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似水年华》有着女性独具的优雅和感性，哀而不伤，读来韵味十足。小说以夏小玫姐妹俩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主线，勾勒出一部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成长史。

《我的似水年华》融汇了作者俞莉多年小说创作的经验，它不是一曲时代的挽歌，也非一声命运的叹息，而是作者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对小说创作的坚固信仰和诚挚敬意，这种信仰和敬意，传达出一位文学写作者的高贵品质。

夜色中的深南大道，像无尽远伸的河流。时代的快车，总不停留。我任泪水打湿脸庞。往事汹涌而来。

我常常怀念那个在深圳初次见面的夜晚。那个夜晚，只属于我们俩。这以后，再没有这样单独的见面时刻。

是的，我还是相信。即使人生是苦，我依然眷恋、挚爱。

郎骑竹马来

但去莫复问

挥手自兹去

小廊回合曲阑斜

万里云罗一燕飞

愿君如月我如星

青山朝别暮还见

天长地久有时尽

1975年的冬天，我们家从城南漆黑的大屋搬到了城西明亮的新居。那年我四岁，对于城南大屋的有限记忆就是阴暗潮湿。这种老房子是解放前某个大户人家留下来的，后来被人民占领了。七八户人家分住在这样一个狭长的穹庐里，左右对称，里面又分出几个单元格，中间有一方天井，是院子唯一的采光处。下雨的时候，四面瓦屋滴下水珠，淅淅沥沥，像唱一首千年不变的老歌。青石板地面，阴沟里积着墨色的青苔。我们家在穹庐的最底部，只有一问房，和隔壁汤妈妈家连着，共用一个天花板，中间隔着木板墙，架个梯子可以从我们家直接翻到汤妈妈家。这种简易的、隐私安全性能较差的房子，对于我，却是好事。

那是我一岁时发生的事。妈妈上班去了，爸爸出差在外。那个年代的双职工，工作都是非常积极的。妈妈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就去人民饭店卖包子了。早班是从凌晨五点上到下午一点，晚班是下午一点到九点。在这见不到她的半天里，我就由门口的“四类分子”翟奶奶照看，每个月妈妈给她十来块钱，每天有两遍喂奶的时间，我被抱到饭店，与妈妈小会。断奶后，我就基本上寄放在翟奶奶家了，只偶尔在妈妈休假的时候被接回家来。

有一个星期天，我九岁的姐姐不用上学，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照看我的重任。她像个小母亲一样，抱着我。一岁的我，玩累了，便开始睡觉。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阳光如蜜。妈妈一大早就把我摇篮里的棉絮拿到后院晒了。小母亲就很聪明地把我放在父母的大床上安睡。他们的大被子也是刚晒过的，厚实、松软。闻着太阳的味道，我很快就坠入香甜的睡眠当中。小母亲无事可做，于是将钥匙挂在脖子上，找人玩去了。一个摇篮小孩，一下子换到了一张宽敞的大床上，想必就和一个刚从母亲子宫里释放出来的婴儿一样，自由得有些手足无措。睡着睡着，就不知不觉滑到了被子中间。那厚重的被子对一个婴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魔咒。任盘古也无法撑开这个漆黑一团的混沌世界吧。人世奇怪而凶险！吃奶的劲全使上了，却越挣扎越惨。幸亏隔壁汤妈妈在家！这不隔音的房子救了我。她听到婴儿一阵阵闷哑的哭声，一声接一声，不大对劲。警惕性颇高的她，立即拔腿跑到我妈上班的地方。钥匙还挂在姐姐脖子上，我妈从汤家架了梯子翻过来，把我从黑暗厚重的深渊里捞起来，听说，当时我的脸已经憋紫了，整个人如同淹在水里，湿漉漉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妈妈说道。可是，这句千古格言，在我身上似乎并没有应验，所谓的后福，迟迟也没有到来。当然，只要活着，总有希望兑现的吧！

这人生中的第一难，我是通过亲人的叙说得以知晓的。于我，并没有记忆。不过，或许，人生的挣扎感，就化在我的潜意识里了。

妈妈每次叙述它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后怕的神色。至于我那疏于职守的姐姐，则咬着嘴唇，不发一言。

两个人的时候，她漆黑的大眼睛盯着我，问：“你恨我吗，小妹？”

哦，不，我怎么会恨她呢？我美丽的姐姐。她比我大八岁，正是我膜拜的偶像。

小孩子天生追慕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大孩子，他们的穿着、举止、玩法，一言一行，都具有无比的感召力。孩子的世界其实是等级分明的，这个等级以年龄为杠杆。小的对大的来说是低等族群的一类。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在姐姐眼里我就是低等族群里的人，连当跟屁虫都不够格。她和她的同伴们玩捉迷藏、跳绳、跳房子、举办学习小组，参加学校或向阳院的表演，或者集体浩浩荡荡地出去打扫火车站，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只有羡慕的份。我遗憾，我娘怎么让我落草得那么晚，与姐姐相差那么多？姐姐用手点着我的鼻子道：“差一点就没你啊，妈妈是不能生的。”原来母亲身体的某个器官与常人有异，姐姐是剖腹产出的。那个年代，剖腹产子是稀有的。妈妈吃了苦，她和父亲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的到来是个意外，妈妈因此又挨了一刀。我曾跟妈妈去澡堂洗澡，看见妈妈松胯胯的腹部爬着一条蚯蚓样的疤痕。这让我骇异万分。我问妈妈，女人都要生孩子吗？妈妈笑道，不生孩子算什么女人？这更让我惶恐。因为，我也是女孩，将来也要生孩子的。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伴着每一个小女孩成长？

说说我们春谷县吧。

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学了地理的姐姐以饱学诗书的口吻告诉我，中国就像个大公鸡，而春谷只是鸡肚子上的一个小黑点。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在我眼里，却是全部世界。当然，我也知道北京，因为我们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可是，那很遥远，遥远得像在天边。隔壁红丽告诉我，她有一个小姨在上海，一个小舅在定海，我百思不解，那是什么地方？那里全都是海吗？红丽说，是的，那里到处都是海。我有很长时间操心着，她的舅舅和小姨在海上怎么走路、吃饭？

我的地理行政知识就是脚下的这块地域。每次经过县委县政府大门看到的红字招牌。在“大小多少，日月田口”还没认全时，就首先熟悉了它——春谷。县政府所在地，在城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那里还有县公安局、法院，是这个小城的政治中心。法院的外墙上，时不时会张贴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下面打一个大红的勾。打了红勾，就说明有犯人要被枪毙的。一个勾就勾掉一条命！被勾的人，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大恶极的坏人要开万人审判大会的，常常是在中学的广场上举行，审判完毕，游街，再呼的一声带去某个山间，就被勾掉了。那个法院墙壁布告上的红勾，不是红，是血。触目。惊心。

我没有亲眼见过审判大会，但，街上的大游行却是见过不少。革命的年头，群众常常举着面红旗就上街的，连我的姐姐都兴奋地参与过。我还太小，只能被政治上不很积极的逍遥派妈妈抱着，当观众。

那是个锣鼓喧天慷慨激昂的时代。虽然，我没法投身其中。但，那浓烈的色彩、浩大的人群、嘹亮的充满战斗力的歌声，却仿佛绘制成一道浓墨重彩的画卷，成为个人历史背景的底色，铭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在这样鲜艳的背景下，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开始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