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2.16—1827.03.26），男，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由陈建功、傅光明、毕明辉编著的《聆听贝多芬(聆听大家)》共七讲，内容包括品玩风格，转动历史——音乐如何听？、音乐作为解读文化的钥匙——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贝多芬音乐情怀中的自然主义——聆听《第六交响曲》（田园）……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我毫不为我的音乐担心，它绝不会遭受厄运。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聆听贝多芬(聆听大家)》共七讲，内容包括品玩风格，转动历史——音乐如何听？、音乐作为解读文化的钥匙——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贝多芬音乐情怀中的自然主义——聆听《第六交响曲》（田园）、十年一剑贝多芬——聆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一段真性情，告而不别——聆听贝多芬《第八交响曲》等。

《聆听贝多芬(聆听大家)》由陈建功、傅光明、毕明辉编著。

第一讲 品玩风格 转动历史——音乐如何听？

第二讲 音乐作为解读文化的钥匙——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第三讲 贝多芬音乐情怀中的自然主义——聆听《第六交响曲》（田园）

第四讲 十年一剑贝多芬——聆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第五讲 一段真性情 告而不别——聆听贝多芬《第八交响曲》

第六讲 自幻想到理想 由苦痛升欢乐——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

第七讲 世事变迁 时势沧桑——聆听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后记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青年学者毕明辉博士。大家欢迎。

把他的学历从高往低倒着数一下，我们就可以对他简单的生命成长和学术经历有一个了解。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后，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历史博士、音乐人类学硕士、钢琴演奏与教学学士。他出身军旅家庭，却自幼热爱音乐。甭看他年轻，已经有了好几个“第一”：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泰戈尔歌曲研究》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研究印度文学家、音乐家泰戈尔歌曲创作的专文；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是全球第一部相关课题的专著；2005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博士后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跨入综合重点大学从事音乐与文学、文艺学交叉研究的音乐博士；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约翰·凯奇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是全球第一部系统探讨约翰·凯奇音乐思想的学术专著。而此时此刻，他将在这里又多了一个“第一”，他将是第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系列音乐讲座的学者。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他在教学、科研并重的同时，还曾主持参与大量音乐会演出活动，推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音乐为人服务、以乐育人”的教学理念。今天在这里，他也是来实践自己的理念的。下面有请明辉博士弹奏出这个系列的第一乐章：《音乐如何听？》，大家欢迎！

毕明辉：各位前辈、各位同辈，还有我的一些小朋友们，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关于音乐的体验与心得。

在接到学兄光明先生的邀请后，我便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高效而且最有方向性地将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陈述得深入浅出、不乏趣味，既符合现代文学馆讲座的学术标准，又能够为公众提供有效帮助。基于这一思考，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中，最常遇到也是被学生和朋友们最常问到的问题：音乐如何听？考虑到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今天，便想借此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和大家交流关于如何聆听音乐，如何发现一个声音天地的体会。

各位过去很长时间里，都已和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打过交道。声音有自然的声音，有人工的声音。像我们在钢琴上所听到的声音都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这些声音和我们人有怎样的关系？如何使用我们的听觉感受器，也就是耳朵和脑系统，来接受这些人类的艺术创造？我们在使用听觉感受器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某种标准，衡量我们的听觉工作，同时逐渐成为打开一条声音世界大门的通途？

例如，声音艺术品中不乏对“花”这一意象的描述，就像在许多美术作品中常见的以“花”为主题的画作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以“花”作为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意大利巴洛克音乐时期有一位作曲家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Scaralti，1660～1725年)(图1—1)曾经写过一首艺术歌曲，名为《紫罗兰》(Le Violette)。奥地利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莫扎特(A．w．Mozart，1756～1791年)(图l一2)也曾写过一首同样名为《紫罗兰》的艺术歌曲。面对类似情况，我们是不是见到标题，就可以说已经把握了音乐了呢？换句话说，标题令人产生的联想就是音乐本身呢？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包括两重关系，一个是钢琴的伴奏，一个是人声的歌唱，两首歌曲唱的都是“紫罗兰”，歌词的内容基本一致，却由于音乐而全然不同，这种变化不是文字造成的，这其中关于音乐的奥妙是怎么回事？欧洲音乐在历史发展中，一直在积累一种叫做“绘词法”的音乐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音乐来刻画歌词。但这种刻画使用的又是什么材料，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复杂，却也很有趣。

