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9，深入中学校园，拍摄穿越十年；久违了三十年的珍贵影像记录。798同名展览获巨大反响，撩拨起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由任曙林等编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也即他命名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照片集，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内容包括从妙峰山顶到中学校园、青春往事、耐看的平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

《八十年代中学生》是一本图文集。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也即他命名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照片集，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

翻看这一张张照片，不论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都透着浓浓的特属于八十年代的气息，完全不似如今数码照的鲜丽、精确，这些从胶片中诞生的照片似乎都有了生命，从快门按下，定格到暗房里的洗印、悬干以至日后的保存、展示，它们都像带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

这一百八十多张照片，不仅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记忆。照片中的这些“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如今大多已是年过四十的中年人，而他们的孩子现在又多在经历自己的中学生生涯。今夕比照，相信这照片中所展示的，已不仅是这些已为人父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所经历的生活，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那过去的一切真的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的中学生还能想象他父母们的中学时代吗？

《八十年代中学生》由任曙林等编著。

八十年代中学生

序／正在成长，正当青春——读任曙林中学生系列摄影

从妙峰山顶到中学校园

青春往事

耐看的平淡——任曙林《中学生》的摄影反叛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曙林的《中学生》读后

影像的历史直觉

影像的意义也许在另一时代——从任曙林的《中学生》谈起

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的《中学生》之意义与功用

那恰是我的中学时代

时光是有重量的

青春里的守望者

摄影是发现自己——评任曙林作品《中学生》

后记／那些阳光灿烂的影像

附录／任曙林的八十年代影像记忆

玉渊潭与爬山

小时候，家附近有个玉渊潭公园。它没有围墙，却有村庄猪圈，麦田和桑葚树，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是那种沿着土路踩着野草一直可以走到水边的小河。“文化大革命”前父亲经常带我妹妹去那里，也许父亲不喜欢北海颐和园，我第一次去那些地方，已经是上初中了。

玉渊潭叫公园，除了门口竹子牌楼上的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公园的软硬件设施。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一片田野，父亲说这里是真山真水。玉渊潭深处有个石头台子，上面刻着“元人王某钓鱼台”。台子前边是竹篱笆墙，里面就是国宾馆。父亲有个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他不让我动，每次在玉渊潭拍照片，都是他掌机，我顶多是个助理。一次父亲让我和妹妹站在麦田里照相，我说都没太阳了，他说麦子金黄有反光。他发现有个猪圈盖得好，为了把它拍全，结果妹妹照片里只有半个身子。玉渊潭有一大片湖水，水西边有一大片芦苇，里面有野鸟什么的。每次去玉渊潭，父亲都要带我们在这里看落日，望着彩霞和飞鸟。他告诉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我不太懂，却对那满目的景色印象深刻。父亲在那个时刻总喜欢双手盘在胸前，眯着小眼睛望着远方，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慢慢地我也喜欢向遥远的西天眺望，那神秘的彩霞和飞鸟似乎有无限的意味，让我琢磨了很长很长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父亲再没有带我们去玉渊潭，那台上海202相机不知何时我可以摆弄了。中学那几年，我们几乎没上什么课，夏天学农，平时学工又学军。1969年中苏边界紧张，我们成天在校园里挖防空壕，说是要防苏联的空袭。这下学生可有事干了，特别是男生，我们从夏挖到秋，从秋挖到冬，从不会使铁锹手心打泡，到站在两米深的沟里，两手一使劲儿，一锹土就飞上了沟。一场冬雪，我们的防空壕像一条地龙，蔚为壮观。1970年初，不少同学要随家长奔赴五七干校，同学分离，我的上海202大显身手。男生们全站在防空壕里，仰头向上，沟边的土堆像座座群山；几个人爬到颐和园的树上，各摆身段，模仿武林高手；天安门广场，哥儿几个手持毛主席语录，我们摆个半蹲的姿势。一次在景山最高的亭子上，我提议拍一张大家说话的自然像，不要叫人看出是为了照相，而是在讲话中拍的，结果大家自言自语，东张西望，拍下怪怪的一幕。

