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率日军41师团、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5万重兵，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史家认为，抗战八年，最艰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是1942年：而在1942年几十次“扫荡”中，“又以‘五一’大‘扫荡’为最残酷。”日本军方则认为，这是他们“最完善的作战”，是所谓“努力的结晶”。《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作者丁晓山三赴石门，四下冀中，查阅了敌我双方大量文献，走访了吕正操等60多位幸存者，以史学的严谨，用纪实的笔法，将我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首次揭示出来。读之令人扼腕，读之令人震撼。

丁晓山所著的《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全景式展现八年中最残酷的日军大“扫荡”。

在这本《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里，我们想告诉国人，六十多年前，在冀中，我们的民族，遭受到怎样一种耻辱，我们的同胞，经历了怎样一种劫难。

在这本书里，我们要告诉后人，六十多年前，就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出过我中华民族最纯种的好汉、最坚贞的女性。

引子

第一章 厉害角色对厉害角色

 1.彭德怀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1941年7月7日，北平，日伪头面人物都在谈论着一个人

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

 2.“吕司令，那可是个厉害人物”

1941年7月7日，路西，25000人齐声高唱：“跟着聂司令前进”

1941年7月7日，安平县子文镇，冀中军区驻地

第二章 冀中、冀中

 1.如果把华北比做一盘围棋，冀中就是中间的“大空”

吕正操说：“冀中平原大得很，我们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并不擅长下围棋的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

 2.八路的米粮仓，华北的乌克兰

“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

运粮这出戏：“武唱”与“文唱”

 3.“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

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1.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

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

1940年，“讨伐重点是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

 2.“四一年可就不同哆”

彭德怀吼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向我方”

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3.从冀中开刀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减少一个日本兵，即可节省二千日元

1942年3月，石家庄，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

动着，最终指定冀中

说说几个老冤家

第四章 等待狼群

 1．“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石门情报站，一段历史悬案

 2．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

定期的操练

“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能打的”和“能说的”

从游击区回到巩固根据地，“像是进了天堂”

 3．进入倒计时

“狼来了”

“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

“五一”前夜

第五章 五月一日

 1．5月1日至10日：“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吕正操指着在天上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

飞机来看我们了”

“老子准备打一万人”

 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网”

“这回鬼子可真来了”

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顺着麦垄就过来了，“八路的，八路的”

“回抗会”主任被抓去干活，“苦力顶好顶好”

冲出“拉网合围”的骑兵团干部，想起合围圈里的惨景，谁都说不出话来

 3．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

5月27日，定县北疃村，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人，从地道口给拖出来，然后

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6月9日，深泽县宋家庄，日本兵被打得精神崩溃

第六章 那个年月

 1．“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

“沙皇和列宁分家”

“打杀汉奸”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2．到路西去，到路西去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

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

 3．侵略者的悲哀

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

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

尾声

后记

1．彭德怀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1941年7月7日，北平，日伪头面人物都在谈论着一个人

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开始。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入日军之手。

1937年8月8日，日军正式举行了所谓“入城式”。

从此，北平的和平居民，骨肉同胞，就生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北海的白塔、昆明湖的长堤，就践踏在日军的铁蹄之下，笼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之中。至此，已是整整四年了。

1941年7月7日这一天，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在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本部，在西长安街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总部，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伪治安军报纸《武德报》社，在宣内大街“皇军”俱乐部、六部口“人民”俱乐部，在所谓北平的银座——东单那些日本人、高丽人开的酒吧间、吃茶店、大烟馆里，日伪头面人物和一些消息灵通的人，都在传播着一条新闻：现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多田骏中将晋升为大将，卸任回国，新任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大将即将到任。

深知内情的人透露说，多田骏长官名义上虽说晋升为大将，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因为大本营对华北共军发动百团大战深感震惊，认为他镇压不力，治安太坏，才来了个明升暗降。所以，多田骏长官虽说升为大将，但心情并不愉快，只得黯然归国。

不过，听众对多田骏长官的心情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即将到任的新的司令长官，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的个性……这对于即将在新任司令长官指挥下作战的日军军官们和急于投靠新主子的汉奸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于是，那些对冈村宁次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在这一天可成了红人，人们都围着他们，听他们发布“消息”。

冈村宁次，明治十七年(1884年5月1日)生，东京人，在1941年应该是57岁。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名将”同属25期，是同期同学，比多田骏还晚一届。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开始得很早，20岁时已是步兵少尉，21岁任小队长，参加过日俄战争。23岁任步兵中尉，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当时阎锡山、孙传芳等人均为该校学生，故而冈村宁次与他们还有师生之谊。29岁升为步兵大尉，任中队长。35岁升为步兵少佐，不久去欧洲旅行。38岁任大队长。39岁升为步兵中佐，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工作。此前冈村宁次虽说多次来过中国，但从此才算正式研究中国大陆问题。4l岁，到中国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43岁，升为步兵大佐，任联队长。48岁，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次长，参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同年升为陆军少将，主持陆军现代化的研究，8月，又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52岁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54岁，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1940年3月，调任军事参议官，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熟悉日军的人士评论说，从冈村宁次的经历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其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过1927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在所有将军中，具有如此经历的只他一人。”人称“中国通”，会讲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相当熟悉。

二是曾任过除旅团长以外的日本陆军各级指挥官，且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实际经验。日军中“大将固然不少，却没有具备这样经验的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三是在晋升和授勋时，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旋即被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冈村宁次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专程前往中国为冈村宁次授勋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予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故而这又是一次破例。