还是借“花”的意象，我们将视野投注到中国。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会遇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儒士，作曲家黄自(1904～1938年)(图1—3)。黄先生1929年自耶鲁大学结束学业回到上海，接受老上音校长肖友梅先生(1884～1940年)之聘，出任教务长和作曲教授，曾培养出以赫赫有名的四大门生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和刘雪庵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才。江先生和陈先生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很熟悉，但《游击队歌》、《四季歌》等脍炙人口的佳作作者贺绿汀先生，大家不会陌生，而刘雪庵创作的《长城谣》以及《何日君再来》大家也不会陌生。黄自先生曾创作过一首西方音乐风格的艺术歌曲《玫瑰三愿》，但歌词所表达的却完全是中国人的情怀。歌词借花喻人，说出三个心愿：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友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好叫我留住芳华。这里所唱的，不再是花的心声，而是少女的心事；不再是花的意象，而是人的意境。这里无所谓中西，有所谓的只是人性。然而，呼应前面的《紫罗兰》，同样的一连串问题还是存在，我们听的是音乐，那么，音乐应该如何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接触“风格”(Style)。

所有音乐，都有自己的风格，把握风格，才能把握音乐。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去理发，理发师也叫发型师(Stylist)，就是以头发为材料的造型者。音乐如果是头发，作曲家就是发型师，当我们来听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听觉感受器，就是品赏一种发型，直击一种风格，解读一种美感。我们每天都在感受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新东西不断地出现在自己生活中，我们的感受器是否仍然敏锐？我们的感受器是否真的在为自己获得些创造力和激情而在发现世界？这些借花谈乐的问题，都指向音乐如何听，都必须从音乐风格出发。“风格”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它是今天讲座的第一个环节“打开听觉品玩风格”的核心。P3-5

那一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

傅光明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我毫不为我的音乐担心，它绝不会遭受厄运。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贝多芬

“贝多芬这个名字里蕴藏着多丰富的含义啊！光是这几个字的声音就好像足以永垂不朽了。我觉得好像再也没有其他的字配做贝多芬的名字。”

这句话是舒曼说的，也是我心底的话。面对贝多芬，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和怎么说，自以为笔还不算太拙，可此时已没有了所谓的才思，似乎只能说，是的，贝多芬只能是这个人，也只有这个人配叫贝多芬。

威尔第说：“我把贝多芬的位置摆在最伟大、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上。依我看，《欢乐颂》是我们艺术的顶峰……无论是莫扎特的卓越的结构，还是韦伯的强有力的、惊人的创造性，或是梅耶贝尔的异乎寻常的戏剧天才，在我看来，都不能争夺这位巨人和音乐的普罗米修斯的桂冠。贝多芬无与伦比。”是的，我也会这样想。

罗曼·罗兰说：“哦，贝多芬！别人在我面前称颂过你艺术家个性的伟大，可是你比所有音乐家中的佼佼者更胜一筹，你是全部现代艺术中英雄性格的体现，你是受苦受难的人们和奋斗着的人们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你将你的勇气，将你关于斗争就是幸福的信念，将你近乎上帝的知觉交给了我们。”是的，你是我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你拯救过我的灵魂，使我百折不回继续要做事业奋斗的英雄。

肖斯塔科维奇说：“贝多芬的音乐具有不寻常的推动力。它充满了改造世界的热情。作品中的英雄被召唤起来去体验社会生活中的进步思想。行动、斗争、克服矛盾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教育人类具有英雄的气质是主要的倾向。”是的，他的音乐能使孤独的生命充满神奇的力量，只要有他的音乐，我就不是真正孤独的。