玉渊潭的自然景色培养了我对野外的兴致，在我眼里北京的景山香山不算山，只有那种真山真水的野山才过瘾。上初中那会儿我常去爬山，越爬越远越荒凉，母亲总担心有狼，我说没有。上小学那阵子，国家号召青少年开展四项体育活动：跑步、旗语、游泳和登山。你看国家都号召爬山，可见我的想法是多么正确！把裤子扯破了……那算什么！解放军还练习匍匐前进呢，我终于从理论上战胜了妈妈。

我十六岁到工厂当钳工，那是个技术活儿，可我没有忘记爬山，只是不能每星期去一趟了。这时期我的登山水平提高了，胆子也越来越大。我敢在山里住几天，并能在深夜摸上山去。我愿意雨天爬山，更喜欢下雪进山。有一年年底，大雪刚停，我和一个朋友带着二十几个大火烧和一瓶白酒就进山了。记得棉手套是在路上买的，夜里我俩蜷缩在一个石佛龛里，互相抱着双脚，冻醒了就喝一口白酒。那一宿真冷呀！

深山的雪夜，天宇白茫茫的一片，满天的大雪静静地落入群山的怀抱。这是怎样撩人心魄的景色。东方泛白，红日初升，周围的一切清晰起来，满目银装素裹，静极了美极了。

我从小身体单薄，光长了一个大个子。母亲没少给我吃好的，可还是那么瘦。每次爬山回来我总是特别能吃，我的肺活量，大腿上的肌肉，以及负重能力都在增长。只要一到山顶，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你看那山，多么壮阔和悠久，多么安详和丰富，多么富有生机和永久的诱惑力。

北京的山挺多，有点名的我大多爬过。我喜欢观察每一块石头，每一棵小草，每一片流云。有一回大年三十我去爬山，遇到一个打柴人，他说你真有瘾，这会儿还不呆在家里。1978年考学失败后，我一个人进了山，在藏身的破庙中思考今后该怎么办。奇怪得很，痛苦在山风中飘去，松涛使我振作，初升的太阳终使我看清了方向，我吃光了带去的食品，轻装下山了。

1975年5月，我在京西的妙峰山顶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大全景，略俯视，远处群山莽莽，近景古塔残立，清晨七点阳光透亮，一群北京第五中学的学农学生，在古塔周围指指点点，眺望交谈。人物在画面中很小，也就看个形体吧。这一幕景象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以至于几年后心绪还时不时在上面徘徊，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总在拨弄着我，是那群山？是那古塔？还是那群年轻的中学生。

星期五沙龙和四月影展

“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自己钻研摄影，胡乱拍，当工人后搜寻到几本书，努力往规矩了拍。1977年给厂里的先进个人拍照片，我把从照相馆师傅那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我想拍的是要像这个人，不是模样像，而是一看，骨子里就是这个人。只是除了不用看镜头，出其不意地抓取外，就没有其他招了。也许我熟悉他们，也许我想法不多，直接的摄取倒也保存下许多信息，那背景，那服装，那头发和姿势，还有那没有化妆的脸。多少年后，这批影像显得有些价值，我感谢八年多的卢沟桥生活。

1978年我有机缘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那是一段恶补时期，每星期五晚上我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ll号。

我们的老师狄源沧先生懂外语，他有许多原版画册，最宝贵的是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纵横驰骋。我们每每把自己的照片交给老师评论后，他会记住，说不定哪天讲到哪位大师时，冷不丁把你那幅照片列举出来，这是令我们惊喜的时刻。这个沙龙什么人都请，画画儿的，写诗的，搞雕塑的，拍电影的，甚至还有放大专家，造照相机的。经常来沙龙的有二三十位，干什么的都有，摄影题材手法五花八门。在1978到1979年间，我们在池小宁家搞过两次摄影展，那时叫观摩。三间平房，大屋环室两圈小线，大小不一的手工放大黑白照片，用曲别针固定在小线上，相互切磋非常过瘾。

1979年元月份，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那是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江湖高手，从开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认可，这次历史『生的会面奠定了后来四月影展的基础。有一段时间北京东四三条35号成了我常去的场所。王志平的家与池小宁家风格不同，余则相同，都是进屋没地方坐，没水喝，人满为患。彼此热清交流，诚心相待，这氛围这感觉现今已经很难寻觅了。

