得不让他上床睡觉，他跪在地上哭了很久，许是什么细菌感染，他用手揉过的眼睛第二天便红肿起来，直拖了一年多也没医好。母亲着急后悔，后来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用舌尖舔可治眼翳，几次夜里母亲把胡适叫醒，用舌尖舔他的眼睛，可能是上苍有眼，可怜他们孤儿寡母，没多久胡适的眼病还真就好了。
在母亲的管教下，胡适从小就知书达理，比同龄的孩子稳重、懂事得多，从不疯跑，一般的游戏也不大参与，就是和同伴扮戏也要演个诸葛亮什么的。别人见他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说他像个小学生，后来“糜先生”也就叫出了名。既然人都称他为“先生”，则该“名副其实”，于是他的举止做派愈加“先生”了。有母亲的殷殷督促，胡适又从小即晓得母亲的苦楚和艰难，学习上自然发奋不已，加之曾接受过父母的“开蒙”，所以他不似一般村童把念那些生涩枯燥的书当作苦差，宁可挨饿也想逃学，相反他从中得到了许多在现实里得不到的乐趣。开始随四叔介如念《三字经》《百家姓》《学为人书》《原道》《小学》《论语》等，四叔调走之后，族兄禹臣接任，态度更加认真，继续学习《大学》《中庸》《孟子》《诗经》《礼记》《幼学琼林》等书。胡适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得到飞速提升，11岁时禹臣压力渐大，凭自己的积累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好在此时一位江西籍的游方学者徐奋鹏来上庄，可授予胡适“朴学”的基础知识，待徐奋鹏走后，当地就无人能够教胡适什么东西了。课上读书之外，胡适在亲戚的帮助下广泛阅读通俗小说、人物传记、外国故事甚至色情文学等文史类的书籍，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薛仁贵征东》《夜谈随录》《资治通鉴》《肉蒲团》之类的书，能够见到的他都翻看。这些课外书，通俗易懂，在为胡适打开了一扇通向新鲜世界之大门的同时，也使他于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白话文的训练，为其日后提倡白话文运动奠定了最初的学术基础。胡适尝试着把离奇曲折的忠孝节义故事翻译成当地的土话，讲给同族的姐妹们听，讲故事的训练又培养了胡适的演讲能力，这也可以说是他日后成为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最初的萌芽。
胡适12岁那年，母亲试探着征求二哥、三哥的意见：“嗣糜今年12岁了，你们老子叫他好好读书，你们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嗣柜没说什么，三哥嗣丕却不屑地冷笑道：“哼！念书！”没有办法，母亲不好和胡适的哥哥们发生争执，几天后只好让他到泾县舅父开的药店当学徒，以便将来养家糊口。但是胡适不满于如此命运，也不喜欢学徒的工作。当初父亲的遗嘱里白纸黑字地写着让他好好念书，他便据理力争。父亲的遗嘱谁也不好违抗，二哥、三哥只好勉强同意了。正好次年开春时，三哥嗣桎的肺病日趋严重，需要到上海就医，于是，这个实际上只有12岁多的少年，离开了生活9年的绩溪，随三哥到上海读书，走向了那不可预知的人生海洋深处。P17-19
动议写作本书是在2007年的冬天，至今一晃已近五年。
原以为自己对胡适比较了解，也发表过几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撰写《胡适与胡门弟子》当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以至于2008年去日本的爱知大学时，还把一切可能用得上的材料全部带着，回国后也断断续续地写了部分章节。但是，交稿的日期临近，我无法如期“交差”，十分焦灼。
幸好有我的博士生刘波及时解忧。记得是前年他毕业论文答辩后的一天，我把自己的焦灼和他说了，希望能够合作写作本书，他爽快地答应了。作为他的导师，我清楚并相信他的视野、见地和表达能力。一年多来，我们几经反复，如今给读者捧上我们的或许还有不少谬误的“成果”，恳求宝贵的批评。
感谢刘波，本书是我们之间情谊的凝结与见证。
感谢同窗传明兄，他的温厚宽容，对我来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罗振亚
2012年1月31日于天津阳光100寓所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
……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人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由罗振亚、刘波编写的《胡适与胡门弟子》是文化传记类图书，涉及胡适及其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尔纲、吴晗等人的生平、志业，兼及教学相长、治学为文风格的传承，梳理胡适派学人的精神谱系、学术传承、治学特点、个人恩怨，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这本由罗振亚、刘波编写的《胡适与胡门弟子》是其中一册，涉及胡适及其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尔纲、吴晗等人的生平、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