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同炳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是一本通俗性历史读物，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书中介绍的“关键人物”包括，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瞿鸿机、盛宣怀等人，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书本主要介绍了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不守成规，自成一格，“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

自序

曾国藩

胡林翼

左宗棠

张之洞

刘铭传

咸丰、慈禧与恭王

李鸿章

翁同龢

同治与光绪

大小醇王

端王、刚毅与荣禄

袁世凯与庆亲王

瞿鸿讥与岑春煊

盛宣怀

参考书目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假如没有曾国藩出来力任艰巨，则太平天国之乱事必难平定，清皇朝的命运，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会提早五十年结束。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这一个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国，自中国以至外国，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几乎无不深致钦仰景佩之诚。唯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运动蜂起之时，革命党人对他所加的苛刻评论。

勃兴于清末的革命运动，首先揭橥其排满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基于此一革命主张，为满族所建立的清皇朝当然是必需推翻的革命对象。至于那些在清皇朝中做官的汉人，如果他们曾经出力镇压过汉人的革命运动，亦必被视为替异族效劳的功狗，诋之为汉奸，斥之为民贼。曾国藩生当清代末年，适逢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之会，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出力最多的人，于是也就不免被詈为帮助清政府镇压汉人革命的刽子手，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画成人首兽身的畜类，口诛笔伐，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实在说来，自明朝亡国，经过清皇朝一百多年来的高压统治与怀柔收买，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经泯灭无存。曾国藩生当此一时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范畴之内——除了忠君爱国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砺品德，进修学问，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为社会民生谋求福祉。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在他的家书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来。《曾国藩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重，有内釜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这正是中国的标准儒家思想——只有以社会民生为重的天下思想，而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责备曾国藩何以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不知赞助革命，以便乘机恢复汉人的政权，反而要为清皇朝出力镇压此一民族革命运动，就未免昧于时代环境，对曾国藩持论过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后，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论家、历史学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观点对曾国藩重作新的评价。以新的观点来看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便会觉得，曾国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与功业，也依然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成其伟大，只有在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来。

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履践。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业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除此之外，则他的命运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也曾有过重大的关系。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庵杂识》中有一条说：

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日：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所谓“不信书，信运气”之说，并非空言泛论，而确买系有感而发之百。试综观曾国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话，即使他终生砥砺品德，笃实履践，始终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径径自守的君子，决不能在国家民族面临极大危难的重要关头让他出来领袖群伦，创下如此惊天动地的不朽大业。凡此种种，在他的一生传记之中，都有明显的事迹可以稽考，不能斥之为无稽谰言。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家世代业农，到他父亲麟书时，方才因读书而成为县学中的一名“生员”——秀才。曾国藩在六岁时开始从师入学，十四岁开始到长沙省城应童子试，先后考过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国藩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翌年，领乡荐，中式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国藩二十八岁的那一年，会试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照一般情形来说，读书人能够在一连串的科举考试中先后得捷，已经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踌躇满志的了。但若就事实而言，则又不尽然。因为在进士之上，还有更高一层，即俗语所说的“点翰林”。中了进士，不一定能做大官；点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备了做大官的资格——不但是资格好，而且升迁也快。但点翰林必须进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进士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榜发之后即授职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立刻成为名实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进士要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教习三年，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正式成为翰林院中的一员，其或改官部属，或授职知县，从此与翰林绝缘。而进士参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为多，三甲者寥寥无几。所以，曾国藩如果不是运气好，他在中了三甲进士之后就很难被点为庶吉士。点不了庶吉士，当然更成不了翰林，这对于他以后的官职升迁，影响就大了。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就这样，曾国藩才幸运地被点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职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曾国藩能够先中进士再成翰林，对于他的一生事业前途，关系甚大。《曾国藩家书》卷二，载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书》，云：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岂不观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所谓“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还远得很。由他所说“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误人终身多矣”的话，可以知道曾国藩假如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之中奋斗挣扎，决无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以为他日救时匡难之用。这是他自己所说“不信书，信运气”的第一步征验。至于第二步的征验，则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检讨之后的历次考试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谓不定时举行的“大考”，到时由皇帝命题考试诗文策论，以为升迁降黜的依据。大考成绩好的，升迁特别快，否则立予降黜，绝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语，有所谓“秀才怕岁考，翰林怕大考”的话，正是针对那些侥幸得售而不肯努力上进的读书人而说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来用功不懈，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不过七年的功夫，就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直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具备了他此后出当大任的官阶与资格。若非命运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机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叙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二等第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翰林院的侍讲与侍读，秩从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秩从四品；至于内阁学士，则从二品。清代官制，满汉并用。翰林院官的升迁途径有二，一是考试，二是考绩，而考试成绩优良者，较考绩的升迁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与外官，则升迁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绩。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参加考绩，须先占得实缺。而进士出身以部属官及知县用者，往往数年不能补得一官。既不能补官，自更不能由考绩升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进士，由于翰林与非翰林及大考成绩优劣不同的关系，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菀枯各异，云泥有别。如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后的第二年，还不过只是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年之后就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二年后又升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又过二年，就再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像这样每隔二三年就超升一二阶的情形，在翰林中虽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员，升迁较京官更难，自更不能有这么好的运道了。他不必论，即以同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