大家在1979年4月举办了第一回展览，真是五彩缤纷思路开放。我对第一回展做了详细的笔录，七次往返卢沟桥工厂与北京中山公园兰室，逐幅编号采写，或褒或贬，随心而去。四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余幅作品，连同它们的标题与配诗，最终汇集成一万五千字的备忘录。记得我把女友也叫到现场，让她把观众留言全抄下来。那次看展的人特别多，又喜欢留言，几天就可以写满一本。四月影展第二回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那一个月的画舫斋也是天天人满为患。那次展览有印刷目录留世，我不用站在现场受累了。P8-12

眼前这些照片中的青春少艾，今已过了不惑之岁，为人父母了。他(她)们可曾记得三十多年前有位常年累月泡在校园里随时窥视的摄影人么？

1979年，任曙林二十五岁，比他镜头前的孩子们年长十余岁：这是微妙的年龄：距中岁尚早，青春期则已消陨，他分明是在凝视过去的自己；当然，孩子们更在妙龄：不再是儿童，亦非青年，英语将所有十三到十八岁的孩子统称为“TEENAGE”——将要成长，正在成长，少不更事，而一切人世的感知已如三春的枝条，抽芽绽放了。

这是一组温柔而敏感的摄影，以至不像摄影，而是悄然的凝视，凝成永逝的八十年代。那是中国都市处于前现代文化的最后一个十年，北京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校园风格在那十年中，临近终结。此后，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遍布北京校园的朴素设施、朴素装扮，大抵换代更新了：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莫不连同每幅照片中无所不在的八十年代的神态，逐渐地，永久性地消失了。

除了作为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届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的群体之一，共和国早期摄影中的少男少女，很少，甚至从未成为他(她)们自己。改革开放迄今，“TEENAGE”男孩女孩的影像迅速增多，迹近繁殖，但多数是漂亮的演员、模特，属于被装扮、被预期的角色，此外就是当今校园形相划一的符号，不见个性。乡村少年倒是并未在当代摄影中严重缺席，不论作为早先的幼龄公社社员(欢笑着，劳动着)，还是如今严肃摄影中的失学孩童或小民工(穷苦着，挣扎着)……在一个人性从来不曾获得充分表达的国度，少年儿童只是被摆布被利用的次要群体。可是略微察看西方摄影所捕捉的人群，我们会迎对许许多多生动的孩子，如幼兽，如青苗，与成年人的世界一起，构成无穷丰富的人性图谱；至于欧美电影，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经典是以一位半大不小的男孩的视角，叙述历史，构成动人而深刻的主题。

总之，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影像中，就我所见，第一次，有位摄影家如任曙林，使他的镜头所对准的每一位中学生仅仅只是少年，仅只意味着年龄，带着唯年龄所能赋予的全部生命感，饱含青涩岁月的萌动、稚弱、希冀，以及唯少男少女浑身蕴蓄的神秘感。这本影集中的大部分篇幅集中于北京朝阳区重点学校17l中学，除了上课时间，孩子们在校园内度过的几乎每一角落、每一瞬间，均被摄入作者的凝视。然而这不是校园摄影，而是一部关于青春密码的视觉文本，其中最为动人的凝视，指向孩子们在课余闲暇中的踟蹰无聊，发呆而出神的一刻，无可言说，然而历历可亲——在我们的就学时期，谁没有这一刻的惚恍记忆？

而八十年代是连空气中也满溢憧憬，何况少年期本属憧憬的年岁。国家的劫难与恶梦，过去了，当年这群中学生其实不很记得，更不了解在他们幼年，父母与家国发生了什么，以至不知道他(她)们得以归复正常学业后，被社会赋予怎样的期许。而他们还是宛然发呆了：在课间，在走道与操场，赢弱而轻盈，一身一脸是青春的无辜。任曙林的凝视一次次聚焦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在门边墙角，在散学前末一堂课的间隙，女孩与女孩，男孩与男孩，当然，还有男孩与女孩，群相倾谈，个别私语，或只顾无所事事地站一站，于是友谊的初始，未来的茫然，暖昧的性，未觉而将醒。作者的镜头甚至不必对准孩子的脸，只是背影，只是脚与鞋，只是走廊尽头的空墙，年少之人的懵然与欣悦，已在言说，一如他(她)们八十年代的衣装尽是岁月的细节，为照片所洗，随之成为黑白。

