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鲁迅身后事》由朱正著，为“而已丛书”之一，收录的是一组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包括探讨鲁迅致死的原因、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鲁迅的述评、鲁迅著作整理出版中的问题。此外，书中还有一组对鲁迅同时代作家例如胡适、朱自清、聂绀弩等人的研究文章。

《鲁迅身后事》由朱正著，主要内容是一组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包括探讨鲁迅致死的原因、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鲁迅的述评、鲁迅著作整理出版中的问题，这些都属于鲁迅身后事的范围。此外，《鲁迅身后事》还有一组对鲁迅同时代作家例如胡适、朱自清、聂绀弩等人的研究文章。

前记

鲁迅死因“正、反、合”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两篇《伤逝》

“木瓜”其人其事

回忆文的可信程度

小人张凤举

鲁迅与邵洵美

异中有同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邵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

读资中筠，想起鲁迅

一个抄本

 附录：戴文葆《<为了忘却的记念>抄后记》

初版本的特别价值

删掉的信息

这叫“审读”吗?

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

“我”是谁?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陈琼芝和《鲁迅全集》

贵在新见

 ——读王福湘著《悲壮的历程》

“政客”这顶帽子

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

隔膜

 ——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为反对而反对

 ——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

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

略谈《胡适全集》第一卷所用的底本和第四卷的校勘问题

《胡适全集》中的重复

《胡适全集》中的阙失

注释献芹

朱自清的一句诗

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介绍《叶圣陶年谱长编》

一本亲切的人物传记

“我首先是个人”

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战争结束了。在沦陷了八年的北平，从天上飞来了一些接收人员，从地下钻出了一些“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的作为给了人们怎样的印象呢?

这时，在北平汇文中学，一个十二岁的初中学生，在他一个人办的壁报《五十年代》上，发表了一个他写的小独幕剧。剧本前面的小引是：“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场景的布置是咸亨酒店门前，一开场，阿Q装扮全然空军模样，扬长走上。剧中上场的还有王胡、孔乙己、酒店学徒、老拱……这些《呐喊》中的人物。剧中的孔乙己说：“小弟也曾从事地下工作，小弟之腿，便乃在敌宪兵队吊折的也。”

这个独幕剧的作者就是邵燕祥。那时，他从长他五岁的哥哥那里读到了鲁迅的《野草》、《呐喊》和《彷徨》，也看到了田汉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他的这个独幕剧，就是对田汉剧本的模仿。这想必是邵燕祥最初的文学创作。他的起点，就同鲁迅有了这样一种渊源。(见邵燕祥著《热话冷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23页。)

五十年代初期，邵燕祥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受到公众注意的时候，是一位抒情诗人。可是，他的文学活动，他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却是从杂文开始的。据他自述，“我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锦州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由口舌说起》，开始通过报刊发言，算起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年。而自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一度误以为‘杂文时代’真的结束，就少写杂文多写诗歌了。”(见《邵燕祥文抄(三)·梦边说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大家都知道，在鲁迅的文学遗产中，不论就数量还是就意义说，杂文都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有志继承鲁迅文学事业的邵燕祥，从写杂文起步，就是很自然的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轻的邵燕祥以为，已经进入了不再需要杂文，只需要讴歌的崭新的时代。他就是凭着这样一种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拿起他的诗笔：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邵燕祥《到远方去》，1952年作)

这个年轻人，对于未来，就是这样充满希望，充满着信心。这种情绪，确实也是更适宜于用抒情诗来表达。从此读者不时可以看到他清新的诗作。

鲁迅也写过几首新诗，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也算是参加对于这一新的文学体裁的“尝试”吧。那时，像胡适，刘大白等人的新诗作品中，旧体诗词的痕迹还时有流露。比较起来，邵燕祥更喜爱鲁迅那些竭力摆脱旧诗词影响的作品。他说：“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五四’时期第一批新诗作者，如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周氏兄弟和郭沫若，都于古典浸润很深，但他们在写新诗时都竭力避免诗词的腔调，在这方面鲁迅和周作人表现得最为彻底，……他们努力建设的是以现代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为基础的新诗，基本上是自由体，即使创为格律也是自由地创设的新格律；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古典诗歌体裁和格律的影响。”(邵燕祥《一样情思，两副笔墨》，见《非神化》，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页。)这也是他自己写新诗的态度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五十多万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坎。邵燕祥也就从此在诗坛上消失了。二十二年之后，像一场噩梦醒来，他重新出现在文学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虽然他依然怀着年轻时那样的信念和信心，可是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受难，对于历史的曲折，已经作过许多深入的思考。他还在写诗，在北京鲁迅故居门前，他写的是这样的诗句：

潮湿，阴冷。一九七六年的初春，

我又看见整整半个世纪前淡淡的血痕。

鲁迅先生那时候横眉怒斥屠杀者：

你们终久会知道——死尸有多么沉!

门前，逡巡……那永远微笑的温和的面影，

可不就是“自蹈死地”的“暴徒”刘和珍?

鲁迅先生!先生!我终于没有敲你的门。

我不愿再惊扰——您的怒犹未息的灵魂。(见《邵燕祥诗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这时，他有许多思考，却是抒情诗所无法容纳，无法表现的。年轻时写过杂文的邵燕祥，很自然的又拿起杂文的笔了。他在《绿灯小集》的“前记”中说：“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而且即使是面对某些客观存在的弊病和精神领域的锢疾，也是谋求疗救，而不出以呻吟的。”

P105-108

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写鲁迅的。这以后的五十年间，我写得多的也还是有关鲁迅的题目。有时候，是自己觉得有些心得想要发表出来；有时候，是有些报刊的编辑先生出了这方面的题目命我作文。总之是写得不少。至今也还在写。

文章写了，总是希望有人看，有人注意的。遗憾的是，看来它并没有起到我希望它起的作用。我不曾奢望在“鲁研界”之外还有读者，可是竟也没有引起“业内”人士的注意。举个例说吧，我曾经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文章，指出1981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中的问题、缺点乃至错误。有一位记者还因此称我为《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可是看2005年版十八卷本的《鲁迅全集》，就可以发现有许多被指出过的旧版的错误仍旧沿袭了下来，并未改正。就在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几个这一类的小例。如此说来，我写那些“挑剔”的文字，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我想，它对新版《全集》的编者虽然没有能帮上忙，却还是可供新版的读者参考的，因此我想把这些文章再印一次。

鲁博书屋的萧振鸣老板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发行有关鲁迅的书刊，我的几本小书也承他热心发行，十分可感。现在他受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一部“而已丛书”，邀我加盟，我就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所写的文字里选编了这一本。其中有谈鲁迅的死因的，有谈假如他还活着会怎样的，所以用《鲁迅身后事》做书名。还有几篇谈鲁迅著作编注出版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属于身后事。也有几篇文章谈的是他生前的事，例如同一些人的关系等等。书中最长的一篇谈民权保障同盟，这常常是被鲁迅的传记作者大加强调的题目，可是似乎从来也没有谁真正说清楚过。我呢，当然也没有能够完全弄清楚。在档案公开之前，大约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了。

为了不使这一本过于单薄，我把一些同鲁迅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也编到一块了，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个编法。

此次成书，《鲁迅研究月刊》常务副主编周楠本先生帮助我做了许多技术性的工作，谨向他表示谢意。

2006年3月13日朱正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