我时常在想一个幼稚的问题，这个人何以能成为贝多芬？

卢那察尔斯基1927年2月27日在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正话反说，他说贝多芬的诞生和生活的条件，是一个音乐家所能设想的最幸运的条件。

这不是笑谈吗？

熟悉贝多芬的人都知道，“他生于贫苦之家，父亲是一个酒鬼和恶棍。他自己曾是各种宫廷显贵的音乐侍从。他们不能容忍他，对他的天才轻蔑地报以虚情假意。一般来说，当时的显责把为他们提供消遣娱乐的演员、诗人和音乐家看做特殊的侍从丑角。贝多芬晚年双耳失聪。对一个音乐家来说，这尤其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在爱情上从未走过运，他对女子浪漫的热烈眷恋，总是受到阻碍；他疯狂地喜爱自己的侄儿，侄儿却是一个渺小的人，几乎是一个恶棍，他对贝多芬的全部关怀，非但不知报答，反而给他带来失望和痛苦的烦恼。贝多芬的生活笼罩着黑暗。他的生活中很少有美好的时刻”。

既如此，贝多芬的“最幸运”何在呢？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结论是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以上这些条件进行分析之后作出的，他说：“某些不幸对他是有利的——不是对常人，而是对创造者；不是对在世界上生活过后来又死去的贝多芬，而是对永生的贝多芬。”

也正因为此，似乎可以说，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所经历的命运决定了贝多芬音乐的本质。亦恰如卢氏所说：“贝多芬不是那种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命运、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人。他懂得现实生活的全部严酷性。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我们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航行，随时可能触到暗礁。在我们的上空。不是明朗、妩媚的蓝天，而是被闪电划破的块块乌云。这种认为世界、命运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充满着剧烈的、混乱的反抗力量的观点，是贝多芬所特有的。他不美化人生。他有时甚至近似绝望地大胆声明，生活在人世是可怕的，世上充斥了不公道。但他并没有屈服。当命运举起无情的拳头敲他的门时，他并不畏惧。他说，命运艰难，将要忍受无数伤痛。但是，他从不在斗争中退缩。他深知斗争困难，许多优秀人物常遭厄运，但他仍无比坚定地深信胜利的必然性。坚信胜利，憧憬通过斗争摧毁不协调、不和谐、不完善的一切——这就是贝多芬内心恪守不渝的信条。他相信这一点，也体现这一点。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总是这一信念拯救了他。”

我爱贝多芬的音乐，除了其音乐本身，最心仪的就是他的这样一种精神本质——“不，我绝不能忍受痛苦！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青年恩格斯一次在听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之后，给妹妹写信说：“这一交响曲和《英雄交响曲》是我最喜爱的作品……真是了不起的音乐！假如你没听过这部壮丽的作品，那可以等于说你一生没听过什么好音乐。”

在我人生的奋斗路上。贝多芬的“命运”之声早已熔铸进我的精神血液里。每遇痛苦，都会有“扼住命运的咽喉”的音符从心底升腾，也许开始还是微弱的，但最后都是强有力的震撼，我知道这时的我已经再一次走出了阴霾。我爱贝多芬，还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英雄，他是一个普通平凡而卓越的英雄。“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说起来容易，即便贝多芬本人，英雄至此，一生中也多次发生过动摇。1802年，他曾在失去听觉的绝望之际企图自杀，甚至留下了那著名的《海利根镇遗书》。但他终归像自己讲的那样，“我们这些精神上无限而生命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席勒对英雄的理解是，“英雄们也和一般人一样，会表现出痛苦来；英雄们之所以为英雄，在于他们对痛苦感觉最强烈、最深刻，但不至于被痛苦所压倒”。

贝多芬崇尚自由，他“爱自由甚于一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骄傲地说：“我虽不是男爵，但我是一个自由人。”

贝多芬强烈要求并渴望平等。在他那个时代，他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所谓阔绰的绅士们，是并不把一个与他们差不多地位的艺术家放在眼里的”。也因此，他对贵族常怀着轻蔑，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比大人物更渺小了”。他在写给一个女友的信中说：“我宁愿到你和你的家属这里来，而不愿到许多富有者那里去；富有者暴露着他内心的贫乏。”