任曙林是文革后“四月影会”三届展览的早期参与者，师从狄源沧先生，是文革中接受西方现代摄影启蒙的第一代青年。日后，与他同代的摄影家开始了目趋多样的影像实践，而任曙林选择了校园的孩子。始于七十年代最末一年，他以长达八年的追踪，为我们留下这批珍贵的影像。当马拉美说：“世界归存于书本”，时在十九世纪，而摄影经已诞生，此后，我们可以说，岁月乃归存于照片——人与岁月，还有比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更其短暂惚恍而滋味无穷么？问及任曙林何以选择了一群中学生，他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在那时，在校园，已然萌发，并且决定了。

是这样么？我们已不能询问照片中的孩子们，无妨细细自问。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群孩子如今已较当年的任曙林更为年长，到了回望别家的少年的岁数了，甚或他(她)们的孩子已是初中生。这二十多年间，还有哪位摄影家亦如任曙林，属意于校园，窥探少年人的身影与内心吗？我很希望这批照片能使今日辗转于考试之苦的中学生们看一眼，而在我辈眼中，永逝的八十年代，可能唯余这批照片能使我们蓦然遭遇从前的自己。

任曙林拍中学生的时候，也正是我的中学时代。从1981年上初中，到1987年高中毕业，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的光阴。所以，看他的照片，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仿佛在照片中重新看到了自己，以及那段曾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任曙林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用时髦的话讲，也叫“低调”，他算是“四月影会”的资深人士，也是“重要成员”，但他从不张扬，仿佛永远都是一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样子，虽然心怀锦绣，但却平和而普通。

他辞去公职很多年，一直做自由摄影师，生活过得相对清贫，但却从未见他躁动和不安。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装修简单，一尘不染，几件简朴的家具，一台老式的电脑，地板是他自己铺的，然后又自己涂上了浅蓝的颜色。坐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心情会变得非常平静。

具体什么时候认识任曙林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刚开始知道任曙林，我曾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商业摄影师，因为他给我看的都是他拍的“商业片”——建筑、室内装修等等，那是他曾经的谋生的手艺。直到后来，2004年初，看到摄影家薛挺给他编辑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幻灯片，才让我真正了解了曙林。

在2004年的平遥摄影节上，在我主持的幻灯晚会上，我放映了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是从那个时候吧，我和曙林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一样。

之后的几年，曙林经常会到我的办公室聊天，其间我换了几个办公的地点，但不管多远，曙林总是骑着他的那辆28的大自行车，风尘仆仆，意气风发，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岁数的人常有的昏庸的状态。

2007年，我和好友金平一起在798创立了“映艺术中心／映画廊”，我们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摄影中心”。曙林是我们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坚定的支持者。我们的展览，曙林每次都会认真地观看，有时候还把观感写成很长的短信发给我。

大概从2008年底开始，我和曙林开始商量正式举办《八十年代中学生》展览的计划，先从编辑图片开始，2008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我从曙林家里背回了一个硕大的军用书包，里面是将近五十本相册，是曙林近几年自己挑选整理的几千张“中学生”的照片，从年代到内容，分类很细，使我观看和编辑起来都很顺利。但即使这样，编辑这些图片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2009年的4月的一天，我和曙林在他的家里一起做最后的挑选，最终选出了159张照片用于将来的展览和出版。这些照片正好跨越了1979年至1989年整整十年的“瞬间”。

让我很惊讶的是，虽然《八十年代中学生》从未正式展出过，但任曙林却已经拥有了众多的粉丝，而这些粉丝绝大多数都跟摄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2010年的12月，由我策展的“任曙林／钟立风音乐影像展”在映画廊举行，这是一次崭新的尝试，现场民谣演唱与“八十年代中学生”图片幻灯放映相结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观众流下了热泪。

一位任曙林曾经拍摄过的女中学生，看完幻灯后，对任曙林说：本来她以为青春已经不在了，但现在她发现她的青春还活在这些照片里。

2011年4月30日，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即将正式举行了。从开始准备展览到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我忽然感觉，其实这个展览早就开始了，从2004年的平遥开始，任曙林的那些照片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就已经永远雕刻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

那日松

2011年4月15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影像中，就我所见，第一次，有位摄影家如任曙林，使他的镜头所对准的每一位中学生仅仅只是少年，仅只意味着年龄，带着唯年龄所能赋予的全部生命感，饱含青涩岁月的萌动、稚弱、希冀，以及唯少男少女浑身蕴蓄的神秘感。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