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定鼎向他说明来意，请他给我们讲《三里湾》。他听了不假思索地回答：
“《三里湾》我没细看，只翻一翻，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不想讲。你们刘绶松老师不是讲新文学史的吗？你们请他讲吧！”
没想到刚开口就碰了钉子，我和高定鼎瞠目相视，场面非常尴尬，作协的同志也趁机溜了。良久，高定鼎又说：
“姚先生，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你在华师讲新文学史，反应很好，同学们非常希望在毕业之前能听到您的讲课。”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华师讲课的情况？你们有人去听了吗？”
“您讲课的那个班，和我们是同届，我们经常举行联谊活动。华师的同学介绍他们学习情况时，谈到您的讲课对他们很有启发，一些素有歧见的陈旧话题，您都讲得很有见解，也比较公正……”
我还未说完，高定鼎马上抢过去说：
“现在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苏联有一篇小说写了农庄女青年娜斯佳，对我们很有启发，她那种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敢于向习惯势力挑战的精神使我们很佩服。现在文学方面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感觉到了，却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又不敢说。姚先生讲《三里湾》，可以联系当前大家关心的文艺问题，也可以联系您的创作经验，还可以联系娜斯佳精神给我们讲一讲。您在华师怎么讲，也可以在我们那里怎么讲。姚先生当过教授，很了解我们大学生的求知渴望，希望您不吝赐教。”
高定鼎说得有点激动，情不自禁地搓着手站了起来。我不能不惊服高定鼎的机灵与口才。果然，姚雪垠快乐起来，他一边豪爽地笑着，一边说：
“好，好，我答应你们。先讲讲《三里湾》，再讲讲我的创作情况，也顺带谈谈我对许多理论问题的看法。你们大概只知道我是作家，并不知道我写了不少理论文章，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吧。”
我回答说：
“我读过《小说是怎样写成的》。这部理论集除了介绍您的创作经验，也谈了不少文艺理论问题。您前年写的关于《儒林外史》思想性的文章，也是很有见解的论文……”
姚雪垠不等我说完，便接着说：
“那篇谈《儒林外史》的文章，可把我写苦了。手边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凭记忆，凭青年时代下过的一点苦工夫写的。”
说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他在华师住了近两个月，一边讲课，一边体验大学的生活，准备写一部长篇，暂定名《青春》，已写出了其中一章《实习魄第一课》。他到华师中文系讲现代文学是因为原来的教师被划为“胡风分子”，不能再讲课了，系里为了肃清影响，要他从五四开始梳理一遍。他说他过去在大夏大学开的是“小说创作原理”，没有讲过新文学史，好在自己比较熟悉，所以也没太大困难。接着，我们商定了作报告的时间便告辞了。
姚雪垠作报告这天是星期六，学校晚上要在小操场放映电影《渡江侦察记》，同学们都希望报告会按时结束，不要拖延时间。下午2时整，老图书馆一楼阅览厅已座无虚席，姚雪垠准时开始了他的报告。他对《三里湾》作了热情而周到的肯定，首先是题材的现实性，其次是赵树理将民间说唱与现代小说的有机结合，再次是小说中体现的质朴、幽默、乐观的创作风格。而对《三里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赵树理对长篇小说缺乏驾驭能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二是对生活的反映比较浅，缺乏历史的深度把握。有同学递纸条请他谈谈《三里湾》没有写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写新的英雄人物，而赵树理则被誉为代表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戴着许多顶桂冠，这应该怎么解释。姚雪垠拿着纸条看了看，没有回答，而是掉转话题说：
“我现在想谈谈我自己的创作和对有关创作问题的·些看法。”
停了一下，他接着说：
“近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两部长篇小说上。一部叫《捕虎记》，内容是写思想保守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矛盾，后来揭露了从中挑拨的阶级敌人，矛盾也就解决。另一部书名《白杨树》，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倾全力于欧洲战场，给中国民族轻工业造成了发展机会，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家庭向轻工业投资，向民族资本转化。我着重写了两个家庭，塑造了不同时代的三代工人形象。”
接着他为我们叙述了工人家庭的悲惨而又悲壮的故事。他叙述故事的才能确实令人佩服，他不仅叙述得脉络分明、详略得当，而且在讲述时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往往讲到动情处，他饱含着热泪，引得满座一片唏嘘。他接着说：
“工厂门前有一条河叫做卫河。卫河的南岸原是乱坟岗，埋葬的都是工人，他们死于饥饿、疾病和反动派的枪杀，这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活的血泪史。如今兴建为公园，栽种一排一排的白杨，苍劲挺拔，直指苍穹，象征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坚韧和英勇，因此小说取名《白杨树》。
“但这部作品得不到支持。理由是在前一发展阶段没有写党的领导，而后面虽然写了党的领导，但你没当过地下党，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好？就这样，这部作品被扼杀了。”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