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9.4(星期二)
坐了一夜的火车，早晨抵达北京站。两位先生也跟我们一样乘坐硬席，因为卧铺票很难买，只好跟弟子们一道受熬夜困倦之苦了。作为研究生的我们几人还不具有报销卧铺票的资格，早就有通宵不寐的心理准备，所以下车时依然兴致不减，精神饱满。
出了站大家乘地铁到了京西地区，住在先生事先已联系的一个招待所中。
住地离北京大学不太远，我们几个人中又有一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提议去北大看看，结果一拍即合，稍事安顿后，大家便前往北大校园。在埃德加·斯诺墓前和未名湖畔分别留影。
1979.9.5(星期三)
两位先生各自去寻访故旧，忙自己的事去了。全天没有统一活动，剩下我们就自由得无拘无束了。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自然要回到父母身边去短暂团聚，剩下几个“无家可归”又举目无亲的就只能随遇而安，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支配一天的时间了。但大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显然都很珍惜读研的几年时光，不肯虚掷时日，各自心里都存着不甘人后的竞争意识。
1979.9.6(星期四)
记得我首次来北京是1963年的夏天，这次算是故地重游，自然对这里的一切没有太多的新鲜感。客观地说，北京比十五六年前是有些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并不显著，因为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经历了十年“革命第一、生产第二”的荒唐岁月，城市建设必然滞后，所以我对它的市容市貌没有观览的兴趣。用冯先生的话说，北京太土了，照上海差多了。但北京的“土”也毕竟有耐人寻味的韵致，“土”的底蕴还是深厚的。
大家一起去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我边看展品边作了一些记录。一些铜器上的铭文颇有价值，比如周宣王时代的一件器物上记载了周厉王时“国人”暴动的事，参与暴动的有“邦人、正人、师氏人”等，是可佐证《国语·周语》所记“召公谏厉王弭谤”之史实确凿无疑。
我对博物馆中陈列的“巢车”、“水排”较为关注。“巢车”即古代的活动嘹望台， “水排”是古代的一种水力鼓风设备，东汉建武七年(31年)，水排已经在河南南阳地区首先使用，而欧洲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使用水力鼓风设备。
1997.9.7(星期五)
上午，师生一道去了北海与景山公园。因为史树青先生下午才有时间见我们，我们决定上午在天安门左近活动。
下午，史树青先生与我们会面。史先生虽年事已高，但颇有风度，衣着也很考究，言行举止让人心生敬畏。史先生显然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有系统的准备，所以这次会面就把预想中的“讲学”变成了彼此对等交流的漫谈。史先生就读书与科研的关系发表了值得深思的见解。但言谈间，透露出的自矜、自得，不禁让人有如芒在背的不舒服感。
既是“漫谈”，时间就可长可短。看得出，史先生也不想久坐长谈，所以一个半小时后，就告别史先生而离开天安门广场一带。
上午自由活动。在招待所里看书，并摘记一些要点。时间很快到了中午。
下午，傅、冯两先生带我们去北京师范大学，与杨钊、朱仲玉等几位该校教师会面并座谈。因为没有设定什么主题，所以较为散漫随意，想到就说，宾主双方皆无拘无束，气氛温馨，交流畅达。涉及到当前文化领域一些具体问题：如香港发行的帛画邮票，年代不大对劲儿；话剧《王昭君》中的道具铜镜不像汉代而像唐代的式样，且昭君王嫱的艺术形象也与历史人物大相径庭，似乎在为当代的民族政策做历史渊源的形象图解；《光明日报》错将“京都”作“东京都”……如此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几位教师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给人印象较深。
1979.9.9(星期日)
早饭后，乘火车去山西北部的大同市。下午邻近晚饭时分才抵达。
列车行进速度缓慢，让人觉得枯燥乏味。但正可借此时机饱览冀西北地区和雁北地区古朴苍凉的自然风光，这一地带有许多关隘、要塞，演绎过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留下过许多志士仁人与英雄好汉的足迹，这些足迹虽已湮灭在丛莽荒草之中，却已深深铭刻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记忆里。P3-7
尊敬的读者诸君：
感谢您成为本书的热心读者，首先我要为我们之间的这份“书缘”祈福，祝愿您读有所获、思有所得。
呈现在您眼前的小册子是作者三十多年前写的一些老日记、拍的一些老照片。作为这些老日记的作者和这些老照片的主人，之所以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把它们拿出来付梓面世，确实有我自己的较深层次的文化思考，我愿写给读者诸君，以供阅读本书参考。
1978年我参加了“十年浩劫”结束后的全国第一次统招研究生的考试，结果被录取了，成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杨公骥教授的五位应届研究生之一，专攻先秦两汉文学。别人说我的考取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始终认为这是历史给了我一次难得的机遇。所以入学之后，我格外珍惜读研的三年时光。