1806年，贝多芬的贵族保护人李赫诺夫斯基公爵在一次晚会上以主子的姿态粗暴地命令贝多芬为他的客人们演奏，感到自尊和人格受到屈辱的贝多芬拒绝从命。他愤怒离开后，给公爵写了封信，留下了那句风骨傲然的豪言——“公爵！你是什么，这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所造成；而我，却是由于我自己。公爵有过，并且将会有几千个，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贝多芬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他说：“从孩童的时代以至长大成人，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是扶助他人。”

贝多芬是一个勤奋的天才。“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得流露出来，所以我才写作。……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只有神的艺术才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将生命的最宝贵部分贡献出来。从童年起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能为别人工作。”我曾许多年把一尊半身的贝多芬石膏像摆放在写字台上，总想让它不时激励自己在人生、事业上的奋斗。在事业上，我自认还算是一个勤奋的人，这或许跟贝多芬不无关系。

他的音乐、他的思想从何而来？

“它们是自己来的，间接来的，也是直接来的。在宽广的大自然里，在森林里，在散步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清早，我受到某些气氛的激发，用双手抓住了它们。而这些气氛在诗人那里转化成语言，在我这里转化成声音。这些声音在呜响着、喧哗着、咆哮着，直到最后我把它写成音符。”

贝多芬对他的朋友说：“我必须在完美的大自然中恢复我的精神，澄清我的脑筋。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你想不想同我一起去访问我那些不可移易的朋友——葱郁的灌木、高耸的大树、青翠的树篱、凉亭，以及潺潺的流水……还有葡萄树，它们在自己的山上向孕育它们的太阳献出果子，使它们可以成熟。你愿意吗，我的朋友？在那自然界里，没有嫉妒，没有竞争，也没有不诚实。来吧——来吧！那么明媚的清晨！”

J．施密特的油画《贝多芬在林中散步后进行创作构思》会告诉你他其实是一个那么亲近自然的人。

在一个绿茸茸的小丘，贝多芬背依着大树悠闲地坐了下来。据他的朋友回忆，在大自然造物的环绕中，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感官饱尝着大自然所孕育和繁殖的儿女们的景色。在这里，庄严的太阳不受人手所造的污秽的屋顶所遮蔽，青天是我至高无上的屋顶。晚间当我惊奇地静观太空，见那辉煌的众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不断运转，这时候我的心灵上升，越过星座千万里，直上升到万古的泉源，从那里天地万物涌流出来，从那里新的宇宙万象将要永远涌流。”“一旦漫游于灌木丛中，在森林里，在树下，在野草和岩石间，是多么快乐啊！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热爱乡间。人类祈求共鸣，那么，就让森林、树木与岩石给他共鸣吧！”

我想到了维也纳那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

贝多芬是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在此生活了三十五年，直到1827年去世，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这里完成。他在维也纳多次搬家，他的墓地也在维也纳。贝多芬在维也纳留下了丰富的供后人瞻仰膜拜的生活遗迹，其中有一条贝多芬常常散步的小路，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镇，1802年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海利根镇遗书》，当时他几乎自杀。1808年他再次在这里赁屋隐居，他的《第六交响曲》也是在这里产生灵感构思创作完成。那时他正处在创作高峰期，同时构思着几部大作品。

据《贝多芬传》的作者辛德勒记载，他曾陪伴贝多芬在海利根镇一条山谷旁的小溪边漫步，途中，贝多芬踏上一片草地，背靠着一棵树说：“我就是在这儿创作了《小溪边》，黄鹂、鹌鹑、夜莺和杜鹃，都呜叫着，我把它写进乐曲里了。”

贝多芬有个习惯，散步时随身带着笔记本和铅笔，随时记下灵感的乐思，像这样的笔记乐谱竟有两千五百页之多。

如果把海利根镇比喻为“田园”之所，那在其不远处的另一座贝多芬故居堪称“英雄屋”，因为他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英雄交响曲》。1827年3月26日，“他在大风雨中，在大风雪中，在一声响雷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他被安葬在维也纳北郊的魏林格墓地。第二年，贝多芬的好友舒伯特去世，人们也把他安葬在此。1888年，两位音乐大师的棺木又被一起移到了中央陵园。

