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门户，弃儒经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仅以祁县为例，元代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有出现过大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朝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北方边境建设了九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因此从明代中期开始，山西人的经商风气就开始形成。
祁县的气候并不算好，土地也不是很肥沃，物产有限，当地百姓把经商作为唯一的出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有300多家粮店，其中有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按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乔致庸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他幼年聪颖过人，好学勤奋。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乔致庸便成了乔氏这个大家族的顶梁柱。无奈之下，他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
乔致庸曾经有过一段很清闲自在的日子，年轻时的乔致庸有钱有闲。当时一个县令的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却有1000两白银年薪，还不算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的丝茶生意大受影响。当时社会上的生意主要有六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
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内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乔致庸汇通天下，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已经存在的票号是平遥的“日升昌”，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商业回报。
当时全国上下只有5个大票号，其中最大的日升昌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他的理想非常先进，汇通天下就类似于当今的银联。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相当艰难和具有风险——比如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有票号，汇一两银子去，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却无畏风险艰辛。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筹划。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和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劫，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在乔致庸的经营下，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
乔致庸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集到这样大的资本？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的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乔致庸将几乎所有的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动资金在800万—1000万两，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P29-31
本系列图书将清朝重要历史人物尽收其中，展现了清朝三百年的历史风云，披沙沥金，洋洋大观，出版社的编辑和本系列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此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财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社领导和编辑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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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商人的地位不高。统治者总认为商人是投机钻营、不事生产之辈，所以，商人在历史上常常倒霉。汉武帝为了出征匈奴，就强行向商人和富户征收财产税，并且鼓励人们告发隐匿财富的人，这项措施叫做“算缗”和“告缗”。明朝时，朱元璋要修南京城墙，富商沈万三主动表示愿意出钱，承担一部分城墙工程，没想到朱元璋大怒，说：“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幸亏马皇后进谏，才免他一死，发配云南了事。
但是，这种老脑筋，到了清朝真是不得不改了。因为此时的中国已被西方赶超，而成了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没有发达的商业，不能刺激生产，社会财富不会大量增加；没有发达的商业，我们只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产品倾销地，眼看着大量白银哗哗地流走。在国家衰落、事事不如人的当口，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在思索如何振兴图强，与外人竞争，商人也不例外。于是，涌现了像张謇（jian）、盛宣怀、叶澄衷、朱葆三这样的商人。
张謇本是—个书生，江苏南通人。1894年的春天，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当时年已不惑的张謇拔了头筹，成了状元。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大好前程正等着他。然而，1895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悲愤至极。他说，我宁可为国家做点真正有用的事，也不愿去做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僚！张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从而发出了近代中国最响亮的“实业救国”的呼吁，并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后来，他办起了大生纱厂，接着又办铁冶厂、榨油公司、肥皂公司、盐业公司、轮船公司、渔业公司，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一个饱读诗书、满口仁义礼智的状元郎，要转变成满脑子成本与利润的资本家，张謇精神世界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他始终把“救国”当成他从商的终极关怀，实业是救国的手段，他为纱厂取名“大生”也出自《易经》之“天地之大德日生”，“富民”“强国”成为他克服内心世界矛盾的根据，使之获得了道德和理性的力量。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著有《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人世的精神。张謇的“实业救国”理念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儒家是重义轻利的，经商为社会所不齿，居社会之末流，但到了明清时代，工商业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尤其到了近代，“清末新政”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实现价值的老路已被堵死，只能另辟新径。所以大批官僚士绅纷纷弃官经商，下海创办实业。这是对于百年来官本位思想的冲击，是社会的进步。古老的中国大树开始发出新枝！
清代的那些巨商是了不起的，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富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介绍的巨商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山西乔家大院的建造者乔致庸，传奇徽商胡雪岩，丝绸名店瑞蚨祥的掌门人孟洛川，宁波商团的先驱人物、上海澄衷中学的创始人叶澄衷，红顶商人、洋务运动的中坚盛宣怀等。
让我们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认识他们的胸襟和抱负吧！
姜越主编的《鸿商富贾：千古流传的大清巨商故事》介绍了清代巨商大贾的故事。他们是：山西票号创始人雷履泰，山西乔家大院的建造者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丝绸名店瑞蚨祥的掌门人孟洛川，宁波商帮领头人、声震上海滩的叶澄衷，晚清官僚资本家、洋务运动中坚盛宣怀，末代状元、立志以实业救国的张謇……
清代的那些巨商是了不起的，他们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让我们走近《鸿商富贾：千古流传的大清巨商故事》，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认识他们的胸襟和抱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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