P1-5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全书约六十万字，是我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写成的一本通俗性历史读物，目的是在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此书先在台湾的《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逐日登载，连载完毕后即由台北的四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单行本。一九八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将它在内地发行影印本。时隔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打算以简体字重新排印，以便能以全新的面貌与内地读者见面。此一盛意，对我自是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感谢之余，谨在此略述缘起，以当序言。

历史是人事活动的积累，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行，更直接与国家命运的休戚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中国，正当西方势力剧烈冲击，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咸丰、同治之间，内则有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回之乱，外则有英法联军之入侵，当时不但东南半壁糜烂不堪，即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及西北、西南腹地，亦复萑苻遍地，民不聊生。此时幸有恭亲王奕诉及军机大臣文祥等入主持于内，曾、胡、左、李等一班督抚将帅效命于外，同心匡济，竭力撸拄，卒能内靖大难，外拒强敌，弼成同治、光绪之间的小康局面。这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至危垂绝之时，他们的功勋，必将在历史上永著声光。但不幸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物接连发生重大变故，咸丰不寿，同治夭亡，慈安暴崩，光绪懦弱，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只造成了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而独揽国家政柄数十年之久的机会。由于慈禧之好把持权力及报复恩怨，遂致光绪中叶以后的政局出现空前的颠倒错谬，此后并因其迷信义和团的神力可以扶清灭洋而招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几乎因此而亡国。看了这种兴衰变化与贤不肖人物之进退情形，怎不令我们瞿然领悟人事因素对历史影响之大。所以，要知道晚清中国的历史何以如此灾晦否塞，国事蜩螗，透过当时国家领导人物的言行思想去探索其中内情，应该也是可行的方法。由于此一构想，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了解。一九七六年夏天，《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的主编胡秀先生约我写稿，我向他提出此一计划，得其同意，于是我就以两年半的时间，陆续写成曾国藩等廿二人的传记，合共十四篇，集结在一起的总书名，就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回首前尘，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瞿鸿机、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坊间所刊行的中国近代史，佳作如林。但这些通史体裁的史著因其体裁所限，其叙述总是全面性的，对于当时主政人物的言行思想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往往因写作体例之限制而无法着墨，因此也使人难以窥见历史演变之契机与其中曲折。学术著作总是不容易引起读者之阅读兴趣的。本书之作，旨在以说故事、谈掌故的方式来补充学术性史著之缺略，从而引起读者深入了解历史演变之兴趣。至于我的此一努力是否能达到目标，当然得看我的写作能力与取材范围是否适当了。自愧才疏学浅，深恐难以满足读者之期许。不逮之处，尚祈广大的读者不吝指正，是为至盼。

苏同炳 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台湾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