我早早便在梦中渴望着去维也纳做一次音乐朝圣之旅。去拜谒维也纳音乐厅对面贝多芬广场上建于1880年的贝多芬纪念碑，上边有一尊贝多芬坐像，周围是九个小天使，用以象征着他所创作的九部交响乐，想在充满城郊风情的那条贝多芬小路上，感受他当年创作的氛围。听说小路旁边竖着一块绿色的牌子，上面写了一段贝多芬1815年的日记：“恍惚大地上的每一棵绿树都在向我述说。神圣啊，神圣！森林里的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谁能把这一切用语言来表述？森林里的甜蜜和静谧……”

贝多芬的旧居有多处，贝多芬小路也有好几条，它们静静地聆听贝多芬与自然的对话。从1815年秋天起，贝多芬的耳朵完全聋了，他和人们的交流只有纸上往还。可他的心与自然永爱，这是多么的神奇啊！否则，人类将因此失去那么伟大的音乐。  贝多芬说：“我从没想过为争名逐利而创作。藏在我心里的东西我必须把它一吐为快，所以我才作曲。”从事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不该如此吗？

英国著名音乐家路易·肯特纳在谈到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呜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的艺术气质在他的钢琴奏鸣曲中得到升华。在其中。内容和形式达到无瑕的和谐，它们是伟大艺术的印证。莫扎特的完美是另一方面的，他也许比贝多芬更全面些，但在人性方面，似乎只局限于一定的时代，而贝多芬的人性则是与世长存的、永生的。”罗曼·罗兰说：“贝多芬的音乐……唤醒和激发人类心灵中一切优美的情操……是使人类精神崇高圣洁的源泉。”

此时，我忽然觉得，那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对他的音乐人生，对我的文学人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意味深长的。有那样一条小路，至少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思想、还在思想，意味着我们或还可以远离灵魂的污秽，意味着我们还能感受和领略自然，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艺术的创造。我是那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条仅仅属于自己的充满大自然芬芳的小路，有一条静静的充满了音乐的精神思想的贝多芬小路。

此书为毕明辉博士在文学馆所作“聆听贝多芬”系列演讲的结集。明辉兄正值盛年，有激情，有思想，富于学术才华，又勤奋，体格强健，这在年轻学者中实不多见。我衷心祝愿他有一个美好的事业未来。他爱生活，爱音乐，跟他交往从一开始就是愉悦的。他在文学馆的讲座场场爆满，许多听众都能从他身上强烈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亲和力。时间过得真快，我在文学馆策划、主持讲座，也已经有了从2001～20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经历，在这有痛苦更有欢乐的岁月里，明辉兄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由此，我发现，我依然是那么痴情地爱着贝多芬，爱着他的音乐，还为自己寻觅到了那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如果我还能活得长久，后半生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或许从这条小路开始。

感谢明辉兄。这部演讲集也纪念着我们的友谊。

2011年3月29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讲座的第二个环节，是在风格问题的基础上，带领大家一起接触美感，转动历史。其实，听音乐就是在听风格，只是很多人从不知道音乐的风格是什么，也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耳朵来形成一种风格判断力、风格跟踪力、风格捕捉力。这些能力一旦形成，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音乐风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因此，也就很快

在中国，几乎对所有爱乐者来说，贝多芬都是一个不可绕行的名字。自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原本身为音乐家的贝多芬，凭借其不平凡的生活道路和不一般的精神境界，实现了一种跨文化屏障和跨民族疆界的超越——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成为昂扬斗志、直面困境、敢于担当、永不言败的文化符号。这一文化符号背后所蕴涵的意义，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民众的；不仅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所尝试完成的工作的话，文化层面上，可以浓缩为对一个问题的追问：贝多芬与当代中国人有怎样的关系？技术层面上，则可归结为对发展三种能力的用心用力：贝多芬的交响曲如何听？如何解？如何悟？