1978年10月初报到入学，10月9日上午，老师讲了培养方案，其中令大家兴奋不已的一项内容，是三年之内将安排两次去外地的参观访学活动。本书中的一篇篇老日记、一帧帧老照片，就是当年两次参观访学活动的真实记录。
第一次访学活动是在1979年9月4日至11月13日，历时七十天。由长春出发，去了北京、大同、太原、西安、咸阳、临潼、乾县、兴平、礼泉、蓝田、韩城、长安、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兰州、敦煌、郑州、洛阳、登封、南阳、安阳等地。其中在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和敦煌停留天数较多。参观了省、市、县级博物馆、文化馆等十余座，与几只考古工作队及他们的发掘现场亲密接触。亲临数处古迹遗址，感受中华古老文明的深沉底蕴与博大丰采。期间，多次聆听了北京大学、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师大、兰州大学等及许多文物考古部门专家学者、著名教授(如霍松林、赵俪生、费振刚、胡念贻、史树青等)的专业讲学。
第二次访学活动是在1980年9月12日至11月1日，历时五十天。先后去了济南、泰安、曲阜、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等地，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访学就教活动。慨然应允而为我们讲学的有近二十位先生，其中就有姜亮夫、蒋天枢、朱东润、施蛰存、马茂元、陈子展、唐圭璋等当时就年事已高的声名卓著的古代文学大师级的学者，这些老先生李口今都已作古，但我的老日记留下了他们当年的宏论，描述了他们的风采神姿与生存环境，记下了他们对后学者的殷切嘱托与美好愿望。
我已从时、空、人几个方面简单地勾勒了两次访学活动的轮廓，等于为有兴趣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个指南。
日记是三十多年前的原生态文字，照片是三十多年前的老而又笨的相机拍出的黑白小照。文字与照片都能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面貌与人文状态的某些情形，是真实可信的流年碎影，是值得回味的时光档案，也是作者个人早年读研生活的雪泥鸿爪。
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三十多年虽是转眼一瞬，厨围一切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人们对度量衡等计量单位的称谓已渐趋统一；而当年，在全国各地则各有各的称谓用语。我的老日记如实地记录了众多受访者的言论及他们的当时用语。为了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尊重受访当事人的话语权，也为了保持老日记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我没有强行统一计量单位的称谓。好在老日记记录的是曾发生的历史，而不是今天才写成的产品说明书，我这样处理这些原生态文字，想必读者诸君是能够理解与接受的。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岁月的变迁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已今非昔比，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生活也确实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理由：每人仅五百元人民币的差旅费，访学五十天，甚至七十天归来时，还能微有剩余；所到之处，参观诸多历史遗迹、博物馆，绝大多数是免费的，连敦煌莫高窟也分文不要，个别收费单位如刚刚对外开放的秦始皇兵马俑展馆也只收几角钱而已；请著名学者、专家、教授讲学，一律慨然应允，且不取报酬，有的是我们登门拜访求教，有的径直主动到我们住地来讲，着实让人感动。如果放在今天，像姜亮夫、唐圭璋、朱润东、陈子展等大师级学者，真不知该给人家多少“出场费”了！那些自以为很了不得，其实连给大师提鞋都不配的文化人，不是动辄就要几十万的“出场费”吗？面对历史上真正的大师，这些人真该汗颜自愧了！ 说远了，就此打住。 祝好！
《一个老研究生的访学日记》是一本老日记，是作者盛广智在“十年浩劫”结束后，全国第一次统招研究生，并在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杨公骥教授的研究生时所写的访学日记：第一次访学活动是在1979年9月4日至11月13日，历时七十天，所访教授有霍松林、赵俪生、费振刚、胡念贻、史树青等；第二次访学活动是在1980年9月12日至11月1日，历时五十天，所访教授有姜亮夫、蒋天枢、朱东润、施蛰存、马茂元、陈子展、唐圭璋等。
《一个老研究生的访学日记》中的一篇篇老日记、一帧帧老照片，就是当年两次参观访学活动的真实记录。书中所记的这些老先生如今都已作古，但作者的老日记留下了他们当年的宏论，描述了他们的风采神姿与生存环境，记下了他们对后学者的殷切嘱托与美好愿望。
呈现在您眼前的这本《一个老研究生的访学日记》是作者盛广智三十多年前写的一些老日记、拍的一些老照片，也是作者在“十年浩劫”结束后，全国第一次统招研究生，并在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杨公骥教授的研究生时所写的访学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