这么一个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着相当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老鬼子，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劲敌。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在处事和个性上，冈村宁次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冈村宁次多次强调，“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主官应“着重考虑大局。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炼。”认为统帅不应陷入日常琐事，搞事务主义，而应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冈村宁次平时集中精力思考“大题目”，把具体事务委与部下，并极少干涉部下的工作。对他这一风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触的。冈村宁次任十一军司令官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宫崎周一说：“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而冈村宁次“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这段话自然不乏吹捧之辞，但也令人感到冈村宁次的确有比其他日军将领高明的地方，用宫崎的话说，就是所谓“着眼点高”。

不过，要说冈村宁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细节，那也是不全面的。冈村宁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时，又极其注意某些细节问题。

P11-13

《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一书2005年5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厚爱，几家报纸选载，新浪·读书频道全力推荐，冀中的老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少网友也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但我心里明白，这本书还是有诸多缺欠的。比如一些文字尚欠流畅，一些史料付之阙如。我看不到冀中区党委的会议记录；看不到冀中军区的电报底稿；看不到日军相关部队(如41师团、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作战记录，这主要是指这些日军部队的《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等，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各部队上报的《战斗详报》。当时在27师团任联队旗手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回忆说：

在联队旗手的工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是《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的记述。虽然记述《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是联队副官的职责，但是在很多联队里都是旗手或秘书来记述的。而记述内容则是军队的规则所决定的。《阵中日志》由中队级以上的部队负责记述，以便作为将来写作战史的资料，记载各部队或各人的经历、遇见的各种情况、所看见的诸多亨情等。《战斗详报》是战斗结束后各级指挥官做的文字报告，内容包括战斗前敌我形势的概要，各阶段战斗的经过，有关部队的行动，敌我交战的兵力，对方部队的番号、编制、装备、战术、指挥官的姓名，以及战斗结束后敌我形势的概要等，所记述的内容都是被条令所明确规定的。另外，与《战斗详报》有所区别的还有《战斗要报》。这是根据作战指令，在某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或者当天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太阳落山以后，立刻向各部队指挥官提出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当前的战斗经过概要，敌我的形势，对方情况的判断以及自己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敌我损失情况的概要，弹药和燃料的消耗数量和剩余数量等……中队或大队上报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中的内容，通常都被认为只不过是认真做成的作文而已。特别是在日军方面损失较大的情况下，《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记载往往有扩大战果的倾向。(《中国战线从军纪》，页58～59，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第一号》和《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中译文载《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日双方档案尚没完全公开，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文献是非正式出版物，印量很少，图书馆也末收藏。比如在日本人编的《太平洋战争书籍目录》、《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等工具书中查到一些线索，部队番号、时间地点都对得上，但几经查找，仍无下文。

这一次，主要就针对上述两点进行了修订。对文字进行了全面的删改，对冀中老同志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新的采访，并辗转托入，挖掘出一些新的档案。文字的可读性、史料的丰富性，均当大大超出原作。离历史的真相，又逼近了一步。当然，这还有待读者的评判。

期待着各位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2011年3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写这本书，我是有几个没想到的。

一是没想到会去研究冀中的抗战史。我是江苏海门人，抗战时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是敌我争夺的一个焦点。原本是想写写家乡抗日的事的，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00万颗民族心》，正是反映这一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的。于是我只能转而研究抗战时期敌我斗争的另一个焦点：冀中。对这一选择，我无怨无悔。

二是没想到这书写起来这么难。沉下去后，即发现相关史料匮乏。我方的资料当然有一些，但偏偏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上，却又付之阙如；敌方的资料当然也有一些，但能够看到的也实在太少。华北日军曾有计划地焚毁秘密文件，残余的文献又难以看到。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调查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处所藏档案，认为日华北驻屯军的“档案和资料还没充分公开”。这可真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还不算什么“巧妇”。事情逼得我去加大采访和实地考察的力度。后来常跟人说，并不是要赶什么“口述历史”的时髦，而是客观情况逼得人这么去做。不过这样也好，等于是抢救了一大批史料。是冀中的老人们，是那场劫难的幸存者们，帮助我抹去了沉睡在历史真相上的尘土。

三是没想到这么受教育。本来，人到中年，波澜不惊；加之我所受的史学训练，要求保持冷静与理性的态度，少掺杂主观的东西，以求弄清历史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一点不动感情呢？当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次次刺激着我，气噎填胸，写不下去。多少次我放下手中的笔，仰望朗朗星空，发出心底的呐喊：

这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在“五一”反“扫荡”斗争中英勇殉国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写这本书，我要感谢许多人。感谢吕正操同志、刘沙同志、史立德同志、白力行同志、刘秉彦同志、费国柱同志、高存信同志、孙毅同志、吴西同志、帅荣同志、成学俞同志、马玉槐同志、黄桦同志、丁廷馨同志、冯佩之同志、吕品同志、武斌同志、李盾同志、管林同志、杜敬同志、肖寒同志、傅铎同志、弓桐轩同志、冉淮舟同志、卓雄同志、张震寰同志、石豁同志、胡友孟同志、王炎同志、刘少华同志、田丹同志、刘燕瑾同志、李其煌同志、屈培壅同志、曹洪涛同志、马仲秋同志(以采访先后为序)等冀中的老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回忆，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感谢中国人事出版社姚松柳先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魏树宁先生在早期采访时所给予的帮助，感谢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国防大学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定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衡水市及原冀中腹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及肃宁、河间等县党史办所给予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也是很难完成的。

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秦超先生，感谢关注此书出版的史略先生、张越先生、刘敏先生、朱晋平先生、吕彤羽先生、王端阳先生、左武平先生、左月燃女士、周华玲女士，还有不少朋友，功成不居，不愿提及，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这本书是难以和读者见面的。

本书选用了一些历史照片和历史地图，也一并向有关人士表示谢意。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作者

2005年4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2011年3月改定