书稿脱胎于讲稿，从原本的聆听到现在的阅读，从面对听众到面对读者，考虑到二者体验的不同，尽可能保留现场感和亲切感，是贯穿于调整和处理全书内容始终的基本思路。文字总是有尽头，无论如何煞费苦心，它们相比从前，是否更加真切地接触了心底里的贝多芬，是否回答了自己预设的问题，是否为听者和读者提供了些可用之物……说实话，我个人并没有多少信心。唯一令自己略感欣慰的是，光明兄的肯定和听众的信任，让我这个在过去十年中，研究领域集中于20世纪西方音乐的晚辈，得到一个回望古典、忘返前事的机会。贝多芬，这个只可远观的历史人物，不仅进入我自己的研究，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贝多芬为主角，深入并分享其人其乐，是件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而今却成为一瞬现实，攒出一道经历。

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回想自1979年到2004年，自己的第一身份就是学生。或许有些矫情，但我固执地认为，学生的立身之本就是完成作业，至今仍旧坚持——不仅是对这身份的珍惜，更是2007年结束一段经历与博士后学习，进入北京大学教书第一天起，砥砺自己的动力。过去三年里，在北大，我只做了三件事：第一，当班主任；第二，当教师；第三，当一个学生社团的义工。正因为这些作业——《聆听贝多芬》，同是作业——交工却前所未有的拖延。尽管为了保证这份不大不小的作业，不至于太令人失望，不少篇幅的确下些工夫，但想到光明兄和责编的辛苦，抱歉于平添麻烦和担忧之余，也希望这不是一份不自量的作业。

如今，面对完成的书稿，曾经的诸多干扰，都不觉得再是烦恼。讲座是一种服务，可深可浅，重要的是目标明确；教学是一种推进，或快或慢，难得的是按部就班。书中每一讲，都尽力把握这一原则，做到重点明晰，问题突出；在交流知识的同时，音乐聆听技术心得的分享，绝不偏废。第一讲是全书预备，关于音乐风格和音乐历史的解释和浏览，可以作为贝多芬乃至古典音乐入门的基石；随后各讲，与其说是就贝多芬讨论贝多芬，毋宁说是就贝多芬谈音乐、谈文化、谈生命。之所以从《第五交响曲》讲起，一方面原因是限于讲座现状，原本与光明兄约定的只有两讲，另一方面将古典主义音乐美感的最高标准——风格统一性，定为开宗明义的首要地位，也的确符合情理。而将《第三交响曲》作为收笔压轴，放在最后，主要目的既是为了凸现贝多芬艺术创造的意义，更是为了强调贝多芬生命探索的价值。贝多芬，终究是人，不是神。了解他，接近他，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心灵，优化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像人。文化养心，这一看法，可以视为讲座全程不敢或忘的根本宗旨。

讲座成书，过程中的感激，无力盘点。光明兄的邀请，钟子林先生的鼓励，黄德明先生、陈锦琛先生的呵护，学生们的期待，众多聆听者的厚爱，都很难忘。准备讲座，不是件容易事，自己又实在没出息，越教书越容易紧张，备课越有压力，如果没有大家的宽容，也就没有今天的一切。自己对写文章有“四要原则”——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写；写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了的不需改；不需改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人所用，贡献读者；以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的每个字，自己都不后悔。《聆听贝多芬》，代表了自己过去一段时间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一切疏漏，错全在我，放在这里的文字，却不后悔。

200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献给爸爸。这本书，想献给妈妈——不只是为了谢谢她为我、为家的多年劳碌和无私付出，更为了她教会我的善良和坚持。贝多芬从小不幸，父亲粗鲁酗酒，对儿子动辄打骂。母亲是贝多芬一直以来的屋檐，却也好景不长，在贝多芬二十一岁时撒手人寰。相比之下，我实在幸运。莫说打，被爸爸骂，记忆里，也很少；妈妈尽管一直不想儿子学音乐，却终因爱子心切，让步襄助，尽其所有。为人子，足矣！

是为记！

2011年8月25日 另有春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